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　麟

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圍里，現(xiàn)代決不可與古代脫節(jié)。任何一個現(xiàn)代的新思想，如果與過去的文化完全沒有關系，便有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絕不能源遠流長、根深蒂固。文化或歷史雖然不免經(jīng)外族的入侵和內(nèi)部的分崩瓦解，但也總必有或應有其連續(xù)性。

儒家思想，就其為中國過去的傳統(tǒng)思想而言，乃是自堯舜禹湯文武成康周公孔子以來最古最舊的思想；就其在現(xiàn)代及今后的新發(fā)展而言，就其在變遷中、發(fā)展中、改造中以適應新的精神需要與文化環(huán)境的有機體而言，也可以說是最新的新思想。在儒家思想的新開展里，我們可以得到現(xiàn)代與古代的交融，最新與最舊的統(tǒng)一。

根據(jù)對于中國現(xiàn)代的文化動向和思想趨勢的觀察，我敢斷言，廣義的新儒家思想的發(fā)展或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就是中國現(xiàn)代思潮的主潮。我確切看到，無論政治、社會、學術(shù)、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爭取建設新儒家思想，爭取發(fā)揮新儒家思想。在生活方面，為人處世的態(tài)度，立身行己的準則，大家也莫不在那里爭取完成一個新儒者的人格。大多數(shù)的人，具有儒家思想而不自知，不能自覺地發(fā)揮出來。有許多人，表面上好象在反對儒家思想，而骨子正代表了儒家思想，實際上反促進了儒家思想。自覺地、正式地發(fā)揮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學運動，只是時間早遲、學力充分不充分的問題。

中國當前的時代，是一個民族復興的時代。民族復興不僅是爭抗戰(zhàn)的勝利，不僅是爭中華民族在國際政治中的自由、獨立和平等，民族復興本質(zhì)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復興。民族文化的復興，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份就是儒家思想的復興，儒家文化的復興。假如儒家思想沒有新的前途、新的開展，則中華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會有新的前途、新的開展。換言之，儒家思想的命運，是與民族的前途命運、盛衰消長同一而不可分的。

中國近百年來的危機，根本上是一個文化的危機。文化上有失調(diào)整，就不能應付新的文化局勢。中國近代政治軍事上的國恥，也許可以說是起于鴉片戰(zhàn)爭，中國學術(shù)文化上的國恥，卻早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國青年們猛烈地反對，雖說是起于新文化運動，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無生氣，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應付新文化需要的無能，卻早腐蝕在五四運動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權(quán)，喪失了新生命，才是中華民族的最大危機。

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促進儒家思想新發(fā)展的一個大轉(zhuǎn)機。表面上，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個大運動。但實際上，其促進儒家思想新發(fā)展的功績與重要性，乃遠遠超過前一時期曾國藩、張之洞等人對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國藩等人對儒學的倡導與實行，只是舊儒家思想的回光返照，是其最后的表現(xiàn)與掙扎，對于新儒家思想的開展，卻殊少直接的貢獻，反而是五四運動所要批判打倒的對象。

新文化運動的最大貢獻在于破壞和掃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軀殼的形式末節(jié)，及束縛個性的傳統(tǒng)腐化部分。它并沒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學術(shù)，反而因其洗刷掃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顯露出來。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相號召的胡適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戰(zhàn)略，據(jù)他英文本《先秦名學史》的宣言，約有兩要點：第一，解除傳統(tǒng)道德的束縛；第二，提倡一切非儒家的思想，亦即提倡諸子之學。但推翻傳統(tǒng)的舊道德，實為建設新儒家的新道德做預備工夫。提倡諸子哲學，正是改造儒家哲學的先驅(qū)。用諸子來發(fā)揮孔孟，發(fā)揮孔孟以吸取諸子的長處，因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假如儒家思想經(jīng)不起諸子百家的攻擊、競爭、比賽，那也就不成其為儒家思想了。愈反對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愈是大放光明。

西洋文化學術(shù)大規(guī)模的無選擇的輸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發(fā)展的一大動力。表面上，西洋文化的輸入，好象是代替儒家，推翻儒家，使之趨于沒落消沉的運動。但一如印度文化的輸入，在歷史上曾展開了一個新儒家運動一樣，西洋文化的輸入，無疑亦將大大地促進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西洋文化的輸入，給了儒家思想一個考驗，一個生死存亡的大考驗、大關頭。假如儒家思想能夠把握、吸收、融會、轉(zhuǎn)化西洋文化，以充實自身、發(fā)展自身，儒家思想則生存、復活而有新的發(fā)展。如不能經(jīng)過此考驗，度過此關頭，它就會消亡、沉淪而永不能翻身。

所以儒家思想是否能夠有新開展的問題，就成為儒家思想是否能夠翻身、能夠復興的問題，也就是中國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復興的問題。儒家思想是否復興的問題，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思想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是否可能的問題。中國文化能否復興的問題，亦即華化、中國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是否可能的問題。

就個人言，如一個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為主體，以中外古今的文化為用具，以發(fā)揮其本性，擴展其人格。就民族言，如中華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夠繼承先人遺產(chǎn)，應付文化危機的民族，則儒化西洋文化，華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如果中華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為主體去儒化或華化西洋文化，則中國將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權(quán)，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讓五花八門的思想，不同國別、不同民族的文化，漫無標準地輸入到中國，各自尋找其傾銷場，各自施展其征服力，而我們卻不歸本于儒家思想而對各種外來思想加以陶熔統(tǒng)貫，我們又如何能對治這些紛歧龐雜的思想，而達到殊途同歸、共同合作以擔負建設新國家新文化的責任呢？

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人是否能夠真正徹底、原原本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洋文化。因為認識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真正認識了西洋文化便能超越西洋文化。能夠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轉(zhuǎn)化、利用、陶熔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是建立在徹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儒家思想的新開展，是在西洋文化大規(guī)模的輸入后，要求一自主的文化，文化的自主，也就是要求收復文化上的失地，爭取文化上的獨立與自主。

根據(jù)上面所說，道德傳統(tǒng)的解放，非儒家思想的提倡，西洋文化的輸入與把握，皆足以促進儒家思想的新開展。

原載1941年8月《思想與時代》第1期

〔鑒賞〕　賀麟(1902—1991)，現(xiàn)代哲學家。1926年畢業(yè)于清華留美預備學堂，1926—1931年在美國研讀西方哲學史，獲哈佛大學碩士學位。1932年回國，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1955年起在中國科學院(今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他在中國哲學方面有較高的造詣，也是黑格爾研究專家。他沿著理性主義思路，把新黑格爾主義同陸王心學結(jié)合起來，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創(chuàng)立了“新心學”思想體系，是第一代“現(xiàn)代新儒學”四大家之一。

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華兒女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救亡圖存的運動。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從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志士仁人們從深層次認識到，近代中國被動挨打的根源，在于文化上的危機所致。賀麟對此有同感，斷言“中國近百年來的危機，根本上是一個文化的危機”。他思考的重點，在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轉(zhuǎn)向。其文化哲學思想集中體現(xiàn)在《文化與人生》一書中，書中對涉及文化的各種關系進行了探討，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觀。賀麟于1941年發(fā)表在《思想與時代》雜志上，后收錄《文化與人生》中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一文，首先提出了“新儒家”的概念，對復興儒學的基本主張作了詳盡的闡述，被認為是現(xiàn)代新儒家的“宣言書”。他強調(diào)，“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將是“中國現(xiàn)代思潮的主潮”。建立一種“現(xiàn)代與古代的交融、最新與最舊的統(tǒng)一”的新儒學，以期“蔚成新儒學運動”，是他努力的方向。

此文是要為他提出的“新儒家”思想張目，賀麟的理由有三個：

其一，中華民族的復興，取決于儒家文化的復興。中華文化的危機，主要是儒家思想失去了應付新文化能力的危機。在民族復興的時代，中華民族不僅要爭取政治上的自由平等，還要爭取儒家文化的復興，實現(xiàn)文化上的獨立自主，收復文化上的殖民地。在賀麟看來，“民族復興本質(zhì)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復興”。他認為，儒家思想要有真生命，就必須不斷自我拓展，言孔孟所未言，行孔孟所未行。儒家思想是否能夠有新開展，就是儒家思想是否能夠復興、中國文化與中華民族能否復興的問題。

其二，以諸子之學來發(fā)揮孔孟之道，發(fā)揚孔孟的真精神。新文化運動是形成新儒學思想的一個大轉(zhuǎn)機。因為新文化運動的最大貢獻在于破壞和掃除儒學的僵化部分，“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顯露出來”。借此機會，可以提倡非儒家的諸子思想，“用諸子來發(fā)揮孔孟，發(fā)揮孔孟以吸取諸子的長處”，形成新的儒家思想。

其三，援西學入儒，以收復文化上的失地。西洋文化的輸入，給了儒家思想一個生死存亡的大考驗。如果“儒家思想能夠把握、吸收、融會、轉(zhuǎn)化西洋文化，以充實自身、發(fā)展自身，儒家思想則生存、復活而有新的發(fā)展”。這是一個“以儒家思想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是否可能的問題”。賀麟認為，“儒化西洋文化”是有可能的，這樣中國將會獲得文化上的自主權(quán)。否則，儒家思想就會沉淪消亡，中華文化就會陷于“文化上殖民地”。儒家思想的新開展，不是排斥西洋文化，而是要徹底把握西洋文化。只有讓輸入到中國的外來文化，歸本于儒家思想而加以吸收、轉(zhuǎn)化、利用、陶熔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才能擔負起建設新國家新文化的責任?！叭寤餮笪幕钡谋举|(zhì)，是在對西洋文化的把握的基礎上，去促進新儒家思想的形成。

賀麟提出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被視為現(xiàn)代新儒家的綱領。一方面，他重視民族文化的主體性，離開儒家文化，近代以來國人所面臨的精神家園迷失問題，便得不到徹底解決；另一方面，又強調(diào)文化建設中的一個基本原則，即要始終抱有開放的胸襟，堅持民族性與世界性相結(jié)合。賀麟對傳統(tǒng)儒學的根本缺陷有著清醒的認識，主張必須吸收、融合西方文化及其他哲學，如傳統(tǒng)文化中的非儒家成分，來充實改造傳統(tǒng)儒學，只有這樣建構(gòu)起來的文化才是我們需要的、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