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長文(1039—1098),字伯原，自號潛溪隱夫，蘇州吳人。朱長文在年未及冠之時，就已舉進士乙科，但以病足不肯試吏，筑室樂圃坊，著書閱古，進入讀書、著作、養(yǎng)志、修身的人生軌道。由于才智兼優(yōu)，德行俱佳，不僅成了當?shù)氐拿t，而且名聲遠播京師。在宋哲宗趙煦元祐年被 “起教授于鄉(xiāng)，召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宋史》)朱長文關(guān)心宋代書學的復興，自己覃研精究，獨造自得，并且編撰了 《墨池編》,在中國書學書史占有重要地位，影響深遠。
朱長文在自己撰寫的 《續(xù)書斷》中說： “夫書者，英杰之余事，文章之急務(wù)也。雖其為道，賢不肖皆可學，然賢者能之常多，不肖者能之常少也，豈以不肖者能之而賢者遽棄之不事哉！”
朱長文關(guān)心書之為道的問題，并在當時宋代書法亟待復蘇、振興的歷史背景下作了許多闡述。這是有其針對性和現(xiàn)實意義的。
應該重視書法，振興宋代書法，這是朱氏的一個主要觀點。他認為，書法是傳統(tǒng)的“六藝”之一，“書之為教，古者以參于禮樂惡可置哉”! 然而當時景況常令朱長文“每悵然為之嘆息”?？梢杂脷W陽修所說的情況來窺看北宋當年書壇的冷落情況。歐陽修云：“余常與蔡君謨論書，以為書之盛莫盛于唐，書之廢莫廢于今。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shù)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為爾?！庇衷疲骸敖袷看蠓騽?wù)以遠自高，忽書為不足學，往往僅能執(zhí)筆。”張耒也云： “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學者優(yōu)游之時，翰墨不宜無人，而求如五代時數(shù)子者，世不可得，豈其忽而不為乎？將俗尚茍簡，遂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乎？”(均見馬宗霍《書林藻鑒》)由此可見北宋當時文人不重視書法的情勢及其心態(tài)。因此朱長文編纂《墨池編》欲為宋代書學復興作出切實的工作，因為“五季之潰亂，而師法罕傳，就有得之，秘不相授，故雖志于書者，既無所宗，則復中止”,而使宋時學書者 “猶未及晉、唐之間多且盛”。他勤于搜集，著成《墨池編》,就是以歷代豐富的書學資料給學書者以金針。
朱長文十分贊同揚子云的“書為心畫”的觀點。他從前人的書法中，特別是從顏真卿的書法中得到了印證，并加以闡發(fā)。在《續(xù)書斷》中，他列顏書于神品，并認為此說“于魯公信矣”。顏真卿之書，“其發(fā)于筆翰，則剛毅雄特，體嚴法備，如忠臣義士，正色立朝，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也”,而“觀《中興頌》,則閎偉發(fā)揚，狀其功德之盛；觀《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夫承家之謹；觀《仙壇記》,則秀穎超舉，象其志氣之妙；觀《元次山銘》,則停涵深厚，見其業(yè)履之純”。朱長文既認為“書為心畫”,也認可書如其為人。他分析虞世南外貌儒謹，若不勝衣，但是學術(shù)淵博，論議持正，無少阿徇，其中抗烈，不可奪也。故其為書 “氣秀色潤，意和筆調(diào)，然而合含剛特，謹守法度，柔而莫瀆，如其為人”。從這種見解出發(fā)，朱長文倡導 “以風節(jié)學藝”。他十分稱揚歐陽詢、歐陽通父子的書藝卓越不凡，列為“妙品”,而尤欣賞其高風亮節(jié)： “嗚呼！歐陽父子以風節(jié)學藝，相繼為唐名臣，美哉！”
書之為道，英杰之余事，是朱氏的又一觀點。其中他特別指出了帝王學習書藝的意義。朱長文在評唐太宗習書法時說，“雖功名之事，然帝王能之，亦足以娛心意而示褒勸，亦治世之盛美也?！彼貏e看到宋代書藝復興與宋代帝王的提倡有極大的關(guān)系，并多加贊揚，“嘗觀自古君天下者，功成則志逸，治久則氣驕，至于恣畋游，邇聲色，窮天下之欲，極天下之樂，以至太甚而階亂者多矣。惟本朝累圣，咸贍八荒，恩被萬物，而未嘗親逸欲之事，田無車馬之音，下無殊麗之求，卑宮室，儉服用，垂拙豐裕，惟《六經(jīng)》百氏篇章、論諸家書法是務(wù)，過于寒儒者之為。蓋堯、舜之睿明，文、武之齊圣，夫何足以尚已。”(《續(xù)書斷》)雖不免阿諛奉迎，但是朱長文從獨特的視角，即從帝王書藝這一角度，闡發(fā)了書藝的作用和價值。
書之為道，若文章假翰墨之助，可增一美。朱長文說，像韓愈、劉夢得、柳子厚等，皆為學者，又有石刻班班垂世間，“其文章足以自顯，而又假翰墨為助，豈不美矣”!因此，他規(guī)勸宋代學者文人應當留心翰墨，學習書法，“若夫尺牘敘情，碑板述事，惟其筆妙則可以珍藏，可以垂后，與文俱傳；或其繆惡，則旋即棄擲，漫不顧省，與文俱廢，如之何不以為意也”!朱氏這一觀點是針對當時士人不重書法而言的，不失為勸世之言。
書之為道，所以自游息焉而已。朱長文說： “儒者之工書，所以自游息焉而已，豈若一技夫役役哉！”(《續(xù)書斷》)這是朱長文對宋代尚意書法的肯定。他稱贊蔡襄“頗自惜重，不輕為書”,甚至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敕書之，君謨辭不肯書，因此朱長文認為“古今能自重其書者，惟王獻之與君謨耳”。宋代的書法崇尚寫意、寓意、樂心，歐陽修的 “學書可以消日”、蘇子美的 “人生一樂”,均視書法為“所以自游息焉而已”。朱長文在書之為道，為書教之外，又根據(jù)宋代的情況及時總結(jié)這一點，豐富了書之為道的作用和價值。
書之為道，必蘊蓄浩博。因此朱長文編《墨池編》對歷代書學論著作出了一次較大規(guī)模、較系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的輯錄匯編，既有引古人成書而類編，亦附己說。他分“八門”網(wǎng)羅之，以 “字學門”、“筆法門”、“雜議門”、“品藻門”、“贊述門”、“寶藏門”、“碑刻門”、“器用門”廣事搜集，細密編輯，有述有作，真知灼見，是朱長文心血與智慧的結(jié)晶。《四庫全書總目》稱云：“搜輯甚博，前代遺文，往往借以考見，間附己說亦極典核。后來《書苑精華》諸編，雖遞有增益，終不能出其范圍?！敝扉L文以復興宋代書學為理想，欲使書藝中師法罕傳者傳之，秘不相授者宣泄之，使有志于書者有所宗，能夠蘊蓄浩博，然后宋代書學可以復興矣。
書之為道，最終妙與道參。朱長文既從顏書中體會到“書為心畫”之說，又從張長史之草書中體會到韓愈之說。朱氏稱贊張旭草書，雖庖丁之割牛，師曠之為樂，扁鵲之醫(yī)病，輪扁之斫輪，手與神運，藝從心得，無以加于此矣。又其志一于書，軒冕不能移，貧賤不能屈，浩然自得，以終其身?！皢韬簦?書之至者，妙與道參，技藝云乎哉！”(《續(xù)書斷》)朱長文又揭示書法要達此境界，有幾方面可以從張旭那兒得到啟示的。一是“積慮于中，觸物以感之，則通達無方矣，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強為之，未有能至焉者”。因此張旭能見擔夫爭路，聞鼓吹，觀劍器舞而書法大進，即是心之通達無方。二是“博觀而后至”,“學固不可以已”。書法的最后境界必由此途徑而至，舍此 “苦學”與 “心通”則別無他路。
朱長文的“書道”論，既對前人的“為書之道”加以印證闡發(fā)，又及時總結(jié)了宋代對書法的新認識，以及自己對于書法的見解，而一切又為了使賢者重視書法，不學者也聞之思勉，從而復興宋代書學！這位隱居在蘇州民間、自稱潛溪隱夫的布衣學者，始終跳動著一顆振興宋代書學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