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如文學批評中的作家論，我們將關于書法創(chuàng)作主體——書法家的論述稱為書家論，也就是討論書家與書法創(chuàng)作的關系問題。
孫過庭首先指出了書家的性情與創(chuàng)作的關系，他稱贊王羲之的字云：“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笨梢娖渥⒅厍楦袑ǖ挠绊懀仕擊酥T帖云：
寫《樂毅》則情多怫郁；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嘆。
這里結合了王羲之諸帖的內容來推測他作書時的種種心態(tài)，并以為這些法帖的風格正表現(xiàn)了王氏書寫它們時的不同情懷，因而情與書是統(tǒng)一的。孫過庭主張不必從書法形態(tài)上去區(qū)分不同作品之間的異同，而應從書家的心理上去把握其實質，故他說： “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孫過庭借用了文學批評中闡述詩歌緣情特點的術語來說明情感對書法風格的深刻影響?！吧鏄贩叫?，言哀已嘆”二句襲用陸機《文賦》中“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嘆”的說法，說明藝術創(chuàng)作過程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對作品的影響是極為鮮明的，后來劉勰《文心雕龍·夸飾》中說“談歡則字與笑并，論戚則聲共淚偕”,也是這個意思?！扒閯有窝浴眲t本乎《毛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币庠趶娬{詩歌表現(xiàn)感情的作用，孫過庭以為詩書相通，故說“取會風騷之意”?！瓣柺骊帒K”一語出于《文心雕龍·物色》: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睂O過庭所謂的“天地之心”云云即出于《文心雕龍·原道》:“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這里他借劉勰論文的話來說明人的情感隨著對外物的感應而有喜怒哀樂之不同，又通過書法表現(xiàn)出來。因而，要探討書法風格的根源還應向作者的情感中去索解。孫氏這里以論文之語論書，體現(xiàn)了書法理論與文學理論的匯通，在我國文藝批評史上也是頗有意義的現(xiàn)象。
至于人的性格與書風的關系，孫過庭是在解釋為何同學一家之書而各人面目紛呈的現(xiàn)象時指出的：
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質直者則??侹不遒；剛佷者又掘強無潤；矜斂者弊于拘束；脫易者失于規(guī)矩；溫柔者傷于軟緩；躁勇者過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滯澀；遲重者終于蹇鈍；輕瑣者染于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玩所乖。
雖然孫過庭在此著重于指責由于人的性格欲望的偏向而給書法創(chuàng)作帶來的種種流弊，但十分鮮明地表明了他重視習性與書法的關系。因而他以為書法的本原在于創(chuàng)作者自身，而書法的氣勢波瀾系于人心。他說：“《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瘺r書之為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于秘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fā)于靈臺?！睂O氏直言不諱地指出了書法藝術與人心的關系，人的性格、情感、嗜欲無一不融化在他的書法作品中。
在論述書家與創(chuàng)作的關系時，孫過庭強調了年齡與書風的聯(lián)系，他說：
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 學成規(guī)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后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
他以為年輕人長于摹仿前人而不失規(guī)矩，然終乏深思熟慮、融匯貫通之妙；老年人思想更趨成熟，然不善于學習，但 “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可見 “思”非經長期閱歷而難以達其妙，學乃可由勤勉而臻其極，因此孫氏提出了“人書俱老”的批評標準，以此論歷代書家，他最推重王羲之： “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后動，動不失宜；時然后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guī)自遠。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為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
孫過庭以為王獻之以后的書家之所以不及羲之，是因為沒有羲之晚年那種思慮精深、心志恬淡、人書俱老的火候?！叭藭憷稀钡呐u標準后來在書論中被廣泛使用，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孫過庭的這一批評標準又是建立在他“三時”論的基礎之上的。他以為初學書法時宜求平正，進而須追求險怪奇絕，最后復歸于平正，通過這樣一個否定之否定的三步曲，便能達到藝術的化境，也就是“人書俱老”的境界。這種理論后代也被廣泛地運用于其他藝術批評，如蘇軾曾致書其侄云：“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余以不但為文，作詩者尤當取法于此?！?周紫芝《竹坡詩話》引)蘇軾所謂的 “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正與孫過庭 “既能險絕，復歸平正”的審美理想一致。
孫過庭對書家的要求不外思與學二端，思即是指書家通過自身各方面的修養(yǎng)而達到對藝術的徹悟，王羲之晚年 “思慮通審，志氣平和”,就是這種境界的體現(xiàn)。同時，他又極重視積學的作用，他說： “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睂崬槠渥约旱母士嘀?，他曾說：“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鐘、張之余烈，挹羲、獻之前規(guī)，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可見其本人對書法下過極深的功夫。
孫過庭主張通過摹擬而學習古人，以為 “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要求首先能達到與古人相似，否則的話，“縱欲搪突羲、獻，誣罔鐘、張，安能掩當年之日，杜將來之日”。他以為書法藝術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須經歷一個摹擬鉆研的過程，他說： “引班超以為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為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似亦謬哉！”班超曾說：“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張騫、傅介子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后漢書 ·班超傳》)項籍初學書，旋曰： “書但記姓名而已，不足學?！? 《史記·項羽本紀》)然孫過庭以為班、項的說法不足為據，書之善惡，自在其功力的深厚與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