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近代散文作品·宋金元·與王介甫書》簡析

司馬光著。見《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收于《中國歷代散文選》下冊。這是司馬光在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寫給王安石的一封書信，信中對王安石的變法進行了全面的指責和批評。熙寧二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全面推行新法。新法的總原則可以歸納為理財、整軍、富國、強兵四件事，其主要目的是想限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這對增加朝廷收入、加強國防力量，抵御遼、夏的入侵是有好處的。但是由于新法限制和打擊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而引起了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官僚的反對，爆發(fā)了新舊兩派的黨爭。司馬光的《與王介甫書》比較系統(tǒng)地反映舊派官僚的觀點，是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信中從四個方面對新法加以指責，即是“自古圣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職，委任而責成功也”;而王安石設制“三司條例司”，派出使者推行新法“陵轢州縣，騷擾百姓”;王安石大講財利，“又命薛向行均輸法于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王安石在推行新法中，聽不得不同意見，“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歸納起來便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大“罪狀”。文章最后希望王安石“思國家大計”，遠諂諛小人，接納自己的忠告，停止變法。《與王介甫書》的根本觀點是反對變法革新，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曾對此加以批駁；但這封長達三千三百字的信，寫來一氣呵成，文氣貫通，洋洋灑灑，轉(zhuǎn)承自如；語言平實質(zhì)樸，條理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