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意識的覺醒及其道學淵源——《夢游天姥吟留別》的審美追求與思想底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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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春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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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讀過李白的浪漫主義杰作《夢游天姥吟留別》 (以下簡稱《夢》) 一詩的人， 常常很自然地聯(lián)想到屈原“楚辭”的風格， 并以屈子為其始祖。然追根究源， 尚可繼續(xù)上溯到老莊， 不僅是因為他們的浪漫主義風格和表現(xiàn)方式酷似， 而且李白詩中所流露的思想感情和人生態(tài)度， 與老莊的哲學思想及人生態(tài)度有著更為直接和明顯的承繼關系。前者乃外在形式上的相似， 后者才是內(nèi)在實質(zhì)上的接近。也正是因為有了后者的“神似”, 才會產(chǎn)生前者的“形似”, 而只有發(fā)掘出它們內(nèi)在的“神似”, 才能真正理解其“形似”, 從一定意義上講， 也才能真正把握住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發(fā)展歷史的脈搏與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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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 老莊道學的最高哲學概括便是“道”, 而“道”具有“自發(fā)性”的特點， 所謂“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說到底， 其實就是人必須遵循天地間的客觀規(guī)律， 順應自然， 從而使人類自身由“必然王國”進入到“自由王國”的境界。如此， 人方可立身處世， 也才能化解各種復雜的矛盾沖突乃至生存危機， 而又隨心所欲、游刃有余。于是便有了“無為而治”的政治思想和“見素抱樸， 少私寡欲”的生命哲學， 便有了莊子《逍遙游》中的神游天地、飄然欲仙、超然物外、物我兩忘的神仙境界與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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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 這種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人生態(tài)度和精神需求， 從某種意義上講， 正包含著強烈追求思想自由和個性解放的人文主義意識的思維特征。然而這在老莊哲學中卻是以承認并遵循 (更確切地說是“暗合”) 物質(zhì)世界的自然法則———客觀規(guī)律為前提條件的， 因而它在本質(zhì)上又遠遠超越了西方人文主義所追求的極端的個人自由乃至放蕩不羈思想的局限性， 達到一種更高層次的思維境界和人生追求。這是一種自由放曠而又美妙和諧的理想的生存境界———審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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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李白《夢》詩中便也有了“夢游天姥”、皈依自然的美妙憧憬。在李白看來摧眉折腰事權貴以謀取高官厚祿而窮奢極欲， 乃有違人倫天性的悖謬之事；世俗的生活與追求乃束縛個性自由的枷鎖；社會的黑暗、官場的勢利與爾虞我詐， 會扭曲人性， 有辱人格尊嚴， 從而“使我不得開心顏”。因此在李白眼中解除這一桎梏的最好辦法就是遠離污濁官場， 遠離世俗生活， 而最好的途徑便是回歸大自然， 縱情山水， 怡情悅性。“且放白鹿青崖間， 須行即騎訪名山”, 踏遍名山大川， 賞盡天下美景， 悠哉游哉， 猶如神仙境界， 豈不快哉！難怪李白筆下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化作夢境中的天姥山， 將其描繪成天上人間的絕佳的洞天福地， 其景如詩如畫， 如真似幻， 迷離恍惚， 美不勝收。入此佳境， 可與仙人為友， 可與虎鸞共樂， 可聽熊咆龍吟， 可聞天雞啼鳴， 可與天地比壽， 可共日月同光。直可與莊子《逍遙游》的境界相媲美， 甚或有過之， 而其實這種審美意趣也正是莊子養(yǎng)生哲學思想和審美情感的繼承、發(fā)揚和形象化再現(xiàn)， 是遵循其生命哲學所追求的一種最高生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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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中的思想態(tài)度既是對老莊思想的繼承與借鑒， 也是對老莊思想的身體力行與人生感悟。其時李白因性格傲岸， 不為權貴所容， 以致應召入京， 供奉翰林后， 僅一年多就被排擠離開了京城長安， 開始了以東魯、梁園為中心的漫游生活， 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漫游。仕宦生涯雖短， 卻給李白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和教訓， 使他直接而又深刻地認識到官場的卑污難耐和社會的黑暗腐敗。這是年少時“讀書破萬卷”所未曾有過的深刻體驗， 也與奉召初入京時“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心態(tài)有如天壤之別， 使他清醒而又充分地意識到自己的自然天性與社會現(xiàn)實的格格不入。而這種人文主義意識的覺醒又喚回了被世俗生活傳統(tǒng)與仕途經(jīng)濟觀念所湮沒了的理性良知， 在一種更深的程度上重新激發(fā)了與老莊思想的強烈共鳴， 而這與少年時代讀書得來的膚淺的理念印象是有本質(zhì)區(qū)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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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這是其前期生活的自我寫照。無論是少年時代蜀中二十五載苦讀， 還是緊接其后的十年壯游， 即第一次漫游生活， 其思想意識的主體還仍是束縛于世俗生活傳統(tǒng)和仕途經(jīng)濟觀念， 其苦讀與壯游的根本目的無非是“出仕”, 即所謂的儒家“入世”思想。在世俗看來這是高于一切的人生既定目標， 傳統(tǒng)又使這一信念深深植根于莘莘學子們的耳際。這也就無怪乎即使是傲視權貴、酷愛自由如李白這樣的文人學者在其生活前期也被這一世俗觀念與傳統(tǒng)所束縛， 也就無怪乎他當初為一介白衣寒士時竟一度寫過《閨意獻張水部》之類的應時奉承詩 (何況其時科舉前士子們中間有向考官或有關官宦名流“行卷”之風氣) , 更無怪乎當初奉召入京、供奉翰林時的手舞足蹈、得意忘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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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這種“迷失”對于李白來說， 只是暫時的甚或偶然的。他的強烈自尊， 他的傲岸不羈， 不甘屈膝事權貴， 以及酷愛自由的自然本性又使他與以上所追求的目標水火不能相容再加上老莊思想的熏陶， 因而在官場的排擠打擊下， 在殘酷的社會現(xiàn)實面前， 他幡然悔悟了， 人文主義意識終于真正覺醒了， 他又重新接納了道家思想， 即后世之所謂“出世”思想， 并讓它主宰了自己的一言一行和未來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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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他毅然決然地離開了自己曾經(jīng)強烈向往和留戀過的京都長安， 開始了他思想轉型后的新的漫游， 即前文所說的人生第二次出游。和前次以交游仕林為主要目的的漫游所不同的是， 這次主要是漫游山林， 寄情于自然風景， 流連于山川風物， 并專意結交舊友和隱者， 去功名之心避塵世之俗雖不免偶有傷感或牢騷， 倒也大致落得個清心恬淡， 自由快活。這其實是一種脫胎于莊子的“超世”“游世”的人生態(tài)度。盡管后世難免有所謂“消極避世”之議， 我看卻也無傷大雅， 這總比身在官場， 勾心斗角， 爾虞我詐， 追名逐利， 或與世俗同流合污不知要強多少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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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此時幾可名副其實的“詩仙”還為后人留下諸如《夢》等一類的大量的膾炙人口、流芳百世的名篇佳作， 成為中華文化園林中一顆顆晶瑩璀璨的藝術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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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 倘若沒有這種生活的逆轉， 沒有這種人文主義意識的覺醒和思想的轉型沒有這種老莊哲學的繼承和發(fā)揚， 何來李白的仙風道骨， 何來盛唐詩壇的摩天高峰， 又何來垂范千古的文風人格， 更何來我中華文化思想的源遠流長與繼往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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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 李白從《夢》中所表現(xiàn)的“出世”思想和審美追求與莊子《逍遙游》等作品中所表現(xiàn)的“超世”“游世”的人生哲學和審美意識在本質(zhì)上是極為接近的， 可謂是“神似”之至， 而也正是由于這種“神似”決定了他們作品中浪漫主義風格的“形似”。無論是豐富奇特的想象與聯(lián)想， 還是比喻、對比、襯托與夸張等手法的運用， 無不充分體現(xiàn)了這一關系和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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