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4月19—27日，巴黎

尊敬的弗拉基米爾·瓦西里耶維奇！

如果您還記得的話，我是曾經(jīng)許諾過，“等我一安置下來”就給您寫信。

但是，我還是沒有安置下來，也就是說，在最后的時間之前，我仍沒有該做“必需之事”的意識，所以說，我并沒有違背自己的諾言。

與您進行交談，這一直是我的一種需求，雖說我一次也未能向您道出過我認為是重要的東西。

我們之關(guān)系的歷史，或者，也許該說是我對您的態(tài)度的歷史，我覺得……一般而言，是相當出色的。

從不久前起，我感到您對我非常有吸引力，與此同時，我也感覺到了某種將我與您隔離開來的距離。

任何一種接近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某些惡意的狂妄之舉卻獲得一種特別的滿足，一種凱旋的感覺：“畢竟……”請您原諒我的大膽，如果我說您對于我而言就是某些人所稱的“友敵”的話……

對這一感覺的領(lǐng)會，耗費了我大量的勞動和時間……

但是，我一直認為，您是某種寶貴的，同時也是敵對的素質(zhì)之代表，而且，這一素質(zhì)的兩面性甚至構(gòu)成了其魅力。

如今，我清楚了，這一素質(zhì)不是別的，就是宗教文化，我不知道它是否就是基督教的文化，但它無論如何是宗教的文化。

我曾在宗教的環(huán)境(家庭和學校)中受到教育，我早就在無望地、柏拉圖式地，卻又是越來越自覺地追求宗教。我最初的宗教體驗，產(chǎn)生于我幼稚地迷戀馬克思主義之教條的時期，那些體驗與這種迷戀是分不開的。

但是，對我來說，宗教與社會的關(guān)系早在童年時期就已經(jīng)斷裂了。

我在易卜生的凈化之火中度過了15年，我雖然沒有堅持住“意志宗教”，卻徹底地站到宗教個人主義和反社會性的立場上來了。

托爾斯泰和豪普特曼^①被我理解為愛人類的兩個最偉大的使徒，我對他們的理解是熱烈的，卻又是抽象的，就像對“規(guī)范哲學”的理解一樣。

我的宗教意識從未超出過克努特·漢姆生^②，從未超出過對“潘”^③，亦即沒有意識到的上帝的崇拜，這一意識至今仍是我的“宗教”。(哦，請您別擔心，這并非“梅奧主義”，總的看來，我與明斯基^④也毫無共同之處。)

在巴黎，我讀了羅扎諾夫^⑤，我非常愛他，但愛的不是那種具體的文化內(nèi)涵，——他以其純潔的、《圣經(jīng)》般的戀情迷戀著那一文化內(nèi)涵。

我對社會、上帝和人沒有任何確定的感覺，但我對生活、信念、愛情有著更強烈的愛。

由此，您便能理解我對音樂生活的迷戀了，我在一些法國詩人和俄國詩人中的勃留索夫^⑥那里找到了這種音樂生活。在后者身上，迷住我的，是否定、純粹的否定之天才的大膽。

我在這里生活得非常孤獨，除了詩歌和音樂之外，我?guī)缀跏裁匆膊蛔觥?p>

除了魏爾蘭^⑦之外，我還寫了關(guān)于羅登巴赫^⑧和索洛古勃^⑨的文章，我還準備寫一寫漢姆生。然后，再寫一些散文和詩歌。夏天，我打算去意大利，回來后就進大學，系統(tǒng)地研習文學和哲學。請您原諒我： 除了談我自己，我什么都沒寫到。否則的話，此信就會變成《巴黎通訊》了。

如果您給我回信，也許，請給我談一些能使我感興趣的東西。

您的學生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

我的地址： 索邦街十二號。^⑩

(劉文飛　譯)

注釋：

① 豪普特曼(1862—1946)： 德國作家，19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② 克努特·漢姆生(1859—1952)： 挪威作家，192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③ 潘： 即希臘神話中的牧神。

④ 明斯基： 可能指俄國象征主義作家、詩人明斯基(1855—1937)。

⑤ 羅扎諾夫(1856—1919)： 俄國作家。

⑥ 勃留索夫(1873—1924)： 詩人，俄國象征主義詩歌的奠基者之一。

⑦ 魏爾蘭(1844—1896)： 法國詩人。

⑧ 羅登巴赫(1855—1898)： 比利時法語作家。

⑨ 費·索洛古勃(1863—1927)： 俄國作家、詩人。

⑩ 原文為法文。

【賞析】

這封信，由于是“致吉比烏斯”，其意義就與一般書信大不相同了。因為吉比烏斯非尋常人，她是早期俄國象征主義的著名詩人之一。1908年，曼德爾施塔姆年僅17歲，還未進入大學深造，但是他已經(jīng)發(fā)表了包括《一枚果實從枝頭脫落》、《金箔閃閃發(fā)光》和《Silentium》等在內(nèi)的多首重要詩歌?？梢哉f，他當時已是名副其實的“詩人”，而且是閃耀著金光的天才詩人。

象征主義作為俄國重要的現(xiàn)代主義流派，其影響是毋庸置疑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比烏斯夫婦更是象征主義的扛鼎之人。1892—1893年間，梅列日科夫斯基發(fā)表了象征主義的理論奠基之作——《當代俄國文學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此后，以勃留索夫、巴里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吉比烏斯和勃洛古勃等人為代表的老一代象征主義詩人和以勃洛克、別雷、伊萬諾夫等人為代表的“第二代象征派”(自稱)，在詩歌創(chuàng)作和理論建設(shè)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

在致吉比烏斯的信中，曼德爾施塔姆特別提出，與吉比烏斯進行交談一直是他的“一種需求”，他甚至也不否認吉比烏斯對自己“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尚處于探索階段的曼德爾施塔姆已經(jīng)敏感地意識到，自己無法走象征主義者相同的道路，盡管他的起步可能受到了象征派的影響，但是第一步邁出之后，就分道揚鑣了。因為這吸引竟然是同時具有排斥性的，他感覺到了某種將自己與象征主義者隔離開來的距離。以后，曼德爾施塔姆將會作出進一步的闡釋，指責象征主義詩人們所推崇的“形象像標本似的被掏去了內(nèi)臟，充塞了別的內(nèi)容”(《詞的本質(zhì)》)。象征主義詩歌閃爍其詞的表達方式和對物質(zhì)本體存在的刻意曲解和神秘化傾向，使新一代詩人(阿克梅派)對象征主義產(chǎn)生了不滿，曼德爾施塔姆就是其中之一。他認為，詩人的確需要用聯(lián)想的方式賦予詞語意義，但是聯(lián)想必須符合邏輯性，詞語的多義性本身應(yīng)該是在歷史文化的長河中實際形成和存在的多義性。

吉比烏斯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哲學”是象征主義詩歌中的方向之一。年輕的曼德爾施塔姆在信中指出，宗教文化的確具有非常獨特的魅力。但是這種魅力對他既有吸引也有排斥，因為對他而言，宗教文化與社會關(guān)系毫無關(guān)聯(lián)，更多的是個人的體驗。既然如此，把宗教體驗納入社會體系，使得詩歌呈現(xiàn)出與現(xiàn)實脫離的彌撒式神秘感。實際上，曼德爾施塔姆在《石頭集》中，也將基督教納入了自己的詩歌之中。但是基督教題材的頻繁出現(xiàn)，并不是出于他對于宗教的迷戀，而是因為他知道基督教和古希臘、古羅馬一樣是整個世界文化鏈條中不可砍斷的一環(huán)。為了維護統(tǒng)一性，他不得不將基督教納入了自己的詩歌體系。

1908年的曼德爾施塔姆尚未完全確定自己的方向，但是他已隱隱地感覺到了，他所走的，必然是一條全新的道路。因為，他“對生活、信念、愛情有著更強烈的愛”，這種愛與“上帝”無關(guān)。而實際上，生活也必將以一種迥異于象征主義的面目出現(xiàn)。值得一提的是，將要在此后30年間曼德爾施塔姆的著作中頻繁出現(xiàn)的“音樂”、“文化”、“希臘”等關(guān)鍵詞，在這封信當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這說明，年輕的曼德爾施塔姆，對自己將來的方向已經(jīng)有了比較清晰的概念。

(石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