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諫”故事歪曲了柳公權，也累及他的書法。這位一生“耽于書學”,也累于書法的“侍書學士”,書名雖盛，品其書藝卻難。自晚唐以降，歷代書學家論柳不乏其人，可多是泛論，大同小異，好像柳公權的書藝沒什么文章可做。這實在是書史對這位于書事百般迷戀、虔誠、執(zhí)著，并開派成為后人楷模的大書家的又一不公之處。
由于柳字刻了碑，真跡不復存在，于是就存在摹拓失真，或拓版差別甚大的現(xiàn)象。這給后人的評論帶來一些困難。宋歐陽修就說過：“公權書往往以模勒失其真，雖然，其體骨終在也?！碧锰玫牧?，在宋代的書家眼中，就只剩下一幅 “體骨”,幸哉？ 悲哉？
更有甚者，宋代米芾對柳字的批評甚為激烈。米芾有詩曰： “歐怪褚妍不自持，猶能半蹈古人規(guī)。公權丑怪惡札祖，從此古法蕩無遺。”把柳公權說成是 “丑怪惡札祖”,語氣之激，實為不允。葉秀山認為米芾本人的書法，雖力學大王，可終究未逃脫柳字筆法。(參見《書法美學引論》)不過，從米芾詩的最后一行，我們倒可以看出，柳公權的楷法革新達到了完全成熟，從而使得古法蕩然無存。
不管評論之得失，柳體被歷代書家奉為楷范。從前面提到文宗召他于御前作真、行、草三體書的史實中，可見他是一個精通各種書體的全能書家。他的行草書，今人所見法帖雖不多，亦能代表有唐一代書法的風格，以《蘭亭詩》為最著名。其字跡雖較豐肥濃艷，但骨力清勁，無半點俗氣。明人孫鑛跋此帖曰： “誠懸書力深，此詩文率爾摘錄，若不甚留意，而天趣溢發(fā)，正與清臣《座位帖》同法。然彼猶饒姿，此則純仗鐵腕敗筆誤筆處乃愈妙。可見作字貴在無意，涉意則拘，以求點畫處之趣寡矣?！?《書畫跋·跋柳誠懸書蘭亭詩文》)此帖曾被董其昌刻入《戲鴻堂帖》中，后又因乾隆皇帝酷愛此帖，重新摹入《蘭亭八柱帖》第五冊中。其次有《蒙詔帖》也很負名氣。因帖中寫有 “翰林”字樣，故此帖又稱《翰林帖》。此帖作于長慶元年(821),正值柳公權四十四歲中年之際，其書字氣勢超邁，意態(tài)雄健。除真、行、草書而外，其實柳公權的篆書也頗精妙。經他 “篆額”的碑文存世不在少數(shù)。
不過，在柳公權諸體書法中成就最高的，當推楷書。為他所創(chuàng)立的“柳體”書法藝術流派，就是專指楷書而言。也正是這個指代柳公權書法的“柳體”楷書，在中國書法史上“櫛風沐雨”千余年而經久不衰，始終成為歷代書家與習字者的臨習范本。所以，對其書法藝術的分析、研究，即是對楷書 “柳體”的析釋。
“柳體”的出現(xiàn)是書史的必然產物
傳統(tǒng)書學對于書法家及其藝術風格的形成，津津于師承的渲染，動輒某某先師某家，又轉師某某、某某數(shù)家，某某作品系 “出”自前人某某作品，以此渲染其不平凡，而忽略了“史”的客觀性和歷史與共時的全面性，結果反倒大大淡化了真不平凡的書家及其極具個性的藝術風格。這無疑也是傳統(tǒng)書家的一大弊缺。前人對柳公權泛論多可看作如此。
《舊唐書 ·柳公權傳》 曰：
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
劉昫寫正史，對這位書法家的人物作傳，意在寫人，論書從簡，是情有可原的?！端嚫拧拧芬嘣疲?font color="#0A0A6C">
柳誠懸書，《李晟碑》出歐之 《化度寺》; 《玄秘塔》出于顏之《郭家廟》。至如 《沂州普照寺碑》,雖系后人集柳書成之，然剛健含婀娜，乃與褚公神似矣。
應該說，劉熙載此言并不錯，但不全面。其實，“柳體”的誕生，決不只是在唐代社會審美的時尚影響，對某幾位同時代前人書家進行“尚法”的師承中融會而生，而是中國書法史的必然產物。循著“史”的這條直線向上推溯，“柳體”之所以生成，不僅與同時代的幾位書家有關，還與北派書法的變遷有著內在的關系。此外，柳體又是依據(jù)漢字形體變遷的內在規(guī)律所進行的完美的藝術創(chuàng)造，這一點也不可忽視。
前人論柳書，雖然多籠統(tǒng)之言，但其中也有能夠切中大要者。如董其昌曰： “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 《禊帖》面目相似”(《畫禪室隨筆》),此言強調一個 “變”字； 又如蘇軾曰： “柳少師書，本出于顏，而能自出新意，……”(《書唐氏六家書后》),此言肯定一個“新”字。這一變一新，“柳體”于是問世。變的是什么？新是指什么？回答這兩個問題，不僅是研析柳體的審美價值所在，而且是確立其在書法史中的地位。
“柳體”與北派書法
中國書法史有“南北書派”之分。清人阮元曾劃分曰“南派由鐘繇、衛(wèi)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鐘繇、衛(wèi)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書分南北派》)如此劃分合理與否暫且不論，以所列名目看“派”之說，從時間上向前推論，可謂起源于漢末，形成于魏晉而延及唐人。從書風而言，大致 “北派”書法古樸厚拙，雄渾勁利，最具風格特征的是以“骨力”見勝。“南派”書法妍美流便，俊逸柔媚，“而乏骨力”。從書史演進所居地位看，“南北”兩派并存卻各有主次，僅時間長短不同而已。
向來研究書史的人把隋代楷書視為唐代楷書的前身?！八宕挥卸潭倘吣辏@一時代的書法藝術，上承兩晉南北朝因革發(fā)展詭奇百變的遺風，下開唐代逐步調整趨向規(guī)范化的新局，這一過渡時間，是我國中世紀書法史上一個大關鍵，值得做一番綜合性的分析研究。”(沙孟?！堵哉搩蓵x南北朝隋代的書法》)沙翁斯言極是。僅就“南北書派”而言，在短命王朝的隋代發(fā)生過急劇變化。繼南北朝之后占隋代書壇主體地位的“北派書法”本應得到更大的發(fā)展，由于隋文帝時渡江滅陳，江南多有書家入隋，使北方書壇在很大程度上染上“南派”書風，加上后來隋煬帝深慕江南文化而波及書法藝術，特別是他身體力行而竭力提倡南派書法，而使“北派書法”在短時間內便少有發(fā)展了。如果說初唐書壇具有對歷史的承續(xù)性，無疑更是對隋代書壇史實的踵事增華。
帝王的喜好，影響了一時的書風，體現(xiàn)于隋煬帝；更推動了一代的書風，體現(xiàn)于唐太宗。初唐，李世民尤其推崇并效法王羲之書，在朝野上下掀起了學王的高潮，“南北書派”在此時明顯呈現(xiàn)“南主北次”的局面，“北派”書法更得不到發(fā)展的機會。當回頭檢點阮元所列初唐代表書家歐陽詢、褚遂良為北派書家時，或有不盡情理處便一目了然。若言 “北派書法”在初唐以歐陽詢?yōu)樽钫?，其“歐體”楷書不過于外觀諸多特征中保持著“北派書風”的筆致、體勢，而從運筆的勢態(tài)中，又多有直指“王書”的“宛轉”筆勢。至于褚遂良的“褚體”楷書，運筆柔潤，結體秀美，其風格恐怕更難入于“方正勁挺”的北派。相反，書史上之有“褚體”出現(xiàn)，直至中唐，原來“北派”剛健、沉雄的書風每況愈下到消逝幾近的地步。不過，審美文化中的藝術流派，是共時多樣，并存并進。況且，書法自生成伊始，便與漢字結下不解之緣。從文字學觀，“北派書法”的形成，是漢字形體變遷過程中一種帶有必然性的文字現(xiàn)象，在任何時代、任何情況下，它的內在發(fā)展規(guī)律并不會因為外部的審美時尚的變化而改變。它只是以緩慢迂回的方式在繼續(xù)發(fā)展著。在漢字楷體字體尚未最后完成變遷任務的初唐乃至中唐時期，對暫時被強行壓抑的“北派”書法應該作如是觀。
中唐盛世，審美文化在特定的社會基礎上發(fā)生了巨變。落實到書法，那 “北派書法”得 “春風吹又生”。這時，在書史上具有勇挽狂瀾之力的顏真卿，高舉“北派書風”的旌旛，成為第一個在對初唐書法及上推到 “二王”書法進行反叛性繼承的“變法”實踐者，形成了雄渾質樸的 “顏體”,從而顯現(xiàn)了北方書派的藝術生命力。顏真卿的“變法”是偉大的，但不夠徹底。雖然有“顏筋”之謂，仍不足以和“北派書風”駿爽的骨力審美同質。唯有繼顏真卿之后的柳公權，以一個藝術家的姿態(tài)，更徹底、更全面地作出了進一步的 “變法”。所變之法，首先在于 “變右軍法”,即 “南派書法”之法，去其“宛柔”,創(chuàng)骨力清勁的“柳體”?？涤袨樵f： “柳公權書，矯肥厚病，專尚清勁。”(《廣藝舟雙楫》)說明 “柳體”的形成，是從點畫結構、結體取勢以至書寫形態(tài)的諸方面所作的有意識發(fā)展的一種概括，是“北派書法”在唐代繼續(xù)發(fā)展的結果。同時，又是克服“北派書法”自身在圭角、結體、風神等外形和內蘊的不正與散漫處，汲取南派書法之長，從而使南北書法在晚唐獲得最后一次融合的產物。
“柳體”與唐人書法
歷史而上探究“柳體”與“北派”書法的關系，并不否定他與共時的唐人書家中有關轉益多師的史實。
眾所周知，社會歷史對書法藝術的產生、演變具有制約性作用。大唐帝國的建立，國力的日益強盛，帶給唐代文化一種博大雄健的內在素質。晉人的妍媚雅致的“貴族味”不再適合新興帝國的蓬勃氣象，取而代之的便是講求堂堂正氣、森森法度的全新風尚，故后人評書法曰：“唐人尚法。”具而言之，唐代真正尚 “法”的時代是從中唐開始。究其個中因由，與“唐代科舉之盛，肇于高宗之時，成于玄宗之代，而極德宗之世” (陳寅恪 《元白詩箋論稿》)不無關系。這時無論政治、經濟，還是思想、藝術，其落腳點都是“經世致用”,即儒家入世的功利主義，反映于書法，又形成“穩(wěn)實而利民用”的尚實、尚俗的功利主義書法思想。這一思想的結果，必然要求人們拋棄盛唐那種主觀理想的情緒和天資的運用，而強調筆法書訣，一味地突出師承的重要性。自稱“終為師學”的顏真卿是如此，張旭 “教以筆法”的懷素是如此，《授筆要說》的作者韓方明也是如此，時跨中、晚唐的柳公權又何嘗能不是如此？
“尚法” 的時代風氣，師承的學書方法，使柳公權“初學王書”之后，“遍閱近代筆法”,而能自出新意，鑄成“柳體”,這是事實。“近代筆法”所指正是初唐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中唐顏真卿幾位書法大家的楷書筆法，其中“柳體”更與“歐體”、“顏體”有著直接的師承關系。
常言 “顏筋柳骨”。從顏柳兩家的書法看，的確有些淵源。“柳少師書，本出于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蘇東坡 《書唐氏六家書后》)東坡可謂識顏者，此語又該是他對柳體的深刻體察之語。大概“顏體”楷書以一種全新的審美風范彪炳于世，影響著后代書人，柳公權追慕之也是自然之事。就變法楷書而言，顏、柳同功并重，而顏真卿開啟先河，柳公權承接其后。從二者的書法實踐來看，用筆、結字多有同法，風神又可歸屬一類。顏真卿在表現(xiàn)“顏體”特點的點畫形態(tài)中，用筆摻以篆隸筆意而注重中鋒的運筆軌跡，多數(shù)是被柳公權所接受。如果說在“顏體”的渾樸中，用筆呈現(xiàn)出來的體態(tài)是含蓄的，帶有一定的率意性，那么，在“柳體”的清勁中則是明朗的，全然是在筆筆正筆中鋒運行中經意刻畫求“新”的。“柳體”用筆 “新”意還十分明顯地表現(xiàn)在對 “顏體”所謂保持隸意的 “蠶頭燕尾”用筆法則的摒棄。他是寧可“俗”,而不愿追求有悖于漢字形體變遷規(guī)律的那種 “古雅”的體態(tài)。從結字的計白計黑觀，注重堅實、平正中的虛與實、寬與緊的法則，柳體又是立足于顏體而上溯初唐出 “新”的。明項穆 《書法雅言·規(guī)矩》云： “夫顏、柳過于嚴厚”,雖為批評語，卻正可道出風格上“柳體”與“顏體”相同處。這不過是將二者置于書史總括而言。但要看到，“顏體”變法確立了 “肥勁”的審美準則，柳公權學顏而識其肥，求新而確立“骨勁”的審美準則。正如康有為所說： “柳公權出，矯肥厚病，專尚清勁。”( 《廣藝舟雙楫》)若言 “柳體”瘦硬以 “骨”見稱，正是相對“顏體”肥厚以 “筋”而言，又當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承繼方法?！碍h(huán)肥燕瘦，各執(zhí)其美”,但在審美意趣上卻有本質的區(qū)別。由此斷言，柳公權學 “顏體”,更多的是著眼于形的方面。
“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c歐為丑怪惡扎祖……”(米芾《海岳名言》)米老以 “尚意”的宋人審美趣味衡量尚法的唐人楷書，因痛恨失去晉人“古法”而大罵歐、柳兩位唐楷大家，雖然語辭偏激，但卻道出了 “歐體”與 “柳體”之間有著內在關系。從外形表層而言，“柳體”間用內??筆勢、體勢，取縱向呈長方，直取 “歐體”,但柳公權畢竟是一位善學的大書家，學歐能著眼于“神”而不在于 “形”。有如清人梁??(《承晉齋積聞錄·名人法書論》) 所云：
歐字健勁，其勢緊，柳字健勁，其勢松。歐字橫處略輕，顏字橫處全輕，至柳字只求健勁，筆筆用力，雖橫處亦與豎同重，此世所謂 “顏筋柳骨” 也。
梁氏以橫處論“顏筋柳骨”之別，未免過于具體，但柳體神采中的“勁健”有違顏體的“雄渾”,而和歐體相同，確實言之有理。就此而言，“柳體”取法較多者，不是 “顏體”,而是歐陽詢的“歐體”。不過，學歐過程中他同樣能出 “新”意。當他看到 “歐體”結字過于拘束而乏寬博的缺點，便力求避免，體勢求以內收外放，呈現(xiàn)出既緊嚴又瀟灑的體相。
由此看來，“柳體”與本朝前人楷書大家所形成的關系，主要在于對歐陽詢和顏真卿這兩位巨匠創(chuàng)造的，分別代表著初唐和中唐不同審美趣味的“歐體”和“顏體”楷書藝術進行了有益的取舍。換言之，在楷書藝術發(fā)展到晚唐，很難再生更美的新體時，骨力清爽、挺拔健勁的“柳體”的出現(xiàn)，正是柳公權對“北派書法”美質的宏揚，在歐體的“骨勁而力猛”和顏體的“肉豐而力沉”的基礎上，所進行的一次最有意義的融合。也正是這次精制完美的融合，使 “柳體”達到 “究變態(tài)于毫端，合情調于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的審美境界。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至于談到“柳體”與虞世南、褚遂良的楷書藝術的關系，雖然可以找出某些痕跡證明“虞體”、“褚體”對其藝術風格的影響，甚或直接如劉熙載那般落實到具體某帖“與褚公神似”,但柳公權的藝術主張表明，他并沒有沿著“虞體”和 “褚體”的楷書之路，朝著適合文人雅致的趣味，有所偏離漢字變遷規(guī)律的方向走去，而只是順應著漢字楷書的形體變遷規(guī)律這一原則，于楷書進行著嚴肅的藝術創(chuàng)作。
“柳體”完成了楷書字體變遷的任務
漢字，是華夏民族之根；漢字，是書法藝術的載體。盡管書法藝術不完全與漢字形體的發(fā)展規(guī)律并行，然而對于漢字形體的依附性，決定了它與漢字形體的從屬的特殊關系。漢字以其數(shù)量上的廣大為書法家提供了廣闊的藝術創(chuàng)造領地，書法家的藝術創(chuàng)造又為漢字字體的定型、規(guī)范起到了推動和促進作用。如楷書藝術中的 “柳體”之于漢字楷體字體，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爸镜鴮W”的柳公權，能長期“侍書”皇帝身邊更朝而不變，常被“召”來奉“敕”作書和書丹碑文，可見他不是一個輕率學書之人，而是一個規(guī)范寫字的書法家。前面說 “柳體”的形成是“北派書法”在唐代繼續(xù)發(fā)展的結果，僅執(zhí)審美屬性一端?，F(xiàn)又就另一端實用性而言，“北派書法”不過是代表漢字結構、形體在字體特征上由隸而楷過程中一種文字變遷的現(xiàn)象。即便在唐代前，“北派書法”受到暫時的 “冷落”,只是在大的方面，標志著一個時代的書法審美趣味發(fā)生了變化，而在文字書寫形態(tài)的一系列外觀特征方面，唐人書家并沒有脫離漢字變遷規(guī)律而對“北派書法”全然不顧。綜觀唐一代眾多的楷書大家和他們的楷書書風，應該說都沒有過多地偏離漢字形體變遷規(guī)律。柳公權的“柳體”變初、中唐的楷體書法，不但不逾越漢字形體的變遷規(guī)律，而且更遵循之。從書法學講，自中唐顏真卿至晚唐柳公權，為唐代楷書藝術的終結時期；從文字學講，顏、柳二人都是向著漢字楷體字體的規(guī)范標準在唐代作最后的“沖刺”者。若言文字的定型、美化的書寫，“柳體”較之 “顏體”顯然更進一步。柳公權可謂接力捧的 “繼跑者”,在當時又可看作最高的專職書法家；多作奉敕之書，堪稱天下最規(guī)范文字書寫的象征；身為皇帝近臣，享年高壽，居官又長，有足夠的時間和最有利的條件對楷體字體作規(guī)范定型的整飭和完美的創(chuàng)造。所創(chuàng) “柳體”是對革故鼎新的“顏體”進行文字規(guī)范的完善，它宣告了漢字楷體字體在結構、形體及書寫形態(tài)各方面已沿著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完成了變遷的任務。自 “柳體”楷字出現(xiàn)之后，便具有一種衡定穩(wěn)固的文字書寫的法則，歷五代、兩宋、元、明、清以及現(xiàn)代，而無何等新意發(fā)明。也就是說，現(xiàn)代漢字的點畫和結構的形態(tài)特征本自“柳體”。
柳公權創(chuàng)造富有個性書體“柳體”的過程是與漢字變遷規(guī)律的書寫同步的。正因為 “柳體”是適合社會的需要，從而表現(xiàn)出強大堅韌的藝術生命力。它留給了后人一個啟示，即富有生命力的書法藝術風格的創(chuàng)造，必須扎根于漢字，符合漢字書寫的內在規(guī)律。這對當代乃至今后的書壇也不無啟迪。
“柳體”的代表碑刻
“柳體”以精于點畫、謹于肩架、法度森嚴而著稱，書學者論之為“廟堂氣象”。傳世作品多見于碑刻。有關柳公權的碑刻書法作品，歷代金石學專著以及書學著作中均有著錄。為了有助于進一步對“柳體”書藝的認識，這里介紹并分析幾塊具有代表性的石刻作品。
《金剛經》。又名《金剛經碑》、《金剛經刻石》、《金剛般若經》,為現(xiàn)知最早的柳公權書寫的碑刻書法作品，作于唐長慶四年(824),時值柳公權四十二歲。正書?？虨闄M石，原石毀于宋代，現(xiàn)存僅見的是在敦煌發(fā)現(xiàn)的唐拓孤本，為法國人伯希和所竊，現(xiàn)藏巴黎博物館，一字未損。
《舊唐書 ·柳公權傳》評該碑“有鐘、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雖然是柳公權的前期作品，點畫行筆軌跡多有與 “顏體”同法，但明顯地摒棄了 “蠶頭燕尾”的用筆之法，而多容魏晉、初唐楷意，摻以北碑的骨力洞達，屬于瘦挺清勁一格，已能見出“柳體”風貌的端倪。
《玄秘塔碑》。又名《元秘塔碑》、《大達法師碑》、《大達法師元秘塔碑》、《元秘塔銘》、《大達法師玄秘塔銘》,全稱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一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秘塔并序》。裴休撰碑文，柳公權楷書，鐫刻于唐武宗會昌元年(841)。碑高1.05丈，寬5.1尺。二十八行，每行五十四字，共計一千五百一十二字。碑石于宋時折斷，現(xiàn)藏于陜西西安碑林。傳世拓本有碑石未折斷前的唐拓本以及北宋拓本、南宋拓本和明拓本數(shù)種。

柳公權 《玄秘塔碑》

柳公權六十四歲書此碑，屬于他藝術生涯的中期作品。啟功先生評曰：“其書體端莊俊麗，左右基本對稱，橫輕豎重，而短橫粗壯，且右肩稍稍抬起；長橫格外瘦長，起止清楚；豎畫頓挫有力，行筆挺勁舒長。撇畫銳利，捺畫粗重，用筆干凈利落。從結字的整體來看，主要是內斂外拓。這種用筆遒健，結字緊勁，引筋入骨，寓圓厚于清剛之內……”(《書法概論》)此碑筆法勁練，點畫如截鐵，圭角分明，方折峻整；結體嚴謹而不失疏朗開闊；儀態(tài)沖和，遒媚絕倫。而且，該碑很注意點畫的多樣性。碑中“達”字四橫，形狀各異。第一橫和第二橫短長、肥瘦、仰俯等幾方面對比鮮明，下面兩橫也長短不一，與上面的兩橫相互映襯，造成一種參差不齊卻又巔巍俊挺的氣勢?！皦邸弊謾M劃更多，但無一筆雷同。又如 “為”字，上下五點，均大小藏露不一，變化多端，豐富多采?？芍^柳體“極矜持之作”,千百年來一直是學書者重要的楷書范本之一。
《神策軍碑》。此碑又名《神策軍紀圣德碑》、《左神策軍紀圣德碑》,全稱為《皇帝巡幸左神策軍紀圣德碑》。崔鉉撰文，柳公權楷書，鐫刻于唐武宗會昌三年(843)。原石已佚，由于石碑立于皇宮禁地，不能隨便椎拓，故流傳拓本極少。宋時有所拓孤本。現(xiàn)傳世僅見南宋賈以道舊藏上冊，間有缺頁，今藏于北京圖書館。
柳公權六十六歲時作此碑，正是柳體成熟階段。清代書畫收藏家、書學家孫承澤曾獲此碑拓本，并評其曰：“柳學士所書《神策軍紀圣德碑》,風神整峻，氣度溫和，是生平第一妙跡?！痹诹珯喔鞅?，此碑字體較大，意態(tài)雄豪，氣勢遒邁。較之《玄秘塔碑》,該碑運筆揮灑更得心應手，點畫則更加精練，毫無拘謹之跡，表現(xiàn)出柳書渾厚中見鋒利、平正中得瀟灑的典型的藝術特點，為今傳柳公權書中最重要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