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成稿、付印到和讀者見面，經(jīng)過許許多多曲折過程，前后拖延了約17年。工作前期的進行， 和中國歷史博物館保管組、美工組等諸同事的辛勤勞動分不開。圖版初次制版排樣，原財經(jīng)出版社老師傅的工作熱情及高度責任感，也做出顯明貢獻。但此書能最后得以完成，實完全有賴于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為準備了良好工作條件，并充分給以人力物力支持的結(jié)果。就中本院考古所方面人力上協(xié)助最多，使增補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若沒有這種種幫助和各方面的支援，這本書實不可能如目前樣子呈現(xiàn)于讀者面前。

從1949年起始，我就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專搞雜文物研究。照規(guī)矩， 文物各部門都得懂一點。經(jīng)常性業(yè)務，除文物收集、鑒別并參預一系列新出土文物展出外，兼得為館中繪制歷史人物畫塑提供些相關材料。還必須面對群眾，盡力所能及， 為外單位科研、生產(chǎn)和教學打打雜，盡點義務。我名分上屬于陳列組，事實上任何一組有事用得著我時，我都樂意去做。雖感覺到能力薄， 牽涉問題廣泛，工作復雜且繁瑣， 用力勤而見功不大，但是我理會到，若能把工作做好，卻十分有意義。我深深相信， 新的業(yè)務接觸問題多還生疏， 堅持學個10年20年，總會由于常識積累，取得應有進展的。

近30年新出土文物以千百萬計， 且不斷有所增加， 為中國物質(zhì)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無比豐富資料。一個文物工作者如善于學習，博聞約取，會通運用， 顯明可把文物研究中各個空白點逐一加以填補，創(chuàng)造出嶄新記錄。

我就從這點認識和信念出發(fā)，在大多數(shù)人難以理解情形下守住本職，過了整整30年。盡管前10年比較順利，各類文物大都有機會經(jīng)手過眼，數(shù)以萬計，但是任何一方面， 可始終達不到深入專精程度。隨后20年，事實上有大半時間，全國都在各種運動中時斷時續(xù)度過的。我不問條件如何，除了對本業(yè)堅持認真的學習和去為別的有關生產(chǎn)、教學方面打打雜，建建議，盡義務幫點忙，其他什么都說不上。

至于本書由我來編纂整理， 似偶然也并不全是偶然。1964年春夏間， 由于周恩來總理和幾個文化部門的人談及每次出國，經(jīng)常會被邀請看看那個國家的服裝博物館， 因為可代表這一國家文化發(fā)展和工藝水平。一般印象， 多是由中古到十七八世紀材料。我國歷史文化那么久， 新舊材料那么多， 問是不是也可比較有系統(tǒng)編些這類圖書， 今后出國時， 作為文化性禮品送送人。當時齊燕銘先生是文化部副部長， 因推薦由我來做。歷史博物館龍潛館長，對我工作有一定了解，熱情加以支持， 為從美工組安排得力三人協(xié)助。由于當作試點進行，工作方法是先就館中材料和個人習見材料，按年代排個先后次序， 分別加以摹繪。我即依據(jù)每一圖稿，試用不同體例， 適當引申文獻，進行些綜合分析比較，各寫千百字說明， 解釋些問題，也提出些新的問題，供今后進一步探討。

總的要求，是希望能給讀者從多方面對于中國古代衣著式樣的發(fā)展變化，有個比較明確印象。工作既近于創(chuàng)始開端， 從探索中求理解，做得不夠完美是意中事。方法上和判斷上若還有少許可取處，能給海內(nèi)外專家學人以小小啟發(fā)， 或依據(jù)本書加以充實， 或從另一角度，用另一方法進行新的探索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也覺得十分高興。因為這份工作的全部完成， 照當時估計，如有10年時間， 不受過多干擾， 又得到工作便利， 繼續(xù)出若干本不會缺少材料的。

從1964年初夏開始， 由于歷史博物館美工組幾位同事熱心努力，我對于這些材料包含問題又較熟悉，工作因此進展格外迅速。前后不到8個月時間， 圖版200幅，說明文字約20萬，樣稿已基本完成。經(jīng)我重作校核刪補后， 本可望于1964年冬付印出版。但是政治大動蕩已見出先兆， 一切出版物的價值意義， 大都得重新考慮。本書的付印， 便自然擱下來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多久， 這份待印圖稿， 并不經(jīng)過什么人根據(jù)內(nèi)容得失認真具體分析， 就被認為是鼓吹“帝王將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書毒草。凡是曾經(jīng)贊同過這書編寫的部、局、館中幾個主要負責人，都不免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我本人自然更難于幸免。其后， 于1969年冬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寧湖澤地區(qū)，過著近于與世隔絕的生活。在一年多一點時間內(nèi)， 住處先后遷移六次， 最后由鄂南遷到鄂西北角。我手邊既無書籍又無其他資料， 只能就記憶所及，把圖稿中疏忽遺漏或多余處，一一用簽條記下來，準備日后有機會時補改。1971年回到北京后， 聽一老同事相告， 這圖稿經(jīng)過新來的主任重新看過，認為還像個有分量圖書，許多提法都較新， 印出來可供各方面參考。因此把圖稿取回， 在極端惡劣工作條件下， 約經(jīng)過一個月，換補了些新附圖， 文字也重新作了修改， 向上交去?？墒菑拇思礋o下落。一擱又是四五年。其時恰在“十年浩劫”期間，這事看來也就十分平常， 不足為奇了。

直到1978年5月，我調(diào)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工作上得到社會科學院領導的全面支持， 為在人力物力上解決了許多具體困難，給予了不少便利條件。遂在同年10月，組成一個小小工作班子，在較短的時間內(nèi)，對本書圖稿作了較大的修改補充。首先盡可能地運用和增加許多新發(fā)現(xiàn)的文物資料， 同時還改訂添寫了不少原有的以及新的章節(jié)，使全書約增至25萬字左右，新繪插圖150余幅， 于1979年1月增補完成， 即交輕工業(yè)出版社印行。此后又聯(lián)系了幾家國內(nèi)外出版社，幾經(jīng)周折，最后才交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

值得令人懷念的，是齊燕銘先生、龍潛先生、劉仰嶠先生。三位都在“十年浩劫”折磨中因傷致病， 已先后成了古人。尤其是周恩來總理， 已來不及看到這個圖錄的出版，我覺得是極大憾事。這本書如對于讀者還有點滴可取處，首先應歸功于他們幾位對這個工作的鼓勵和支持。

本書在增改過程中還得到國家文物局的經(jīng)常關心， 以及湖南省博物館、云南省博物館、陜西省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對外文展辦公室、中央美術(shù)學院、音樂研究所和榮寶齋等文物、學術(shù)機構(gòu)與友好，各方面充滿熱情的幫助。其次是直接參加過摹繪、攝影、制版、排印諸位勞動的貢獻。至于我個人， 只不過是在應盡職務上，把所學的問題，比較有條理、比較集中持久完成了一小部分任務而已。

1981年5月1日于北京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1981年版。)

賞析 建國以后的沈從文結(jié)束了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 自1949年開始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從事文物研究工作，專搞文物研究。多年的努力，兢兢業(yè)業(yè)地工作，出版了多種文物考古專題著作。特別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堪稱絕作。

這篇后記主要是向讀者介紹《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一本書的坎坷經(jīng)歷。原來，這一選題的確定說來話長。早在1963年周總理指示要編一部“中國服飾史”，由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推薦，交給了沈從文擔當重任。到1964年，一部包括200幅主圖及部分附圖、20萬字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初稿完成。經(jīng)過印刷樣書征求意見，計劃在1964年冬付印，向國慶15周年獻禮。但是此后就是“反修”，“文革”，這本書被打成了“鼓吹帝王將相，提倡才子佳人”的大毒草，沈從文也受到了批斗。一直到1978年，才有可能將全書修訂完成，198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書不僅受到國人的重視，也轟動了國際文化界。關于以上情況后記中有真實的交代。

除了向讀者如實地說明這本書的出版意義和成書過程，作者還表達了進一步擴展工作的愿望。顯示了沈從文先生的一腔熱愛祖國、熱愛祖國傳統(tǒng)文化的殷殷赤子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