貞人甲骨文書風以時序演變傾向為特質，構成縱向的五大時期，同一時期的貞人書契之間，當然也存在著差異，從而構成橫向的不同書風表現(xiàn)。這種縱橫交織的書風演變傾向，在金文中尤為突出。金文書風的縱向時序演變有各種不同的分期觀。現(xiàn)綜合諸說，結合橫向的考察，分述如下。
第一時期為商金文和西周前期金文。商金文很少，銘文也不長，長達十幾字或幾十字的銘文多見于帝乙、帝辛時期，其書風一如同時期的 《宰豐刻骨》。如 《其卣》,委婉圓轉的筆畫，樸茂自然，多見肥壯的痕跡。西周前期包括武王、成王、康王三代，受殷人書風影響，金文書風亦以樸茂自然的肥壯筆畫見長，在銘文增多、章法空間日益拓寬的現(xiàn)象中，顯現(xiàn)了一種闊大氣派，如屬武王時期的《天亡簋》、屬成王時期的《令簋》,都表現(xiàn)了這種氣派。但統(tǒng)觀這一時期的金文，從點畫結構到筆畫形象，從章法布局到藝術氣息，存在著同一的傾向性，即不見過多的人工修飾痕跡，一任手書的原來狀態(tài)。筆畫中段肥厚，兩端略呈尖狀；字形大小隨結構復雜度而忽大忽小，布局也隨之而變，幾乎難以察知人工擺布的痕跡，給人一片渾然的天籟之感。

《天亡簋》

康王時期的《盂鼎》,銘文長近三百字，可謂此時期的宏文巨制，其書風在點畫形質上未見多變，但字形結構和章法布局已明顯得到了人為的控制，出現(xiàn)了較為清晰的序列感，意味著周人書風的出現(xiàn)。

《盂鼎》

第二時期為西周中期和晚期，自昭王至幽王，是周人書風確立、成熟、發(fā)展及其多樣化表現(xiàn)的時期。此時期的金文，點畫中帶有突兀性的肥筆逐漸消失，點畫兩端和中段也日益勻整，顯得線條勻凈，字體結構日趨方整勻落，章法秩序也日益明朗，字距行距清晰。這種規(guī)整、和諧、靜穆的書風表現(xiàn)了周人禮法秩序的完善和確立，當然也是書體演變向線條化發(fā)展的結果。如恭王時的《墻盤》、宣王時的《虢季子白盤》等已在筆畫形質、體態(tài)章法上顯現(xiàn)出小篆化的傾向，無疑是金文制作者的精心之作，表現(xiàn)了一絲不茍的藝術功力，與禮器的文化要求合和為一體，也是禮法秩序對其潛在的影響。
說周人書風的藝術多樣化表現(xiàn)，可舉《毛公鼎》、《散氏盤》為例。厲王時的 《散氏盤》,文十九行，共三百五十字，是矢散兩國劃定疆界的盟約。其字體結勢一反常見的長方形縱勢，而呈扁方形橫勢，與后出的戰(zhàn)國時期的楚長沙帛書十分相似；其點畫，不講究平整，相向豎畫之腳或左長右短、或左短右長，橫畫或左低右高、或左高右低，不可端倪，錯落搖曳。結字筆畫密度，常置于字的下半部，給錯落搖曳的筆畫動感以穩(wěn)實的基點。點畫交接處，方圓轉折并用，任其手書的原貌。章法瀟瀟灑灑，如滿天星斗，似不經(jīng)營，又見勻均，是人工匠心和自然天成的巧妙融合。總體上給人一種欹正相生、自由活潑的藝術感，非常富有生氣，風格獨特。

《散氏盤》

《毛公鼎》又是另一種風格。其文三十二行，長達四百九十七字，是至今所見的最長的一篇金文，為周宣王策命毛公,委以政務，整肅紀綱，興革政治的策命文。銘文依鼎勢而布，縱橫有序，從宏偉的整體中給人一種莊重嚴整的感覺。字形大小劃一，結構縱方。點畫在左右方向上似乎受到嚴格的控制，顯得嚴謹，在上下方向上則顯得舒展輕松，擒縱自如，筆腳齊整，不見錯落，字勢平整，不見欹側。在總體上呈現(xiàn)出一種“正書”的風格，典雅圓勁，有廟堂之氣。

《毛公鼎》

如果把 《墻盤》、《虢季子白盤》、《散氏盤》、《毛公鼎》等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審視，其不同的藝術風格，就更一目了然。僅章法布局就變化多端，各有特色，周人金文的藝術水平由此可見一斑。
第三時期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金文。西周銅器主要是王室的器皿，諸侯和王臣鑄器者絕少，所以西周金文均出自王室史臣之手筆，其鑄作也是王室的宮廷工匠，代表了當時的國家級藝術水平，當然也是周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周王室之器幾乎絕跡，諸候和王臣之器大量涌現(xiàn)，其金文書風亦因地域文化特質的不同，而具有強烈的地方色彩。
以齊、魯為代表的東土金文書風，在儒學思想重禮崇義的背景下，有 “泱泱乎大國之風”。如春秋時的 《國差??》、戰(zhàn)國時的《陳曼簠》,都是齊國金文，前者寬綽而柔動，后者方折而勁直，均以瘦勁的點畫、疏朗的章法為特點，字體之內(nèi)常見寬松之處，表現(xiàn)了一種內(nèi)在的氣度。
以秦、晉為代表的西土金文書風，在法家尚武務實精神熏陶下，似乎無暇于“文”,承接了西周中晚期的書風，以方整的結體和純正的線條，保持著文字的規(guī)矩，如晉國的《書氏缶》、秦國的《秦公殷》。它們的美，不作任何夸張，盡在嚴格的和諧對稱之中，法度謹嚴，可與秦刻石媲美。
以楚、越為代表的南土金文書風，處在道家浪漫尚氣的氛圍中，好發(fā)想象求文麗，書體奇巧而常帶文飾，文字似乎不再是文字，而是一種可以作為藝術加工的對象，甚至出現(xiàn)了鳥篆之體，如《越王勾踐劍》和《王子午鼎》,皆屬工藝性、裝飾性的美術書體。
燕、魏北土金文書風，以茂密壯實為特征，如魏《郘鐘》。中土諸國，在東西南北之間，金文書風似乎也受其不同傾向的浸淫，表現(xiàn)出不同的特點。如鄭國 《叔上匜》有齊魯之風，蔡國 《蔡侯申盤》有鳥篆書之態(tài)。
綜上所述，金文書風自殷末至戰(zhàn)國，凡三變，經(jīng)歷了殷人書、周人書、諸侯書的演進。殷人金文在敬鬼神尊天地的神本思想文化氣氛中，表現(xiàn)出渾然天成的自然氣息，以一種外拓的意境為特質。西周初期的金文，因周文化尚未建立自己的統(tǒng)序，或自感落后于殷文化，以吸取殷文化為主，所以也表現(xiàn)出這種特質。周人書風的確立，以禮制文化對金文書的滲透為標志?！耙笕俗鹕?，率民以事神?！苋俗鸲Y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禮記·表記》)以禮、德為文化主柱的宗法秩序，使周人書傾向于人事功用，從而趨于規(guī)整，表現(xiàn)了人工匠心的藝術功力，以內(nèi)斂的意境為特質。諸侯書有各自的地域風格，是以士族文化和諸子百家學說為背景的，如果說殷人書、周人書是王室史臣之手筆，那么諸侯書可說是士族參政的結果。諸侯身邊的史臣們，文化觀念各不相同，又受各國地域風貌、民俗習性、物產(chǎn)經(jīng)濟等的影響，形成了多種多樣的審美觀念和審美習慣，于是出自他們手筆的金文，也就難以一統(tǒng)了。
金文之書風固然是由工匠參與鑄作的結果，但從器具的形制、使用和花紋圖形來看，很難想象是由工匠直接完成的，只有在具有高度文化藝術水平的史臣的總體設計下，包括提供金文書寫的原本，工匠才能有所依據(jù)而作。所以金文書風是史臣們的書風，這些史臣就是當時的書法家?？上缀鯖]有一個史臣在金文中留下姓名。
工匠之書在金文中也有，那就是金文中的刻劃書。隨著鐵器的使用，青銅銘文出現(xiàn)了直接的刻書，以戰(zhàn)國時期為多。這種刻劃金文，有著甲骨文的特點，瘦勁的手書痕跡，有草率，有恭正，有圓曲，有方折，顯得活潑多姿，充滿了生氣，這在各國兵器銘文上表現(xiàn)得很充分。最能體現(xiàn)工匠之書藝術水平的莫過于《中山王方壺》和《鄂君啟節(jié)》。《中山王方壺》,河北中山王墓出土，四面環(huán)刻，文長七百多字，章法布局規(guī)整劃一，字形都控制在長方體內(nèi)；點畫瘦挺勁直，夾以圓轉筆姿，細微處委婉曲潤，起迄處時見刀鋒，有裝飾性的環(huán)圓，但又不是鳥篆書，恭正中見精美。《鄂君啟節(jié)》,為戰(zhàn)國時楚懷王發(fā)給受封在湖北鄂城的鄂君啟的水陸通行符節(jié)，制成竹節(jié)狀，且劃有界線，通篇類似簡冊。文字銘刻后錯金，是至今所見錯金銘文最多的銅器。其書風，在界線中顯得很有章法，縱橫有序，行距較密，字距較疏。但細觀其點畫結構，卻欹正相生，錯落有致，絕無刻板之狀，寓生動活潑于有序的章法之中，而且較多地保留了手書的動感，神韻盎然。這兩件銘刻金文是否先有書丹，不得而知，但鑿刻者必是工匠，而且是熟諳書藝的高級工匠，否則難以表現(xiàn)出如此高超的技能水平，因為落刀是無悔的！所以，這兩位工匠是戰(zhàn)國時期的無名書家，可與那些史臣、大夫書法家比肩。

《鄂君啟節(jié)》

如果說出于史臣、大夫們之手的金文書法也屬于文化人世傳書法的統(tǒng)序之內(nèi)的話，那么鑄作或鑿刻金文的工匠也有一種世傳的傳統(tǒng)。前者作為一種文化教育手段，而后者則是一種職業(yè)手藝的世傳習俗，兩者都具有文化世傳沿襲的功能，只不過在文化形態(tài)的表現(xiàn)層次上有所不同罷了。前者是一種文化知識和藝術修養(yǎng)，后者是一種獲得衣食的職業(yè)技能； 前者世傳的目的是為了保持家族的榮譽和文化地位，特別是政治地位，后者世傳的目的是為了繼續(xù)能使這份手藝成為養(yǎng)家糊口的經(jīng)濟來源。形態(tài)雖有“雅”、“俗”之分，但實質相一致——保持家族文化的延續(xù)，方式相一致——口授手傳。民間工藝的家族世傳性跟士族世家的文化世傳有著同樣重要的文化意義。從這里的金文工匠開始考察，直到以后的歷代刻石書工匠，均可謂代代相傳相沿不絕，如果不是世傳之舉，就幾乎難以解說清楚這種特有的文化現(xiàn)象。
所以，金文書法從書風的有形顯現(xiàn)上表現(xiàn)了藝術上的文化意義，特別是地域書風的出現(xiàn)，對以后書藝風格流派的地域性表現(xiàn)有著深刻的影響。而金文書法的文化隱性表現(xiàn)，可以工匠書及工匠參與鑄作為代表。這種狀況在無形中培養(yǎng)了中國最早的一批民間書手。這是青銅文化時代有別于甲骨文化時代的關鍵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