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金庸的政治態(tài)度明顯轉向，寄希望于大陸的開明政治，這種坦白的立場當然可以想像招致流言的挖苦諷刺。因為1973年金庸訪問臺灣，立場上先是與臺灣政府親善，而80年代的親善大陸，這兩者之間的敏感問題，最易招致諷刺。
蔣經國改良臺灣政治，不再浮夸，不再高喊“反攻大陸”之類不切實際的口號，采取務實態(tài)度，金庸對此表示贊賞，本來是正常的事。但是無論從什么角度來看，臺灣的政治力量不能與大陸相比，特別是有關香港前途的問題，更要看大陸的態(tài)度。所以，當大陸也采取開明政治之時，像金庸這樣“為國為民”的政治家，當然對此采取歡迎和合作的態(tài)度。
在政治立場上，金庸認為只要政治在進步，對國家人民有益，就是他自我受委屈作犧牲也是在所不惜。
所以金庸說：“希望鄧小平健康長壽，希望蔣經國健康長壽！”
“凡是對我客氣的人，我都希望他們健康長壽。在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的許許多多朋友，我都衷心希望他們健康長壽。我沒有資格做鄧小平或蔣經國的朋友，不過我深信他們所實施的改革，比之以前的政策要好得多，是進步而不是倒退。就算他們對我不客氣，我還是希望他們健康長壽。”
“現在我覺得雙方的政策都在進步，有人就說我‘左右逢源’。其實男子漢大丈夫，既無求于人，又需要討好什么、逢迎什么？”
金庸此時社會地位、經濟地位、名譽聲望都已達到大人物水準，他當然不需要討好誰、迎合誰。只要他認為對國家民族人民有利的事，他就一定憑著良心去做事。
自1981年金庸大陸行之后，《明報》的政治態(tài)度轉變得愈來愈大。到后來，經中央高層領導拍板決定，由官方中新社負責編輯，每天向《明報》供稿。金庸對大陸中共的親善和信心是明顯的了。
香港又傳出謠言，說金庸賺了不少錢，在香港置了不少地產。金庸改變辦報立場，討好中共，是為了自身財產利益著想。金庸真的有點惱火了，這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手段也太低劣了。
金庸反駁對方：“那真是門縫里瞧人，把人看扁了。如果局勢真的有變，難道‘討好’一下，就能得到身家嗎？如果連這樣簡單的道理也不明白，我怎么還有資格來評論世事時局？”
金庸承認自己的《明報》在對中共大陸的態(tài)度有了很大的轉變，《明報》不再像以前那樣連篇累牘地揭露中共內幕，沒完沒了地批評中共政策了。金庸的看法是：與其說是《明報》改變，倒不如說是中共在改變，大陸在改變，向好的方向發(fā)展；這種變化反映到《明報》上，自然是“反共”的色彩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