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宗畹(瑛)為經(jīng)理的科學補習所是湖北地區(qū)的反清革命小團體。
湖北是資產(chǎn)階級政治活動開展較早的地區(qū)。著名洋務派官僚張之洞長期任湖廣總督，在鄂辦工廠、練新軍、設學堂、派游學，造成了龐大的洋務系統(tǒng)。帝國主義侵略和洋務活動刺激了當?shù)孛褡遒Y本的發(fā)展。官辦學堂里的部分青年蔑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教，紛紛接受西方資產(chǎn)階級民主思想。最初，他們擁護改良派的維新變法主張，但在自立軍失敗后，其中許多人迅速地傾向革命。在拒俄運動的高潮中，武漢的愛國活動在國內(nèi)處于醒目地位，1903年，學生呂大森、朱和中、胡秉柯、賀之才、時功璧、時功玖、張榮楣、吳柄樅、李書城等經(jīng)常在花園山李步青宅和水陸街吳祿貞宅集會，宣傳排滿，并介紹有志青年知識分子入營當兵，還與會黨有了聯(lián)系。他們實際上成了一個革命團體，但沒有一定的組織形式。他們的活動受到了官方的注意，官方采取了巧妙的對付辦法，派他們出國游學以分散他們的力量，激烈者派往歐洲，純謹者派往日本。1904年初，朱和中等相繼離鄂，吳祿貞被調(diào)往北京，他們那無形的革命團體便解體了。不過，就在這時，由于華興會的影響，湖北的革命運動又發(fā)生了轉機。
1904年3月，華興會會員胡宗畹因組織助日學生軍為官方所忌，由黃興介紹到吳祿貞處避難，因此結識了當?shù)氐母锩肿?。他和張難先等談論革命的方法，認為“革命非運動軍隊不可；運動非親自加入行伍不可”^[1]。于是，胡、張二人便投入新軍工兵營當士兵。胡宗畹(1884—1932)字經(jīng)武，后改名瑛，湖南桃源人。他出身于破落的小吏家庭，原在長沙經(jīng)正學堂讀書，是黃興的學生。以后加入同盟會時，與同鄉(xiāng)宋教仁、覃振齊名，號稱“桃源三杰”。胡、張兩人結識了在軍中的一批知識分子展開宣傳，散發(fā)《革命軍》、《猛回頭》、《孫逸仙》、《黃帝魂》等書，還利用飯后在操場上講歷史故事，啟發(fā)士兵覺悟，收效很好。
這年5月，呂大森從家鄉(xiāng)再到武昌。呂大森(1881—1930)字槐庭，湖北建始人。湖北武高等學堂第三班班長，1903年春曾在武昌曾公祠發(fā)表拒俄演說。花園山的無形團體離散后，他因病回鄉(xiāng)休養(yǎng)。返武昌后，經(jīng)同鄉(xiāng)康建唐介紹，認識了胡宗畹。他們?nèi)送瑥狞S州來的何自新一齊商量，都認為非組織一機關，不足以聯(lián)絡同志。這一建議得到了朱子龍、劉靜庵、馮特民等的支持。于是，由呂捐款五十元，租定閱馬廠東廠口某屋為會所，準備建立革命組織。胡退伍，呂退學，專任組織工作。7月3日(夏歷五月二十日),科學補習所正式成立，到會者三十余人，其中“以各學堂及各軍營中人為最多”^[2]。稍后，所址移至魏家巷。
科學補習所對外是一所補習學校，主要招收在校學生進行課余補習，每逢星期日由教員輪流講授史地、數(shù)學、外語、理化、衛(wèi)生?？茖W補習所的章程標明其宗旨為“集合省同志，取長補短，以期知識發(fā)達無不完全”^[3],但在內(nèi)里，它是革命黨人賴以聚集同志進行革命宣傳，組織革命活動的機構。胡宗畹被推為該所經(jīng)理，呂大森為干事，分任干事者，尚有曹亞伯、時功璧、宋教仁、張難先、康建唐等人。參加科學補習所的革命活動者，還有朱子淘、陳從新、雷天壯、毛復旦、李勝美、歐陽瑞驊、王漢、易本羲、田桐、余誠、季雨霖、孫武等人。其中有些人同時還是華興會的會員。由于科學補習所表面是一所補習學校，它的師生并非全部都是革命黨人，但不少人是在這里開始接觸到反清革命思想的。
科學補習所的一項重要活動，是招待“遠來愿入學堂及入營者”,“代為安置一切”^[4]。當時，劉靜庵在新軍馬隊營管帶黎元洪處當書記，了解招兵情況。科學補習所便大量介紹知識分子從軍。胡宗畹還招來會黨分子，介紹入伍。會黨分子入伍前，必須接受密約，謂：“吾漢人四萬萬，亡國于滿清之手，已二百數(shù)十年，受盡苦痛，諸君此次入伍，務學成健兒，待時機至，起而革命，光復漢族，為一定之宗旨?！?sup>[5]密約中的排滿革命說教，雖然簡單狹隘，但它體現(xiàn)了聯(lián)絡會黨的一種新方式。革命黨人突破會黨的組織，對其成員直接進行初步教育和約束，并送至新軍中去接受訓練。
胡宗畹派易本羲回湘籌措經(jīng)費，因而得知黃興正在組織起義，胡、呂赴長沙聯(lián)絡。洞庭舟中，呂大森賦詩曰：“此行好借春風便，鼓起人間革命潮?！?sup>[6]他們住在黃興家中，商量起義大計。胡宗畹被推為華興會鄂分部總理，呂大森為施南及四川分部總理，負責組織響應。當時，已經(jīng)是7月，離長沙起義時間不遠，呂便偕康建唐赴施南。胡負責武漢方面的指揮，派何自新赴荊宜，周維楨、張榮楣赴四川聯(lián)絡會黨；宋教仁赴長沙與黃興聯(lián)絡；武漢的軍隊和學堂都派有專人負責運動。華興會購買的槍械彈藥，也由胡宗畹、王漢去江西湖口運來。胡與劉靜庵等集議：得到長沙發(fā)難的消息，就先殺死張之洞、張彪等人，王漢任刺張之洞，易本羲任刺張彪，李勝美率工程營劫火藥庫，劉靜庵督率前衛(wèi)營為接應。
響應的準備工作正緊張進行時，長沙華興會機關被查抄，科學補習所與華興會的關系暴露?？茖W補習所得到長沙方面的密電，急忙布置隱蔽。胡宗畹、王漢將槍械埋藏在漢陽鸚鵡洲，劉靜庵銷毀所內(nèi)文件，張難先通知成員躲避。10月28日，張之洞得湘撫電報，連夜派兵搜查魏家巷所址，結果一無所獲，僅探聽到租房人是文普通學堂學生歐陽瑞驊。當時，梁鼎芬仍然主持學務處，由于補習所師生大多是學堂師生，他怕案情擴大與己不利，便向張之洞說情，僅將歐陽和已離校的宋教仁二人開除了事。
科學補習所作為革命團體只存在了短短數(shù)月，并且是在華興會直接影響下活動的，但它還是鮮明地顯示了自己的特點。和華興會一樣，補習所的骨干也幾乎都是知識分子，但他們主動投身于新軍的行伍。新軍不同于八旗、綠營和練勇，它在相當程度上采用了資產(chǎn)階級軍隊的編練方法和軍事技術，官佐和士兵都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識。湖北地方的革命知識分子面對著張之洞龐大的洋務集團，這個集團不僅對當?shù)孛褡遒Y本處于壓倒的優(yōu)勢，而且嚴密地控制著當?shù)氐男屡d文化事業(yè)——學堂、報紙、書局等等，洋務事業(yè)吸收了不少學堂出身的知識分子。這種情況，使得這批革命知識分子無法通過自己熟悉的手段在社會上產(chǎn)生重大的影響，從而迫使他們擴大革命的通道，把目光轉向下層社會?？茖W補習所并沒有偏廢會黨，但將注意力投向新軍營伍卻是他們的創(chuàng)舉。此前，革命黨人也是非常重視運動軍隊的，不過他們或者只依靠會黨在舊軍中活動，或者只聯(lián)絡上層軍官，和投身軍校以圖謀取要職，只有科學補習所的成員親身入營當兵，奮力將反動統(tǒng)治者培養(yǎng)的社稷干城改變成反動統(tǒng)治的掘墓人，這樣，就打開了一條新的獲取革命力量的通路。這一創(chuàng)舉雖然因補習所活動短暫未見效果，但在往后武漢地區(qū)的革命活動中，卻日益顯示出其重要的意義。
科學補習所遭受破壞后，多數(shù)成員還留在當?shù)?，并不愿就此罷休。1904年冬，清廷兵部侍郎鐵良南下巡查軍事財政，軍國民教育會會員張學濟從日本回國組織行刺。他邀請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成員蘇鵬同到武漢，胡宗畹、王漢參加了他們的行動。他們企圖在鐵良出入必經(jīng)的路上埋置炸彈，沒有成功。王漢、胡宗畹誓達目的，1905年夏歷元旦后，他們得知鐵良由京漢路返京的消息，便跟蹤北上。王漢(1883—1905)字怒濤，又名潮，圻水人，年方二十二歲，是一個熱情的青年。他下定了一去不復返的決心，賦詩向新婚方一月的妻子訣別：“若使斷頭成永訣，愿卿含笑賀孤魂！”^[7]2月中旬，他們在河南彰德等候由開封回京的鐵良，可是鐵良沒有下車，行刺計劃落空。王漢激憤之余，在安陽一家客店中留下遺書和手槍，投井自殺。武漢的革命黨人十分崇敬王漢的犧牲精神，但是他們沒有再采取王漢的暗殺手段，而是按照自己獨特的道路前進。
在王漢等謀刺鐵良之時，另一湖北青年梁耀漢自日本返鄂。梁耀漢(1883—1912)字瀛洲，漢川人，留學東京振武學校，曾加入拒俄義勇隊。像科學補習所的骨干們一樣，梁耀漢也認為要進行革命排滿，非親身投入兵營運動軍隊不可，回鄂不久即入營當兵，后又由士兵被選拔進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他的行動，影響了不少有志青年知識分子紛紛投筆從戎。梁耀漢輕財重義，結識了不少軍界、學界人士，他們志同道合，于1905年春夏間發(fā)起成立了革命團體群學社。
原科學補習所的成員，少數(shù)加入了群學社，多數(shù)仍散處社會。群學社成立之際，劉靜庵應武昌美國教堂中華圣公會會長胡蘭亭的聘請，任該教堂附設的日知會司理。劉靜庵(1875—1911)名貞一，湖北潛江人?？茖W補習所被破壞時，他避入圣公會，事后照舊回馬隊營供職，因受黎元洪懷疑辭去，曹亞伯便把他介紹到圣公會。中華圣公會設于1901年，日知會是其閱報室的名稱，同年開設。室中陳列新書、報紙，兩湖書院、經(jīng)心書院學生常來閱覽，劉也是讀者之一。劉靜庵接事后，添置書報，熱情招待讀者，大受歡迎，補習所的成員因此漸漸都重新取得聯(lián)系。他與胡蘭亭洽商，要借日知會名義辦補習班，開講演會，“謀革命以救國”,得到胡的許諾。于是，劉靜庵擬定規(guī)約，建立秘密團體，吸收成員，但仍用日知會之名；成員入會，沒有嚴格形式，著重灌輸宗旨，使其傾心革命。日知會利用教會閱報室的特殊條件，公開陳列革命書報，每星期日開會演說，宣傳革命宗旨。這種宣傳活動促使許多讀者聽眾轉向革命。1906年2月，日知會開正式成立會，與會者達百余人。日知會設有干事會和評議會，劉靜庵任總干事，辜天保、李亞東、潘善伯、李勝美、徐祝平等為干事，馮特民、陸費逵等為評議員，各學堂、兵營均設有代表，以資聯(lián)絡。
日知會出現(xiàn)后，武昌同時有了兩個規(guī)模相當?shù)母锩鼒F體，互爭雄長。劉靜庵創(chuàng)辦江漢公學和東游預備科，梁耀漢也創(chuàng)辦明新公學，雙方都利用學校宣傳革命，培育青年，但相互間門戶森嚴。很快，雙方都感到這種局面不利于革命運動的發(fā)展，于是公推既是日知會員又是梁耀漢好友的李亞東作為調(diào)解人，調(diào)處兩會關系。李向梁耀漢陳說了門戶之見的害處，梁欣然表示愿意撤銷群學社，全體加入日知會。日知會與群學社合并，加強了武漢的革命力量。
二十世紀初年，武漢三鎮(zhèn)是革命小團體最發(fā)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