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宣布取消帝制之日，蔡鍔尚在川南發(fā)動猛攻，廣西陸榮廷也正秣馬厲兵，準備攻湘圖粵。因此，他取消帝制后的頭一件事就是企圖利用全國人民和護國軍將士的強烈愛國熱情，借口“鬩墻御侮”,脅迫護國軍停戰(zhàn)議和。起初，他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的名義致電蔡鍔、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陳炳焜、梁啟超等人，提出“公等舉兵，原系反對帝制，今目的已達。而國家大局危急，不宜同室操戈，應先行罷兵，然后商量善后之辦法”^[1],并電令廣東將軍龍濟光、巡按使張鳴岐負責與陸榮廷等進行具體“斡旋”^[2],以期達到滇黔桂三省取消獨立的目的^[3]。接著，又于3月30日以政事堂、統(tǒng)率辦事處名義再次致電蔡、唐等人，說什么“在諸君目的已達，帝制永無復活之期。而外顧大勢，內(nèi)顧民生，漁利紛乘，哀鴻遍野，鬩墻御侮，正在此時。若以愛國始，而以禍國終，諸君明達，當不其然。務望諸君罷兵息民，恢復元氣”^[4]。
然而，民國四年以來，袁世凱翻云覆雨，背誓食言，“專操權術以侮弄萬眾”的事實，畢竟太昭然了；他禍國殃民的罪惡行徑所給人們的教訓，也太慘痛而深刻了；因此，蔡、唐等人沒聽他這一套。4月2日，蔡鍔復電黎元洪等三人說：“國是飄搖，人心罔定，禍源不清，亂終靡已。默察全國形勢，人民心理尚未能為項城曲諒?！?sup>[5]表示不能繼續(xù)承認袁世凱為總統(tǒng)。4日，唐繼堯也復電指出：“今袁氏雖取消帝制，實已構成叛國之罪名”,倘若“真誠悔禍”,即應“毅然引退”^[6]。至于梁啟超，則早在3月28日赴桂途中便電告過陸榮廷：“龍(濟光)、張(鳴岐)來使所商，不知何事？但若以取消帝制為取消獨立交換條件，務乞堅拒勿許。袁之無信而陰險，中外共知。若彼仍握政權，將來必解西南諸鎮(zhèn)兵柄，再施伎倆行專制。如此非特義軍諸將校遭其荼毒，且地方治安亦不克保。今日之事，除袁退位外，更無調(diào)停之余地?！?sup>[7]陸這時剛剛宣布獨立，正垂涎湘粵，本無議和之意，接梁告誡后，當即拒絕了龍、張的調(diào)停，并于4月17日正式電請北京政府“依據(jù)約法轉(zhuǎn)陳項城速行宣告退位”^[8]。結果，袁世凱所企望的全國范圍的停戰(zhàn)議和終因其不允退位而未能實現(xiàn)；僅由四川將軍陳宧和蔡鍔單獨達成了川南、湘西戰(zhàn)場的停戰(zhàn)協(xié)議。
陳宧在云南護國軍和四川人民的打擊下，實際上早已存心謀和，只是沒有適當機會而已?，F(xiàn)袁世凱宣布取消帝制，請求罷兵，機會終于到來了。3月27日，他致電蔡鍔要求即日停戰(zhàn)，妥籌善后^[9],同時又兩次密遣信使晤蔡，面告他將與護國軍“一致倒袁而取聯(lián)邦之制，并推舉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為繼任總統(tǒng)”^[10],“并謂已派人聯(lián)絡湘、鄂、贛三省，已得贊同等語”^[11]。蔡鍔見陳宧愿與護國軍“一致倒袁”,而自己的部隊于激戰(zhàn)后也急待休整，遂于31日復電陳，同意所率滇、黔護國軍自即日起停戰(zhàn)一星期。這明明是蔡鍔滿足了陳宧的請求，可是陳卻于4月1日呈報黎、徐、段等，謊稱：“蔡鍔近有悔禍之意，頃來函提議停戰(zhàn)七日，以便協(xié)商平和辦法等語”^[12]。袁世凱于絕望之中，忽聞蔡鍔同意停戰(zhàn)議和，自然大喜過望。他當即指示徐世昌照準停戰(zhàn)，并立即舉行國務會議，討論議和具體條件。就這樣，陳宧的求和活動得到了袁世凱的正式批準，只是議和條件由按袁的意旨修改為“須仍一致承認今大總統(tǒng)袁世凱”^[13]了。
4月6日，一星期停戰(zhàn)限滿，應陳宧之請，蔡鍔同意自7日起繼續(xù)展限一月，雙方于川湘境內(nèi)一律停戰(zhàn)至5月6日下午12時止。9日，陳宧所派議和代表劉一清、雷飆到達永寧，接受蔡鍔所提停戰(zhàn)規(guī)約三條：1.兩軍暫守防線，無論大小部隊不得進出步哨線外一步，如違約冒進，格殺勿論。2.軍使及信差出入，以兩軍高級軍官所指定之道路為限。軍使除特別許可外，以二人為限，且不得攜帶軍器。軍使以兩尺見方之白旗為標記，如軍使無故被傷害者，依刑律治罪。3.凡有著便服，攜帶器具，徘徊于兩軍步哨線之間者，準予射擊擒捕^[14]。后來，由于袁世凱于停戰(zhàn)期內(nèi)借口“剿匪”,瘋狂鎮(zhèn)壓川湘各地起義民軍，蔡又補充規(guī)定：“各地起義之民兵，其有指揮官而有一定標志者，亦應與護國軍視同一律，在停戰(zhàn)期內(nèi)彼此均不得相犯?！?sup>[15]這樣就有效地保護了各地的起義民軍。對于議和條件，陳宧首先提出草案八條，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仍須一致承認袁世凱為總統(tǒng)。據(jù)陳供認，劉、雷二位議和代表出發(fā)時，他曾特地交待：“此條如得贊同，其余不妨遷就?！?sup>[16]接著，蔡鍔提出修正案十條，其中一至九條是：1.仍暫以袁世凱為總統(tǒng)。2.限兩個月內(nèi)召集已解散的民國元年參、眾兩院議員在上海解決總統(tǒng)問題。3.務期實行民國元年約法。4.起義各省將軍以下各級官長，在袁世凱暫任總統(tǒng)期間不得更換。5.大赦黨人。6.在袁世凱暫任總統(tǒng)期間，為維持國會起見，將起義各省軍隊編為二師，分駐于北京附近。7.起義各省軍隊所用軍費應由中央?yún)f(xié)濟。8.任段祺瑞為湖北將軍駐武昌，仍任馮國璋為江蘇將軍駐南京。9.護國戰(zhàn)爭爆發(fā)后開拔至各省的北軍一律撤回原防^[17]。但是，當他通告獨立各省征求意見時，除桂、粵(龍濟光已于4月6日宣布廣東獨立)兩省因電線梗阻未復外，云貴兩省，特別是貴州劉顯世卻對仍認袁世凱為總統(tǒng)一條極力反對，致使議和陷入僵局。
陳宧見協(xié)議難成，無法向袁交差，只好于19日撤回代表，并借口“望淺言輕，實難獨膺艱巨”,請求黎、徐、段準其“聯(lián)合寧、浙、贛、鄂、湘、魯各省共同擔任”^[18],實際上就是撂挑子不干了。此后，陳宧雖繼續(xù)與蔡鍔保持聯(lián)系，并于5月6日第二次停戰(zhàn)期滿后，再次議定展限一月，自7日起至6月6日夜半止為第三次停戰(zhàn)期限，但所商議的事已不是什么仍認袁世凱為大總統(tǒng)，而是聯(lián)合各省迫袁退位了。
蔡鍔獨自同意與陳宧停戰(zhàn)議和，遭到中華革命黨乃至護國軍陣營內(nèi)部很多人的反對。4月2日，《民國日報》發(fā)表社論指出：“議和二字，在今日不成名詞，且亦絕無可以議和之余地。”^[19]7日，李烈鈞更直接致電蔡鍔等人說：“竊謂停戰(zhàn)之約，于袁有大利，于我軍則不利”;袁可乘此時機維持內(nèi)部，緩和人心，“割讓乞憐，諛媚求逞”;而我則因此“朝銳頓挫，后難為繼”;北方準備積極反袁的良將勁卒，也必因此而復懷觀望，反為袁世凱所“羈制”。他希望蔡鍔等人能“奮志掃除妖孽，建立新猷，永奠邦基，以解時危，以饜民望”^[20]。15日，黃興也自美國通電唐紹儀及全國各界，表示“不去袁逆，國難無已，望力阻調(diào)停，免貽后累”^[21]。最后，連梁啟超也以袁世凱“未有退位決心”而電囑蔡鍔：“蜀湘續(xù)停戰(zhàn)之議，切勿許之?！?sup>[22]但是，如前所說，由于護國軍屢經(jīng)激戰(zhàn)，極需切實整理，而各路敵軍又“較我為優(yōu)，勢非得新援及將器械、人員、彈藥補充完備，決難移轉(zhuǎn)攻勢”^[23]。因此，蔡鍔終究還是不顧各方的“責言”^[24],同意了陳宧的停戰(zhàn)請求。
至于后來一再宣布停戰(zhàn)延期，除有陳宧再次轉(zhuǎn)向同意迫袁退位，決心宣布獨立等客觀情況外，也是唐繼堯“增援計劃迄未能見諸事實”,和李烈鈞“率所部違命入桂，致令全般計劃為之牽動”的結果，而這些恰恰是蔡鍔所深為“扼腕”的^[25]。他雖同意過仍暫認袁世凱為總統(tǒng)，但正如他自己所說，不過是“交換意見，借以為探刺各方面情形及運動聯(lián)絡之地”,是一種過渡性的策略措施^[26]。就在他對陳宧所提議和條件提出修正案，“征請眾意，以供研究”之時，他還曾“迭電二庵(陳宧),力辟首條之萬不可行，促其聯(lián)合各省迫袁退位”^[27]。
其實，蔡鍔對停戰(zhàn)議和并不存在什么幻想。早在3月底，他就表示過：“吾儕既揭義旗，自須貫徹始終，方肯罷休?！?sup>[28]為此，他告誡唐繼堯“不宜以一隅之小利害而易其喜戚，尤不可因小故而競意氣”^[29],力促他“趕派增援，分赴川湘，并補充彈藥”^[30];同時催促他從速決行以下各事：1.派妥員分赴各省切實聯(lián)絡，促其速速舉義，或守中立；2.對粵宜促桂積極進行，趕速攻下羊城；3.速向日本訂購軍火及制造彈藥器械，火速運滇；4.派專員駐日，并請?zhí)平B儀、伍廷芳等以半公半私資格赴歐、美各國接洽一切。候政府成立，即任為駐外代表；5.組織舉義各省總代機關，以資提挈；6.趕行籌劃軍備，以圖大舉。至于他自己更未因停戰(zhàn)議和而放松繼續(xù)作戰(zhàn)的準備。3月31日，他下達首次停戰(zhàn)令，但同時又命令前線各將領：“停戰(zhàn)期中，逆軍難保不破約乘虛以襲，我所有前線各部隊仍應固守現(xiàn)陣地，嚴密警戒，萬不可稍有松懈?！?sup>[31]4月7日，他通令續(xù)行停戰(zhàn)，同時命羅佩金等人：“飭所屬前線各部隊，于原有陣地擴張強固工事，嚴密防守，不得稍有疏虞”,“并加意教練新兵，整理一切”^[32]。隨后，又電告劉顯世等：只要敵有機可乘，對我可操勝算，便“不妨借端開釁，痛予打擊”,絕不可一味“拘守停戰(zhàn)規(guī)約之意”^[33]。與此同時，他還積極展開了敦促陳宧宣布獨立，以迫袁退位的活動。事實證明，蔡鍔“護國倒袁”的立場并沒有因停戰(zhàn)議和而有所改變。
川南、湘西雖已停戰(zhàn)，但從全國來說，反袁斗爭卻仍在向前發(fā)展，所不同的只是斗爭形式有所改變而已。在此之前，主要表現(xiàn)為軍事斗爭，而此后即主要表現(xiàn)為政治斗爭。廣東、浙江等省的獨立就是這一斗爭形勢的產(chǎn)物。
廣東為廣西近鄰，廣東不獨立，廣西獨立即無保證。因此，廣西獨立后，陸榮廷所最關心的就是如何解決廣東的問題。當時，護國軍內(nèi)部多主由陸直接派兵東下，攻克羊城，驅(qū)逐龍濟光。連梁啟超也說：舍龍、張(鳴岐)退職外，對廣東無調(diào)停余地^[34]。但陸榮廷卻“別有規(guī)畫”^[35]。他既不愿損傷龍濟光這個昔日同僚和兒女姻親的情面，也不愿廣東落入討袁驅(qū)龍的民軍之手，更不愿將自己的實力消耗于羊城一拚之中。他深信，憑他握有百色所俘龍覲光這張王牌，兼以利誘勢迫之策，和平解決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主張以維持龍濟光的都督地位為條件，促其自動宣布獨立。梁啟超開始不以為然，后來為避免地方“糜爛”和“專力規(guī)復中原”著想，隨即也表示“首肯”,并同意派湯覺頓以陸榮廷代表身份赴粵協(xié)商一切^[36]。
為實現(xiàn)上述“規(guī)畫”,陸榮廷一面利用龍覲光以兄弟之情動員龍濟光“贊同共和”;一面頻電龍、張速下決心，與滇黔一致行動。直至4月5日廣東獨立前夕，他還致電龍、張說：“至北京進軍一層，原在意中。榮廷既勉從軍民之要求，則成敗利鈍在所不計，其多寡強弱自亦無所容心，要在兩公一轉(zhuǎn)念耳?！?sup>[37]與此同時，他還派大批桂軍集結梧州等地，揚言將以龍濟光態(tài)度決進止。至3月底，他見龍仍無獨立表示，遂于27日夜命朱超群為司令，率部斬木越界，向廣東廉州靈山縣進發(fā)，迫該縣知事于次日宣布獨立。在此形勢下，欽廉鎮(zhèn)守使隆世儲也于同日辭去鎮(zhèn)守使職，改就安邊都護使，并致電陳炳焜，表示以后一切進行，“唯廣西之命是遵”,愿“整飭軍旅，直搗黃龍”^[38]。此外，龍濟光的老上司岑春煊和唐繼堯、劉顯世等人，也紛紛致電龍濟光，或責以護國大義，或相約以討袁為唯一宗旨，造成一股強大的迫龍獨立聲勢。
但是，對龍濟光來說，更為可怕的還是廣東內(nèi)部各派討袁驅(qū)龍民軍的進攻。龍原本不是袁世凱的嫡系，自1913年二次革命期間被起用入主廣東后，開始成為袁的忠實代理人。他不僅在政治上殘酷鎮(zhèn)壓革命黨人和無辜群眾，而且在經(jīng)濟上橫征暴斂，肆意勒索。據(jù)《中華新報》徐傅霖揭露：他“一方面自行賣煙(指鴉片煙土),一方面縱令兵士搜煙；一方面得賄包賭，一方面縱令兵士捉賭，以致全粵九十四縣無一人不受其禍，無一處不遭其災”。其殺人之多，“比諸前清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亦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殺人之慘，“或者湖南之湯屠戶(指湯薌銘)可及其十分之五六”。因此，廣東“三千余萬同胞，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一人不痛恨龍氏者”,即使二次革命期間首先迎他入粵的廣州總商會，也轉(zhuǎn)而主張“非去龍不可”了^[39]。這雖是護國軍輿論機關的宣傳，某些具體事實難免夸大，但它所揭示的人心向背卻是無可爭辯的。
廣東討袁驅(qū)龍民軍可大別為中華革命軍和護國軍兩部。中華革命軍奉孫中山為大元帥，主要領導者除總司令官朱執(zhí)信外，還有鄧鏗、葉夏聲、古應芬等人。南海、新會、江門、新寧、高州等地是他們主要活動的地區(qū)。護國軍又有自成系統(tǒng)的三大支：一支與朱執(zhí)信中華革命軍一樣同奉孫中山為大元帥，實際上是打著護國軍旗號的中華革命軍。活動于香山等地的任鶴年部，即屬這種性質(zhì)。另外兩支分別以前廣東都督陳炯明和康門高足、原進步黨重要成員徐勤為首領。陳炯明在林虎、何海鳴、唐蟒、文群等人的贊助下，自稱廣東大都督，并組成一支以林海山、陳國強，陳月僑、董伯群、葉匡等人為支隊長、號稱“十路十八支隊”的龐大隊伍，在惠州、博羅、增城、淡水、順德等地積極展開討袁驅(qū)龍斗爭。徐勤自稱廣東全省護國軍總司令，以著名會黨領袖王和順為副司令，呂仲明為南路司令，王偉為北路司令，關仁甫為東路司令，專力奪取省城廣州。朱執(zhí)信、陳炯明、徐勤等軍雖因黨派關系而各樹旗幟，“向少提攜”^[40],甚至明爭暗斗，時有競爭，但在討袁驅(qū)龍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他們或聯(lián)絡綠林發(fā)動武裝起義，或策動軍隊實行反正與獨立，彼此都在為這個大目標奮力進擊。
3月26日，駐潮州陸軍團長莫擎宇在陳炯明、林虎、何海鳴和汕頭少年再造黨的運動下，首先命其軍需科長莫序云在潮陽宣布獨立。接著，又調(diào)饒平、澄海之軍，迫潮安知事秦恩述與省城脫離關系。然后致電龍濟光、張鳴岐說：“團長受全潮紳商重托，擔任軍餉，爰于二十七日率師占領潮城，宣布獨立。地方秩序，安堵如常。務望順從民意，克日宣布獨立?！?sup>[41]30日，汕頭警衛(wèi)軍也響應獨立，各方一致推舉莫擎宇為潮汕護國軍總司令。4月3日，莫分兵兩路向梅縣進發(fā)，守軍聞風逃竄。旬日之間，整個潮梅地區(qū)已非龍有。與此同時，徐勤在運動海軍方面也大獲成功。徐原定3月27日進攻省城，由于叛徒出賣，計劃流產(chǎn)。隨后，他一面“改易方針，從各屬起事，以牽制省城”,一面“運動水師，再圖大舉”。在譚學夔、魏邦平的“斡旋”下，“寶璧、江固等兵艦首先反正。徐乃以護國軍正司令名義，任魏邦平君(為)攻城司令，統(tǒng)率艦隊，進迫珠江”,準備于4月7日拂曉，以水陸兩軍向廣州發(fā)動總攻擊^[42]。至于各民軍所發(fā)動的地方零散起義就更計不勝計了。據(jù)《中華新報》駐粵記者梅公說：除羊城一隅外，幾遍地皆民軍，廣州“官僚眷屬，富商大賈，遷徙一空，不獨龍氏蜷伏觀音山不敢越雷池一步，若張鳴岐、凌潤臺、蔡伯浩諸無賴亦靡不倚觀音山為兔窟”^[43]。
在外有桂軍壓境，內(nèi)有民軍突起的情況下，龍濟光又因禁煙督辦蔡乃煌告發(fā)他與陸榮廷密電頻傳，“要與獨立有關”,因而受到袁世凱的疑忌。袁一面“飭駐滬第十師長盧永祥率師赴粵”,一面命他“親督師旅出屯肇慶，進規(guī)梧州”^[44]。龍被逼得走投無路，進退失據(jù)，終于在4月6日選擇了陸榮廷等人為他設計的以獨立“保全地位”的道路。這天下午7時，他答復請他宣布獨立的警察廳長王廣齡說：“時已入夜，出示恐不及，可先由警廳通知各界，然后出示宣布?！蓖醍敿础稗D(zhuǎn)知報界，并謂尚有都督告示登報，請留版稍待”^[45]。于是，廣東獨立的消息即刻傳遍了羊城的大街小巷。
龍濟光的獨立，當然不像他自己表白的那樣是為了迫袁退位^[46]。他發(fā)布的所謂《獨立布告》,就是證明?！恫几妗氛f：“本都督身任地方，自以維持治安為前提，刻經(jīng)通電各省各機關各團體及本省各屬地方文武，即日宣布獨立。所有各地方商民人等及各國旅粵官商，統(tǒng)由本都督率領所屬文武擔任保護，務須照常安居營業(yè)，毋庸驚疑。如有不逞之徒，假托民軍，借端擾害治安，即為人民公敵，本都督定當嚴拿重辦，以盡除莠安民之責?！?sup>[47]這表明他的“獨立”主要是為了緩和人民的反抗。但在袁世凱的大廈將傾之際，龍濟光宣布廣東獨立，對袁又是一次不小的打擊。據(jù)袁的親信團長索崇仁說：袁世凱“自粵浙相繼獨立后，大約即受肝疾，飯量亦減”^[48]?？梢姡瑥V東獨立還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袁世凱的滅亡。當然，這是龍濟光始料所不及的。
浙江獨立幾乎與廣東獨立同時發(fā)生，僅晚六天而已，但宣布方式卻不同于廣東，是通過浙軍的武裝起義來實現(xiàn)的。正如當時的《民國日報》所指出：“浙江獨立，與他省不同，他省為將軍獨立，浙江則人民起義也?！?sup>[49]
浙江軍隊除警備隊外，計有陸軍一師一旅，多數(shù)官兵參加過辛亥革命時會攻南京的戰(zhàn)斗，是一支富有革命民主精神的軍隊。對于袁世凱稱帝，除興武將軍朱瑞、巡按使屈映光、參謀長金華林、警備隊司令官徐樂堯等少數(shù)人甘于同流合污外，其他中下級軍官如十二旅旅長童保暄、警察廳長夏超、水警廳長徐則徇等莫不持反對態(tài)度。因此，云南護國起義爆發(fā)后，他們很快就展開了響應滇黔獨立的準備活動。童、夏兩人不僅多次借機親往上海與各派討袁志士接洽，而且還在杭州暗中充當反袁志士的保護人。據(jù)朱瑞說，警察總廳就是他們秘密會商起義事宜的機關部^[50]。
在策動浙江獨立的過程中，革命黨人投入的力量最多，所起作用也最大。孫中山說：“浙江獨立，以吾黨勢力為多?！?sup>[51]袁世凱的軍事咨議吳金聲也證明：“查浙江方面獨立，實由國民黨人運動下級軍官，成斯變局?！?sup>[52]具體說來，即是王文慶、莫永貞、闕麟書、鄭康甫、陸翰文等人長期聯(lián)絡運動的結果，其中王文慶尤起了主要的組織和領導作用。王文慶又稱王軍、王鈞、王文卿等，早期參加過廣州“黃花崗起義”,辛亥革命后任浙軍營長，后退役閑居。袁世凱稱帝后，他與莫永貞等人相約倒袁，因而“對于浙事，早有計畫”^[53]。他一面派闕麟書、項霈、湯榕甫、陸翰文、鄭康甫等人赴杭“主持一切”;一面囑王贊堯運動軍隊，林柔遠聯(lián)絡警界^[54]。經(jīng)過他多方努力，獨立時機，漸趨成熟。袁世凱取消帝制后，仍繼續(xù)抓住總統(tǒng)權力不放。廣東獨立后，他又準備移南下入粵受阻的盧永祥第十師和陳光遠第十二師于浙江，以鞏固他對江南的統(tǒng)治。消息傳開，全浙人民，特別是浙軍中下級軍官無不憤慨異常。競相要約：“如北軍果入浙境一步，即以武力拒之?！?sup>[55]王文慶因勢利導，決定于4月10日夜發(fā)動武裝起義。后因準備不及，臨時決定推遲至11日夜舉行。
10日晨，闕麟書等率炸彈隊三十余人自滬抵杭。次日，召集童保暄、夏超和軍警兩界多數(shù)中下級軍官舉行軍事會議，對起義事宜作最后抉擇。與會者一致決定：起義于明晨4時舉行，由倪遇開鳳山、候潮等門，迎接二十四團；由吳駿開艮山門，迎接二十三團；并設臨時司令部于報國寺。12日晨，起義如期發(fā)動，二十四團以闕麟書、鄭康甫等人組成的炸彈隊為前導，迎著黎明的晨曦，直撲將軍署。當時，將軍署衛(wèi)隊大部因故他調(diào)，所剩僅朱瑞新招海鹽家鄉(xiāng)親兵百余人。這些未經(jīng)戰(zhàn)陣的兵卒，一聞槍聲，即縮作一團，毫無抵抗力。朱瑞見勢不妙，偕金華林匆匆逃去，將軍署迅即為起義軍民所占。接著，起義諸要人在此舉行了第一次善后會議。首由主席莫永貞提議先舉都督，繼由鄭康甫提出推舉都督的四個條件：1.素有德望者，2.有聯(lián)絡各民黨能力者，3.與北京無特別關系者，4.對人民無惡感者。緊接著，闕麟書提議舉王文慶為都督。這表明莫永貞等革命黨人在力圖爭取獨立后的領導權。但這一提議，遭到以童保暄為首的軍界實力派的反對。童針鋒相對地提出：“目下宜變通辦理，都督以屈巡按使為宜?！?sup>[56]莫永貞等雖為此辯論多時，但由于軍界堅持甚力，不管屈映光本人如何“誓死不從”^[57],最終還是通過了童的提議，王文慶僅被舉為參議會會長。事實證明：革命黨人沒有自己直接掌握的武裝，單靠運動軍隊反正，是難以掌握領導權的。
當日下午，在軍紳各界頭面人物的“合詞懇吁”下，屈映光勉強同意以浙江巡按使兼浙軍總司令名義維持全省秩序。他一面布告各方，聲稱：“本巡按使兼浙軍總司令，一切軍政民政照常辦理”,“凡爾各色人等，務須各安生業(yè)，共遵法令。倘有私自招兵及假托獨立名義，煽惑人心，擾亂秩序者”,“定以軍法從事，決不姑寬”^[58];一面致電袁世凱，力陳其不得已而從“軍紳各界之請”的苦衷。袁為了穩(wěn)定人心，立即于14日全文公布了屈映光的呈文，并發(fā)布命令說：浙江巡按使屈映光“識略冠時，才堪應變”,“功在國家，極堪嘉尚，著加將軍銜兼署督理浙江軍務”^[59]。這就反映了浙江獨立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
革命黨人和浙江人民是不會同意這種“只聞維持秩序，不聞有反袁聲調(diào)”的狀況長期存在下去的。王文慶得知屈映光仍以巡按使名義發(fā)號施令，“乃勃然大怒，宣言與屈氏誓不兩立”^[60]。一個不愿公布姓名的人也致函獨立各要人說：“試問諸君，名為獨立，而總司令乃由袁政府任命，且曰巡按使兼任云云，天下滑稽可笑之事，寧有甚于此者乎！”^[61]原浙江省國會議員杜士珍等人除號召各界另推賢者維持治安外，還直接向屈映光提出：“非公退讓，蔑以明志桑梓，恭敬墟墓財產(chǎn)?！?sup>[62]已于13日宣布獨立的寧波獨立旅旅長周鳳岐，更派兵兩營開進杭州，直接用刺刀逼屈交出政權。屈映光見此情狀，只好趕緊宣布正名為都督，以緩和人民的反抗，但暗中卻繼續(xù)與人民為敵，殘殺中華革命黨人夏次巖就是突出的事例。人民忍無可忍，終于重新摘下他的都督桂冠，并“派兵一連送其回籍，陽為保護，陰實監(jiān)察”^[63]。5月6日，新舉都督原嘉湖鎮(zhèn)守使呂公望宣布正式就任，“浙事從此大定”^[64]。
浙江獨立雖經(jīng)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但由于它地居“瀕海要沖，形勢頗勝，交通最便，又為財賦素著之區(qū)”,因此，其影響和作用卻是其他獨立省份無可比擬的。一個袁世凱死黨說：“查滇黔桂粵相繼獨立，時局艱難，已漸呈尾大不掉之象。第各該省遠在西南，其勢力仍限于一隅，譬猶手足之疾，而非腹心之患。自浙省有四月十二日之舉，于是變生肘腋，迫在眉睫，而長江下游治安，遂為搖動?！?sup>[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