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變當然亦與時勢有關(guān)。

《抱樸子·鈞勢》篇：“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边@理，于《文心·時世》篇說得尤為詳細，以為文學隨時世而改變。西晉以來，大家都一致承認這點。明袁中道《宋元詩序》：“氣運所限，不能強同?！薄皻狻保褪侵笗r代之習俗，“運”就是變遷。這理念大概是基于“窮則變”的意念的。

清初葉燮《原詩》講詩之正變，其理論與傳統(tǒng)不合，而與今合。他是明白文學之流變的。他說：“遞衰遞盛。”文學不是古盛今衰的。就詩論之：詩之發(fā)展是不斷的，說起來該不能分期。不過，為了方便，可分期。就整個歷史說，不能說前盛后衰，卻是“盛而復衰，衰而復盛”。不但詩如此，人事亦然。遞衰遞盛也不完全是循環(huán)。漢魏詩，有如整個房子架格好，而窗戶未安好。六朝時，窗戶也好。而唐詩是加上家具；宋詩則連小擺設都放置好。這可見他是承認文學是進步的。這意見自民國后始被人注意。

《文心·通變》篇認為文學“宋(劉宋)初訛而新”，當時風氣都“師范宋集”，即以當時人作品為模仿對象，不以古人的作品為對象。這就未免范圍太狹了，故他主張模仿古人之作品。這主張當時不生效，至唐韓愈古文運動才得到大變化。

關(guān)于通變，《文心·通變》篇說，要“矯訛翻淺”，參考古人加以改變，雖復古亦是為了有新的變化。

另一種通變，就是要創(chuàng)新。如杜甫，把當時的生活、社會、政治問題都放進詩里去，而不光是原則上的人生問題，不是所謂永恒的問題(其實，杜詩的題材亦與永恒有關(guān)系)。杜甫沒有理論，而只有創(chuàng)作。后來批評家都照傳統(tǒng)意思，以為創(chuàng)新不能太過，得要有古。所以，他們推崇韋(應物，似陶)、柳(宗元，似謝)。

六朝與元人詩大多數(shù)都太淺，千篇一律。

唐宋多創(chuàng)新。近代(清末起)詩(同光體)文(新文體)都是創(chuàng)新。今之白話詩文就更不用說是創(chuàng)新了。但仍有許多人以為要存古，故反對白話詩。

這里就說到優(yōu)劣問題了。人們以為古優(yōu)今劣。王充《論衡》就說到，一般人認為古書難懂，才大。葛洪亦說到這一點。但是王充、葛洪都認為，這種說法不對。六朝人寫文章往往模仿當時人，可見不承認古勝于今，至少覺得今古各有其優(yōu)劣。葛洪的意見，認為今勝于古的，接受的人不多。

唐以來復古，主古勝今者多。明朝尤甚。

但也有人認為文有優(yōu)劣而無古今，作者不可有古今之成見。

認為古勝于今者，大抵是因為古代傳下來之作品是受過時代淘汰的，優(yōu)者存而劣者已佚。

明陶望齡《與友人論文書》說，“文有優(yōu)劣而無古今”，故作者不可存古今。從人方面說，古今人都是才能相去不遠的，有具才智者，亦有笨拙者。

清袁枚《與沈德潛書》說，各人性情遭際不同，他主張詩有“我”。他說，既然性情，特別是遭際，不同，則詩自異。不能因其不同于古人而說它價值低。他們都是反對模仿的。

清末，人們以為各代有各代的好處。焦循《易余籥錄》：“一代有一代之所勝(各有其特別之體裁)?！北确秸f，周之四言詩，楚之騷體，漢之賦，唐之律詩，宋之詞，元之曲，明之八股，都是。這就是變。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創(chuàng)作。從鑒賞方面說，每個時代有其特長。從模仿方面說，要模仿各時代之所長。這是還各時代文學之價值。

王國維《人間詞話》說，四言衰而有五言，五言衰而有七言，古詩衰而有律絕，因為“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杰之士，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這自然是一個原因。此外，仍有時代背景(如唐以詩策士，詩乃特盛)。他說，一切文體所以始盛中衰者，以此(宋詞盛，因時人喜音樂，且同時皇帝又喜詞。后來詞與音樂離，又因作多成習套，膩，乃衰)。他下結(jié)論說：“故謂文學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彼脑捨疵夂唵我稽c。這當中有表現(xiàn)方式之問題。我們今日所以用白話，是因為文言不足以表現(xiàn)今日之思想感情與生活。詞衰，與時代有關(guān)。詞不能表現(xiàn)元世之復雜局面。其他各體衰而他體代之起，亦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