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化藝術的鼎盛，導致了宋代文人士大夫?qū)μ迫说娜嫘Х?，并力圖有所建樹； 而宋代推行的文官政治，使當時的文人們既揚眉吐氣，又膽戰(zhàn)心驚。于是，文人雅玩之風更盛，他們的私印當然也在這雅玩之列。
字號印的游戲
除了對唐代以來鑒藏印、齋館印的效仿和推廣，在宋代文人私印中更出現(xiàn)了表字印與別號印這樣的游戲性的私印。
應當說，表字印并非宋人首創(chuàng)；早在漢代，私印中就有不少表字印，只是它的樣式在當時并不特別，而且多作為兩面印的一面，不易引起人們的關注。而宋代文人的表字印倒是別具一格的：首先是在印風上，它迥然區(qū)別于當時的求滿求密的疊文官印，而純用唐人的小篆印風，在疏朗之中更見書寫的筆意，例如北宋蘇轍的“子由”二字陽文表字印，就是這種印風的典型代表；而南宋周密的“公堇父”三字陰文表字印，其小篆陰文印式更是與時風相左的。這種印風在金代人那里依然保持著，例如金玉虛觀道士的兩方牛角印 “德源” (小篆陰文)、“玉虛丈室老師”(小篆陽文),羅福頤稱“此是金代人私印的標準品”,其實更確切地說，這應當是由唐代開創(chuàng)、宋代張揚的文人私印印風在金人那里的延伸。再者，從這類表字印的用途來看，它大多是用來鈐蓋書畫作品的，與當時的鑒藏印和姓名印有類似的性質(zhì)，這又與漢代用作佩印的表字印相區(qū)別，成為后來文人印藝術中姓名字號印這一大類的前驅(qū)。
別號印更是宋代文人所鐘愛的雅玩之物，在當時極為流行。據(jù)陳振濂《篆刻藝術縱橫談》載，歐陽修有“六一居士”印，司馬光有“程伯休父之后印”,蘇軾有 “東唐宋文人私印坡居士印”,文同有 “東蜀文氏”印，黃庭堅有 “山谷道人”印，米芾有 “祝融之后”、“火正后人”印，辛棄疾有“六十一上人”印，姜夔有“?揚周郊、鳳儀虞廷”印，吳琚有 “云壑主人”印，鄭思肖有 “所南翁”印，陸游有“放翁”印，周密有 “齊周民”印，如此等等，堪稱是一個“人人有齋館別號”的時代。特別是司馬光的“程伯休父之后”、米芾的 “祝融之后”之用典喻姓氏，辛棄疾的“六十一上人”是將其姓氏 “辛”字拆碎，姜夔的 “?揚周郊、鳳儀虞廷”用兩個典故暗指“姜”、“夔”二字，更以這種文字游戲制成印章，充分證明宋代文人士大夫?qū)Υ瞬扇〉氖且环N審美的態(tài)度而非實用的態(tài)度，誠如陳振濂先生所說：“從中正可以看出別號印并不只是名印的翻版，而是名印的一統(tǒng)天下向藝術印章(具體表現(xiàn)為閑章)轉(zhuǎn)化的新起點。”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文人對印章的熱情還不止于上述的文字游戲，他們甚至親手制作印章。沙孟?！渡尺椨≡挕氛f：“米元章跋褚摹《蘭亭》,連用七印，曰米黻之印、米姓之印、米芾之印，米芾、米芾之印，米芾、祝融之后。此法前古所無，后世亦罕見。世傳米氏諸印皆親鐫。宋人印如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兄弟，并皆工細，獨米老多粗拙。謂其出于親鐫，亦復可信。”由此可見，一方面，文人嘗試親手制作印章，乃是他們以印章為雅玩的自然結(jié)果；另一方面，他們的制作技術顯然比不上印工高明，這又是當時文人印藝術未能得到發(fā)展和普及的原因之一。
金石學的興起及其對印章制作的影響
兩宋時期，作為文人雅玩的一個組成部分，金石輯錄考據(jù)蔚然成風，匯編古印圖譜也已出現(xiàn)。這是后來文人印藝術興起的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即使是在當時，金石學的成果也在文人私印的制作中明顯地體現(xiàn)出來。以“趙明誠印章”一印為例，這是當時的金石學家趙明誠的私印，它不僅區(qū)別于疊篆陽文官印，也區(qū)別于一般文人的小篆私印，而模仿了漢印繆篆陰文五字印式，全然是一種典型的平實的作風，盡管它比真正的漢印要稚嫩得多。我們不能肯定這方印是由趙明誠親自書寫印稿的，但無疑地，它體現(xiàn)了趙氏對漢印印風的認識水平。而南宋的木印“趯”、玉印“盧?”,這兩方姓名印也同樣表現(xiàn)出了對漢印的模仿。顯然，在宋代的文人私印中已存在著兩種印風，一是對唐代陽文印的模仿，一是對漢代陰文印的效法，而后者與金石學直接相關。了解了這一點，再來看元代趙孟頫、吾丘衍、王冕諸家的兩種印風，便不會覺得突兀了。
至此，我們可以對唐宋時期文人私印的印風淵源及其成因作一扼要的梳理：其一，就總體而言，唐宋文人私印印風淵源于隋唐大型陽文小篆官印，是這種官印印風的精致化。其二，唐宋文人私印的發(fā)展與當時盛行的書畫鑒藏之風以及篆書的藝術化直接相關。其三，這種印風進而與當時的文人“游戲”、雅玩之風以及金石學的興起直接相關，沿著這樣一條道路走下去，則元明文人印藝術的興起，勢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