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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文 | 斷代詩史研究走向現(xiàn)代化的標志——淺論蘇雪林先生的《唐詩概論》 |
| 釋義 | 斷代詩史研究走向現(xiàn)代化的標志——淺論蘇雪林先生的《唐詩概論》 斷代詩史研究走向現(xiàn)代化的標志——淺論蘇雪林先生的《唐詩概論》 陳友冰 安徽社科院文學所 ? 1934年2月, 蘇雪林先生的《唐詩概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的出版無論對蘇先生本人還是學術界都是件大事:從她本人來說, 隨著《唐詩概論》以及《遼金文學史》、《李商隱無題詩事足亦考》、《屈賦新探》的相繼出版, 她完成了由文學創(chuàng)作向學術研究、由文壇才女向學界泰斗的人生角色的轉換;從學術界來說, 《唐詩概論》是我國現(xiàn)代意義上的第一本唐詩學專著, 也是我國第一本斷代詩歌史。從1932年到1947年這十五年間, 此書不斷重印并再版了三次, 并被列為“國學叢書”和“新中學生叢書”, 獲得了從文學史專家到中學生的廣大讀者面。如果聯(lián)系到這十五年間內(nèi)憂外患、戰(zhàn)亂頻仍, 人們居無定所, 這種影響的意義更非同一般。但遺憾的是, 1949年以后, 這本唐詩史在大陸卻很少有人知曉, 直到1992年, 才由上海書店據(jù)商務版翻印, 方重見天日。今天我們來重新認識這部論著, 不僅是要還給《唐詩概論》在唐詩學及文學研究史中應有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汲取其學術思想, 學習其研究手段, 更好地推動唐詩史乃至中國文學史研究的開展。 ? 學術觀念上的現(xiàn)代眼光 本世紀初的中國文學史研究, 其起步階段自覺或不自覺走的仍是“載道”、“宗經(jīng)”、“征圣”的老路?!拔逅摹鼻昂?, 胡適、錢玄同、陳獨秀等倡導“平民文學”和“白話文學”, 在拓寬視野、恢復文學史本來面目等方面功不可沒, 但這種單一社會學的界定卻導致文學上的“唯成份論”, 按作家出身和作品是否反映民生疾苦以定高下的風氣日長, 而與文學自身的規(guī)律日漸疏離。蘇雪林先生的《唐詩概論》在充分肯定胡適先生“一切文學皆起源于民間這一論斷十分精當”的同時, 則別承王靜庵先生之研究觀, 用西方文藝學來審讀中國古典作品。如果說王國維是我國古典文學研究觀念走向近代化的第一人, 那么, 蘇雪林則是繼其踵武, 更全面也更自覺地用現(xiàn)代文藝理論來研究中國詩歌史的先行者。在《唐詩概論》中, 她運用諸如文學與生活、繼承與創(chuàng)新、風格與作家性格、流派與時代潮流等現(xiàn)代文藝觀來分析唐代詩人和詩作, 探尋唐詩的承緒和流變, 從而得出訓詁考據(jù)或單一社會學研究無法得出的結論。今天看來, 這些結論有的雖不無可商榷之處, 但仍閃爍著智者的光輝, 至少在學術觀念上能給我們以新的啟迪。例如, 李白詩作的傾向和浪漫風格的形成, 一些研究者雖注意到了它與道教和醉酒的關系, 但由于是從單一的社會學觀念加以剖析, 得出的結論往往是:飲酒和求仙是他反抗現(xiàn)實政治的一種獨特方式, 是他不能“摧眉折腰事權貴”傲岸性格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這種單一社會學的推導, 便導致了一個形象高大、充滿入世精神的李白。我們當然希望李白成為這種偶像, 但是, 這個結論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不滿社會現(xiàn)實并采取反抗行為, 幾乎每一位真正的古典作家都是如此, 為什么歐陽修、王安石乃至李白同時代的高適、杜甫沒有墜入仙鄉(xiāng)和醉鄉(xiāng), 也沒有表現(xiàn)出李白式的頹放和浪漫?蘇雪林先生把社會學的考察與情緒心理學、文藝心理學的分析結合起來, 從人的智力差異和不同的情緒心理, 以及個人經(jīng)歷與文學風格間的關系入手, 對李白的縱酒和求仙進行綜合分析, 為為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 首先與李白的生活欲望特別強烈和常人所沒有的敏感有關:“大凡天才, 生活力往往勝尋常人十倍。生活力既強, 求生的志愿也愈強, 常想超越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去求無限的超越發(fā)展, 況且世界的缺陷, 幸福的空虛, 人類生命的短促, 聰明人更容易感到……李白對于生死問題常有‘游川與流光, 飄忽不相待’等感想, 所以熱心求仙。誰知費了無限的精力, 金丹未成, 白發(fā)卻已種種。于是他覺悟了, 灰心了, 只想法另外去尋他的生活。”① ? 作者列 舉了《對酒行》、《擬古十二首》和《春日醉起言志》等詩為例加以證析。至于李白逃于酒中的原因, 蘇先生認為“是對成仙的失望”, 再加上“功名屢屢失望, 愈加灰心, 甚至反動起來。講究現(xiàn)世的享受, 否認道德的存在, 在了一個極端頹廢的詩人了”。②比其早一年出版的馮沅君夫婦的《中國詩史》中對李白的評價, 其結論與蘇著幾乎相同, 但分析其成因時只強調其社會遭遇, 認為“落泊的身世, 迫他走上了頹廢的道路”。③相比之下, 蘇雪林先生的分析似乎更深入內(nèi)心, 更個性化一些。 ? 《唐詩概念》中, 以現(xiàn)代觀念來審視作家作品、梳理源流, 從而得出與傳統(tǒng)迥然不同的結論, 并不止于對李白的分析, 書中對唐詩分期標準的界定, 復古思潮萌生的時間, 高適、岑參詩品的高下, 大歷之后眾多詩派崛起的原因等等, 作者都一變傳統(tǒng)的原道、宗經(jīng)之說, 以新的觀念、新的目光重新加以審視而得出新的結論, 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例如作者論析民族交融與唐詩勃興的的關系, 就是極為精彩的一筆。作者認為民族混血能為古老的漢民族帶來青春, 而青春活力又會使文學呈現(xiàn)蓬勃的朝氣, 作者認為這就是“盛唐氣象”形成的原因, 也是唐詩廊廡特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民族自漢以后既漸呈衰老之態(tài), 晉以后與異族血液混合, 醞釀數(shù)百年, 至唐而恢復青春, 所以民族活力強盛, 其文學也新鮮熱烈, 充滿蓬勃的朝氣與潑辣的精神, 與六朝以來懨懨無氣的女性文學不可同日而語。”④ ? 我們知道, 在八十年代初, 余冠英、王水照選編的《唐詩選》, 在剛剛復蘇的讀書界曾產(chǎn)生較大的影響, 尤其是“前言”中對唐詩興盛原因的分析, 當時被譽為“給人耳目一新之感”⑤余、王二氏所分析的原因中, 很主要的一點就是唐代的民族和睦政策, 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交融, 從而給唐詩注入了新鮮血液。 ? 研究方法上現(xiàn)代手段的運用 與學術思想上的“載道”、“征圣”、“宗經(jīng)”相一致, 本世紀初的文學史家們所采取的研究手段基本上還屬于文章學、考據(jù)學的范疇, 桐城派的“義理、考據(jù)、辭章”仍是當時古代文學研究圭臬, 研究者們的興趣更多地集中在爬梳佚文、考辨真?zhèn)?、版本校勘上。近代第一本文學史——黃人的《中國文學史》中, 就納入了大量的文字學、訓詁學、經(jīng)學乃至書法方面的內(nèi)容, 提出“大膽的假設, 小心地求證”, 在研究方法上發(fā)出變革的首倡。五十年代后, 胡適的這十字要決在大陸幾乎成了阿Q頭上的癩瘡疤, 似乎人人都可嘲弄一番, 其實如放在文學史學這個歷史、學術的范疇來考察, 其積極作用卻不可低估, 它對改變研究者的傳統(tǒng)視野, 規(guī)范研究工作的科學性, 都有極大的幫助。從學術淵藪來看, 它實際上是揉合了清代乾嘉學派重證據(jù)的求實態(tài)度和西方形式邏輯分析、歸納、推理的方法, 從而簡括為“證據(jù)+推理”這種基于事實又生飛躍的認知方式, 因而對當時古代文學研究產(chǎn)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顧頡剛等“古史辨派”的出現(xiàn)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一個明證。但是, 無論是實證說也好, 古史辨派也好, 都有一個明顯的不足:即只重死的資料而忽視文學所特有的人文內(nèi)涵。古代作家微妙的內(nèi)心世界和瞬間的情感變化, 文學作品千變?nèi)f化的藝術風格及其形成的多種因素, 用單純的實證來解析, 往往就會左右支絀, 甚至無能為力。蘇雪林先生的《唐詩概論》在研究手段上, 既吸收了實證主義重證據(jù)、重推論的合理成份, 又規(guī)避了其只重外在史料而忽視人的內(nèi)心情感之弊, 把社會學、人類學、情緒心理學、文藝心理學、民俗學、乃至比較文學等多種研究手段結合起來, 從而繼胡適以后, 成為文學史研究手段現(xiàn)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 首先, 蘇先生在研究中注意到作家個人與社會群體間錯綜復雜的關系, 把作家首先作為一個帶有社會性的人來研究, 這在《唐詩概論》“大歷間的詩人”和“功利派首倡者白居易”這四章 (第十二章至十五章) , 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研究唐詩史的人都知道, 大歷詩風是盛唐到中唐的一個過渡, 大歷之后出現(xiàn)諸多的甚至是針鋒相對的詩歌流派, 而且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為什么在盛唐的尚武和雄放之后, 會出現(xiàn)大歷詩人的簡和沖淡?學人們多從安史之亂這個單一社會學的角度予以解釋:安史之亂打破了盛世美夢, 也瓦解了士大夫的功名意識, 使他們由進取走向歸隱, 由入世變?yōu)槌鍪溃?從而獲得了內(nèi)心的寧靜和沖和。但同是中唐, 又幾乎是同樣的背景下, 為什么又會出現(xiàn)韓愈至險至怪的詩風和倡導干預生活、鼓吹積極入世的元白詩派呢?如從上述單一社會學角度來解釋, 就會不得要領, 甚至前后支絀, 《唐詩概論》對此作出另一種解釋:“大約詩到李、杜, 已做到了圓熟的境界。過圓則流于庸, 過熟則流于滑。大歷諸子之不能出色, 雖為天才所限, 也可說所生時代之不做美。到了韓愈, 叫他安于庸熟當然不肯;叫他騰挪變化超過李、杜也難辦到。于是想出另取途徑的辦法, 把自己造成奇險一派。別人的作品好象康莊大道, 他的卻是人跡所未到的峭壁懸崖……他能在李、杜之后獨樹一幟, 成為大家者, 全靠這點冒險爭勝的志氣?!雹咧劣诜e極干預生活的元、白詩派的形成, 作者是這樣解釋的:“人類的神經(jīng)長久平靜, 乍受外界的大刺激, 便引起非常的興奮, 甚至陷于錯亂的狀態(tài)。當刺激不斷襲來, 神經(jīng)禁受不起, 就暫時變成麻木, 籍以自衛(wèi)。這樣經(jīng)過多時以后, 神經(jīng)的能力稍稍恢復, 再遇著刺激, 便又會引起反映。但第二度反映來勢每比第一度和緩, 而且能養(yǎng)成深沉周密的內(nèi)省功夫, 練就對付艱難的能力, 所謂‘人生的經(jīng)驗’就是這樣來的?!雹?/div> ? 作者認為, 安史之亂“第一次大刺激”產(chǎn)生了杜甫“驚呼熱中腸”的寫實文學, 安史之亂后五、六十年的持續(xù)不安定“第二次大刺激”則產(chǎn)生了元、白“痛定思痛”的功利文學。且不說這種論析方式生動形象, 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研究方法上, 也更加深入作家的內(nèi)心世界, 從個人與社會群體的關系上, 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研究視野, 啟發(fā)了一種新的思考方式。 ? 其次, 《唐詩概論》在論述作家作品時還全方位地顧及其人其作, 即注意從人類學的角度把作家作為一個整體的人來研究, 既注意其內(nèi)在秉性, 又注意其外在行為;既注意他在作品中所表達的思想, 又注意到作家的實際言行。這種分析方法的優(yōu)勢在對李賀、高適、岑參的研究中表現(xiàn)得十分突出。關于李賀詩歌的風格, 歷來說法各別:有人說是“奇詭幽冷”, 有人說是“騷之苗裔”, 有人說是六朝宮體的流變, 有人則把上述幾種風格揉合在一起。這些論者都抓住了賀詩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或特征的幾個不同方面, 問題是這幾種并不關聯(lián)的特征是怎樣通過李賀的內(nèi)心嘔瀝成一個整體、又表現(xiàn)為看似矛盾的不同側面的。蘇雪林先生以人的生活習慣為例, 解釋韓、孟、元、白之后出現(xiàn)李賀詩風的必然。她說:就像“一個人甘脆肥酥的東西吃得太膩, 便想吃點清淡的蔬菜;清淡的蔬菜吃得太多, 覺得無味又想開葷。元和詩人韓愈等提倡險怪, 絕對排斥辭藻……元、白一派注重內(nèi)容, 形式以坦白為主, 未流所至遂到直率顯露, 不耐尋味?!雹崂钯R則是以“沈博絕麗的形式矯正韓派的枯瘦獷野, 以 ‘藝術為藝術’的主張打破元、白的功利主義, ”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唯美文學。而要創(chuàng)造出唯美文學, 精美沉麗的六朝宮體當然會成為李賀借助的一種形式。但中唐畢竟是個苦吟的時代, 所以李賀在復活宮體時又融入了時代風氣, 這就是“深刻”。再加上個人的憂郁心境和多病之軀, 從而形成一種既濃艷又深刻, 既多現(xiàn)實悲嘆又多浪漫神思的獨特風格, 這是矛盾的李賀, 也是個真實的李賀。這個論斷是否切中肯戶攵木, 當然可見仁見智, 但從知人論世、顧及全貌這點來看, 這種論析方式在當時不失為一種比較先進的手段, 即使在今天也有重新拾起之必要。 ? 對高適、岑參評價也是如此。說到盛唐邊塞詩派代表人物, 歷來皆認為高優(yōu)于岑, 葉燮的《原詩》作如是觀, 嚴羽的《滄浪詩話》更以“高達夫派”以高括岑, 今人從社會學出發(fā)更是認為高適真實地反映了當時軍中苦樂不均和守戌士卒的苦難, 具有現(xiàn)實主義精神;岑參過于夸張邊塞將帥的威風, 甚至有拍馬屁之嫌。蘇雪林先生則從人類學、民俗學角度, 認為開元、天寶年間文學已由女性一變而為男性, 岑參以他熱烈豪邁的性格和瑰奇雄怪的思想, 更能充分表現(xiàn)男性的壯美。從這個角度來說“岑勝高遠甚”。⑩岑高之間, 孰優(yōu)孰劣, 乃至有無必要分其優(yōu)劣, 這當然可以再議, 但這種思考問題的角度和論析方法, 卻使人大開眼界。 ? 再次, 《唐詩概論》不是采取人們熟悉的那種描述方式:經(jīng)過了什么, 描寫了什么, 表現(xiàn)了什么;或是那種判別式的結論:歌頌了什么, 反映了什么, 批判了什么, 而是采取史論結合的方式:既有對作家深層次的剖析, 其中新見迭出, 又能作出一定理論深度的歸納, 從個別的文學現(xiàn)象中得出規(guī)律性的結論, 并梳理出文學史的脈絡、文學流變的痕跡。既注意到這種發(fā)展和流變在題材、風格、方法的順向傳承, 還注意到逆向的變異。這種史論結合方式可以說是貫穿了這本唐詩史的始終。例如對晚唐詩人李商隱的傳承關系的探尋, 作者就是既有史的梳理, 又有論的闡釋, 而且得出了與傳統(tǒng)之見不盡相同之說。大概從王安石起, 就把李商隱的師承歸于學杜, 繼后的葉夢得、蔡寬夫、賀裳、宋火火冖牛皆持此說, 何焯則又在學杜之外加上五言學庾信, 七言學劉禹錫。蘇雪林先生則把沈亻全期、宋之問的精麗作為李商隱詩風的源頭, 勾畫出一條從沈宋到李商隱再到西昆體這條承傳和變異的軌跡。與史的勾勒并行, 她又把歐洲1860年間繼浪漫主義后興起的高蹈派和象征主義文學作參照系, 指出其“聲調鏗鏹, 顏色華美, 結構精密, 對偶工切”以及“措詞造語”的“曖昧隱約, 曲折深奧”, “實開中國詩歌之新境, 為歷來所未有”?!?1據(jù)此, 她把以溫李為代表的晚唐斷為一個浪漫與寫實并立的新時期, 從而確立了一個新的理論見解。對陳子昂與復古思潮的論述, 是史論結合的另一個成功范例。作者認為反對六朝浮靡文風的復古思潮并不起于陳子昂, 而是起于當時的裴子野及“村夫子之流”, 作者梳理了一條從裴子野的《雕蟲論》到李鍔、楊素、直至陳子昂、張九齡的復古思潮的承傳關系。作者在論中則又別開生面, 一方面指出“開元、天寶四十三年中文學完全脫離齊梁古典主義的束縛, 別開如火如荼的浪漫主義局面, 陳子昂、張九齡一班人的勞力是不可埋沒的”?!?2同時又指出陳子昂的復古與李白的復古不同, 李白是旗子上寫的復古, 實際上卻是創(chuàng)新, 所以獲得了成功。陳子昂一味復古而‘意不加新’, 所以必然失敗, 因為“時代的輪子是向前進的, 使他打退轉總是勞而無功的”。○13這段史論所表達的文學史觀, 不僅使我們耳目一新, 也能引起深深的思考。它對那種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 無疑是個棒喝。 ? 中西交匯點上獨特的視角 蘇雪林先生為什么能超過同儕, 在文學史的編寫中具備現(xiàn)代觀念, 采用一些今人尚未完全熟練掌握的分析手段?我們追尋一下作者的生活道路和學術主張, 也許能從中找出答案。蘇雪林先生早年專門從事創(chuàng)作, 十七歲就寫了篇反映童養(yǎng)媳悲慘命運的文言小說, 二十歲起陸續(xù)在北京《晨報副刊》等報章上發(fā)表詩文, 是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四大才女之一。自己能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 并取得極高的成就, 以此背景從事文學研究, 對作家心態(tài)當然體會更深, 對作品與社會種種關聯(lián)及其風格的形成, 個中三昧非門外人所能盡道。所以他的《唐詩概論》更注重對人的本體研究, 更注意作者的心理和性格分析, 更強調人的內(nèi)心在精神和外在行為、個人與社會群體的種種關系。蘇雪林先生由創(chuàng)作轉向研究的成功并不是個個案, 馮沅君、魯迅、朱自清、聞一多等人學術上的成就也無不與其從事創(chuàng)作有關。搞學術研究的人同時搞一些創(chuàng)作, 這對掌握藝術規(guī)律, 更好地知人論世, 提高學術研究的品味和加大發(fā)掘的深度大有幫助, 這是蘇雪林現(xiàn)象給我們的一個啟迪。 ? 其次就是蘇先生非常重視中西文化的溝通和交流, 注重文學的比較研究。她認為世界文化同出一源, 中國文化亦屬世界文化一支, 在她的《屈賦新探》中, 曾舉證數(shù)百條證明域外文化在戰(zhàn)國時代已來到中國, 她曾兩次去法國留學, 深受西方文化和方法論方面的熏陶。尤其是1950年的第二次去法國留學, 更是專注于東西方文化淵源及相互影響等方面的研究。在《唐詩概論》中, 她把李商隱的詩歌風格比之于1860年法國的高蹈派, 其無題詩又類似于西方的象征派;把唐代文學的成就聯(lián)系于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大世紀”;王維詩歌的鮮明視覺形象與西洋畫中的印象主義;李賀詩歌的濃艷風格與西方的唯美主義, 如此等等, 處處可以看到她是在有意識地進行比較, 促進中西方文化的溝通。它給我們的啟示是:優(yōu)秀文學是世界性的, 是人類共有的財富, 如果單從傳統(tǒng)的眼光來研究傳統(tǒng)的文學, 也許并不能充分發(fā)揮傳統(tǒng)文學之美。如果站到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來審視, 也許可以看得更廣一些, 更深一些。 ? 參考文獻 ⑥余冠英、王水照《唐詩選》2頁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 978年版 ? 注釋 1○11 ○12 ○13 《唐詩概論》78、79、15、109、126、147、57、19、38、41頁 ? 2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445頁, 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 3倪其新《讀 (唐詩選) 》, 光明日報“文學”第121期 ? 4余冠英、王水照《唐詩選》2頁,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此為“海峽兩岸蘇雪林學術研討會”上的發(fā)言稿, 發(fā)表時略有刪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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