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日益孤立的清政府，又遇到極端嚴重的財政困難，這就更加深了它的統(tǒng)治危機。
清政府陷入財政困難，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簽訂《辛丑條約》,擔負巨額的賠款。另一個原因則是償付外債。為了籌集甲午戰(zhàn)敗所承擔的戰(zhàn)爭賠款和贖還遼東半島的贖款(兩項計銀二億三千萬兩),以及為籌集軍餉和裝備等，清政府曾先后向英、法、德等國借款達三億四千萬兩，加上利息共六億兩，每年須清償本息二千四百九十萬兩，除海關承擔一部分外，其余悉數(shù)由各省分擔。
除了賠款、還債以外，練兵經(jīng)費也是一項巨大的財政開支。據(jù)統(tǒng)計，每年單是餉雜開支即達二千三百余萬兩。此外向外國采購軍火裝備及各項軍需物資，又需巨額開銷。據(jù)1910年海關的不完全統(tǒng)計，這年進口的各種軍火用款即達三百三十六萬兩，還不包括購買軍需物資在內(nèi)。另外，1909年決定著手重建海軍，海軍部尚書載洵奏請籌集海軍經(jīng)費，計開辦費二百八十三萬五千兩，常年經(jīng)費一百六十八萬兩，共四百五十一萬五千兩，由度支部通咨各省分擔。同年，為集中軍權而增設的軍咨處，也奏報需開辦費六十萬兩，常年費一百余萬兩。
其他各項增加費用，不勝枚舉。有人估汁，清末每年軍費開支可能達到六千萬兩之多^[1]。
在支出繁巨，財政困窘的情況下，清朝統(tǒng)治者仍極奢靡揮霍。據(jù)當時報刊載錄，各國皇室經(jīng)費比較：歐洲各國中以英國的皇室經(jīng)費最多，為一千五百余萬；俄國其次，一千二百余萬。但英國皇室經(jīng)費僅占其總歲入的0.8%;俄國所占比重最高，也只占2.4%?？墒侵袊幕适医?jīng)費，以光緒三十四年為例，竟達一千八百余萬，約占總歲入的6.6%^[2]。
除以上幾項大宗開支外，在預備立憲名義下，舉辦新政所需的開支，也是非常龐大的。御史趙炳麟在1909年夏所上請定行政經(jīng)費的奏折中，列舉了各省舉辦新政約需的費用：司法一項約費百萬，教育一項約費百萬，而巡警一項，大省需費三百萬，小省需費二百萬，單只這三項合計起來，各省每年即平添四五百萬的開支^[3]。趙炳麟的奏折使朝廷甚為躊躇，直到次年5月才將原折發(fā)抄。不久，又有湖北布政使王乃澂上折奏請依據(jù)現(xiàn)有財力，變通憲政籌備的次序。載灃決定要各省督撫針對趙、王兩折奏復本省情形。直隸總督陳夔龍在復奏中稱，預計到宣統(tǒng)八年，順直全省開設各級審判廳、檢察廳，需銀七百九十余萬兩；開辦和擴充學堂又需二千二百二十五萬兩；繼續(xù)推廣巡警又需銀一千二百七十余萬兩。如再加上籌辦地方自治等費，平均每年新政經(jīng)費約需六百萬兩。陳夔龍哀嘆“民生雕敝，深恐難支”^[4]。其他各省督撫的復奏，無不叫苦連天。
載灃等要各省督撫復奏，本意是要他們針對趙、王兩折提出的問題妥擬籌款和節(jié)省政費的辦法，而結果是一片叫苦聲。梁啟超為此寫了一篇文章《節(jié)省政費問題》。其中揭露虛糜政費的情形，他寫道：“國家設官之原則，以人奉職，而今也則以職豢人。故國家本可以不辦此事，因有人欲辦以自豢，斯辦之矣。辦此事本有一機關而已足，因欲豢之人太多，則分之為數(shù)機關矣。一機關本以若干員當之而已足，而待豢之人不能遍，則多為其員額矣。猶不能遍，則別立名目以位置之矣?！彼浴胺步袢肇斦С稣撸涫仓司艅t有勞費而無效果者也。所余一二亦以最大之勞費得最小之效果者也”^[5]。梁的揭露是符合事實的。由于機構臃腫，冗員太多，毫無行政效率，造成極大的財政上的浪費。度支部在《試辦宣統(tǒng)三年預算并瀝陳財政危迫情形折》中也承認“冗事冗費，觸處皆是”。它的虧空達七千八百萬兩的預算案，就是在這種財政困窘而又制度窳敗的情形下編制出來的。
財政危機加劇了清朝中央政府與地方督撫之間的矛盾。既然載灃等人要集權于中央和皇室，如果不把財權集中到手，那么行政、軍事等方面的集權就沒有物質(zhì)的保障。所以載灃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圖由中央控制全部財政大權。
清朝的戶部(后改度支部)按規(guī)定有“制天下經(jīng)費”的權力，是統(tǒng)一全國財政的管理機構。在各省的布政使司或稱藩司，代表朝廷管理地方民政和財政事務，與各省督撫雖是隸屬關系，卻有職權的分工。但自經(jīng)歷咸豐、同治年間的太平天國戰(zhàn)爭以后，各省督撫的權力擴大了，原來為應付戰(zhàn)爭餉需而臨時征收的厘金，成了地方經(jīng)常性的重要財政收入，地方上的財權逐漸集中到督撫個人手中。戶部原有的通過各省藩司監(jiān)督地方財政的職能，已越來越小。到了甲午戰(zhàn)爭和八國聯(lián)軍戰(zhàn)爭以后，由于賠款、外債、軍餉、新政等各項開支急劇增加，戶部既不掌握各省財政收支情況，也沒有可籌集大宗款項的財源，只能悉數(shù)攤派到地方，由各省籌集。于是各省任意增加捐稅、濫鑄銅元、發(fā)行錢票、截留解款，各行其是。后來各省向度支部報銷的制度也逐漸變成虛應故事。除傳統(tǒng)的收支項目，如地丁、常關稅、鹽課(以上為收入)及俸祿、驛站、廩膳、賞恤、采辦、織造、修繕、雜支(以上為支出)等項一般尚能詳確報解外，其他如厘金、勸捐、鑄錢等項收入，以及善后、籌防、新政、軍械、償債、各關局等開支，往往有冒混隱漏等情弊。這些財務項目，一般都歸各省督撫一手包辦，由專設的局、所和另派委員經(jīng)辦，中央無法一一督察。舉江蘇為例，除藩庫外，另有糧道庫、蘇州牙厘總局、淞滬厘捐總局、金陵厘捐總局、善后局、沙洲公所、膏捐局、房捐局、寶蘇銅元局、商務局等，這些都是經(jīng)管銀錢的地方。而這些局、所的收入和支出，只憑督撫直接向皇帝奏請的一紙公文，就算報銷憑據(jù)，各省藩司無法干預，度支部也只能從咨文或皇帝的朱批中知道個大概。
急圖集權的載灃上臺后，立即著手改變這種狀況。首先由度支部尚書載澤上一道奏折，奏請清理各省財政。1909年1月11日，詔準公布《清理財政章程》。該章程規(guī)定，清理的目的是“截清舊案，編訂新章，調(diào)查出入確數(shù)，為全國預算、決算之預備?！?sup>[6]度支部設清理財政處，各省設清理財政局，另由部派專任財政監(jiān)理官到各省督同清理。依清理章程的要求，從宣統(tǒng)元年起，各省財政清理局，必須按季詳報本省財政收支確數(shù)。這樣便把各省財政完全置于中央的監(jiān)督之下，排除了督撫不經(jīng)部準自行安排收支或隱匿收支項目的機會。顯然，這是對督撫權益的極大侵犯，不能不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于是紛紛上書，婉言抵制。當時報紙曾發(fā)表一條消息說：“度支部現(xiàn)在清理財政，各省督撫大員多懷疑懼，而澤貝子(指載澤——引者)百折不回，務期得收成效。昨聞各督撫及司道之條陳財政者已多至百余起，惟其中各懷私見，恐難實行?！?sup>[7]當度支部請旨任命的各省財政監(jiān)理官赴任后，更是屢起紛爭：地方官控告監(jiān)理官如何驕橫；監(jiān)理官控告地方官如何阻撓。度支部頻頻接到這種互相攻訐的文電。它只好發(fā)電給各省財政監(jiān)理官稱：“外間雖紛紛詆毀，各該員有則速改，無則專心辦公，務須以清理財政為要?！?sup>[8]1909年9月，湖南財政正監(jiān)理官陳惟彥，以牽涉命案被御史嚴參，旨準“交部議處”。但為了推動清理財政，朝廷又于12月將阻撓清理的甘肅布政使毛慶藩革職。這兩起處分事件充分表現(xiàn)了中央與地方矛盾沖突的尖銳性。是年底，朝廷為直接控制大宗稅款，又決定設立督辦鹽政處，派度支部尚書載澤兼任督辦大臣，并頒發(fā)鹽政新章，將原來有鹽務各省督撫的權力，大部分收歸督辦大臣獨攬。這引起了有關督撫的嚴重抗議。鹽政一向為官吏斂財?shù)闹饕T徑，一旦全歸中央，地方大吏財源被奪，豈肯甘心？所以當時由東三省總督錫良領銜致長電給鹽政處，力爭用人、用款及奏事等權力。電中且謂“督撫之權皆系中央之權，未有可專制自為者也。若至督撫無權，恐中央亦將無所措手。時方多故，獨奈何去其手足而自危頭目乎？”^[9]督撫對財政集權如此怨憤，使朝廷的各種如意算盤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此外，度支部還迭次通咨各省，禁止自鑄銅元和印行錢票，以統(tǒng)一幣制的名義控制全國金融。為實行統(tǒng)一幣制，1911年清政府向帝國主義國家商訂幣制借款。但直到清政府垮臺，始終未能實行統(tǒng)一幣制。
載灃、載澤等向督撫開刀，自然無助于解決嚴重的財政危機。最后還是不得不與各督撫一起設法向人民群眾搜刮，從而使封建統(tǒng)治者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腐敗的清政府還企圖靠“厚集洋債”的辦法來擺脫危機，可是這實際是飲鴆止渴的辦法。前已指出，清政府每年賠款還債的負擔已經(jīng)相當沉重。如果再舉新債，勢必更加重償付負擔。而且清政府所借外債都是擔保借款，即每借一筆外債，都要以一定的稅賦或其他東西作擔保，這就會給清政府的財政造成新的問題，更加深了帝國主義對中國財政權的控制。據(jù)不很精確的統(tǒng)計，從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到武昌起義前夕，清政府歷年向英、日、法、德、美等國借款共達二億四千六百余萬(庫平兩)^[10],一般最低年息是5%(極個別的為4%),而最高竟達12%。這些借款多半是以修鐵路和贖回鐵路權的名義借的，都附有許多特權，所以不但不足以緩解財政危機，而且加劇了帝國主義國家間為侵略中國而展開的角逐。其結果只能是中國的利權遭到進一步的侵奪。比如1909年10月，美國在與中國談判簽訂了錦璦鐵路借款草合同之后，緊接著美國國務卿諾克斯又提出所謂“滿洲鐵路中立化”的計劃。其內(nèi)容是：東北各條鐵路由美、英、日、俄等國共同承購股票，共同參加管理，并同享雇員、購料等項利益；再由各國借款給中國以贖回這些鐵路的路權。這實質(zhì)是在“鐵路中立化”的名義下逐步使東三省國際化。美國提出這一計劃，自然是實行它的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政策，以與在攫取東北利權方面搶先一步的日、俄帝國主義展開爭奪。但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日、俄帝國主義，一開始就堅決反對美國的計劃，并分別根據(jù)自己的侵略需要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使這一計劃無法實現(xiàn)。這一事實充分表明了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互相角逐的過程中，都是拿中國的利益作為交易的籌碼的。清政府“厚集洋債”的政策，不僅沒有能使財政危機得到緩和，而且進一步加深了政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