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韓愈，他把自己的奇句單行，上繼先秦兩漢的散文稱之為“古文”，并使之和當時流行的駢體“俗下文字”相對。由于韓愈提出了完整的理論主張，進行了成功的創(chuàng)作實踐，不少人響應，一時“韓門弟子”甚眾。李翱、皇甫湜是韓愈的支持者和追隨者，到憲宗元和時期，又得到柳宗元鼎力相助，使古文成績更為卓著，影響極大。在貞元到元和年間，古文壓倒了駢文而成為文壇的主要潮流。這就是文學史上的“古文運動”。

“古文運動”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有其社會根源和文學本身的內在原因。六朝以來所形成的駢儷文，在唐初繼續(xù)統(tǒng)治文壇。這種形式主義的柔靡浮艷的文風，激起了不少人的不滿和批評，主張文學革新，積極提倡“古文”。開元、天寶年間，“古文”已有發(fā)展。蕭穎士、李華、獨孤及、元結等作出了不小的成績，這是“古文運動”的重要發(fā)展階段。貞元、元和年間，韓柳繼起，他們不僅在理論上有所建樹，而且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也成績卓著。因而使“古文”創(chuàng)作迅速普及，形成“古文運動”高潮。韓柳以后，羅隱、皮日休、陸黽蒙等對“古文”也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雖然晚唐“古文”處于低潮，但卻是宋代的“詩文革新運動”的準備時期。

唐代“古文”是以復古的面貌出現(xiàn)的?！肮盼倪\動”也確實表現(xiàn)了某種復古思潮，但就古文家們的文學活動和其實際意義來看，遠遠超出了他們的宣言。從本質上看，“古文”是文學史上的新事物，“古文運動”是對文體和文學散文的全面革新運動。

唐代“古文”運動的興起是與社會改革潮流相呼應，與整個社會變動相聯(lián)系的?！鞍彩分畞y”以后，唐王朝已陷于分裂狀態(tài)，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當?shù)?，人民深受壓迫和剝削，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唐朝統(tǒng)治集團內部出現(xiàn)了改革要求，如李泌、陸贄等都提出了改革朝政、限制藩鎮(zhèn)的積極的主張。在德宗后期，出現(xiàn)了以王叔文為代表的革新政治集團，并一度執(zhí)政，實行旨在打擊閹宦強藩的“永貞革新”。這次革新雖然很快失敗了，但在政治上思想上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這種改革勢力又是文學改革潮流的社會基礎?！肮盼倪\動”的高潮，“新樂府運動”的興起，可以說都是政治上改革斗爭在文學上的反映。

以韓柳為代表的“古文運動”家們的文學主張，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提出“文以明道”，解決了文章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早在開元、天寶之際，蕭穎士、李華、獨孤及、元結等人就提出了這一觀點。這是根據(jù)儒家的原道、宗經(jīng)、征圣的傳統(tǒng)提出的。對文章內容的基本要求，是要以儒家經(jīng)典為本原，要表現(xiàn)儒家圣人之道。蕭穎士說自己“有識以來，寡于嗜好，經(jīng)術之外，略不嬰心”(《贈韋習業(yè)書》，《全唐文》卷三二三)。他認為圣人所著的“三墳”“五典”是“至哉文乎！”說儒道是天道的表現(xiàn)，這種“天人合應”之道正是文章的根本意義。李華認為世風日下是“弊在不專經(jīng)學……師乏儒宗”(《正交論》，《全唐文》卷三一七)，要挽救世道，就在于尊儒道，說“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系乎時。本乎作者，六經(jīng)之志也；系乎時者，樂文、武而幽、厲也?！?《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全唐文》卷三一五)蕭氏等人既強調儒學的重要性，要求尊經(jīng)重道，同時又反對儒經(jīng)中的章回教條。李華有詩云：“求名不考實，文弊反成蠹”(《全唐詩》卷一五三)。獨孤及說：“博究五經(jīng)，舉其大略，而不為章句學”(《全唐文》五二三)。這是有意義的。但是，蕭等的尊經(jīng)、明道，還只是一種觀念，并沒有明確提出這個口號，對“道”的具體內涵看法也很混亂，直到韓柳才得到解決。韓愈在《爭臣論》一文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边@是在總結前人關於文與道關系的基礎上提出的“古文”創(chuàng)作的指導思想。柳宗元說得更明確。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茍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文以明道”，明確解決了文章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所謂“古文明道”，意味著“道”是內容，是創(chuàng)作的中心。這個“道”盡管韓柳的理解不盡一樣，但總的是指儒家之道。韓愈說：“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又在《題歐陽生哀辭后》中說：“愈之為古者，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边@里韓愈理直氣壯地指出“為文”要為闡揚“道統(tǒng)”服務。從“明道”出發(fā)，韓愈還強調作者的思想修養(yǎng)，“……體不備可以成人，辭不足不可以成文。”(《答尉遲生書》，《韓昌黎全集》卷十五)要求創(chuàng)作前對“圣人之道”真正理解，實有心得，“成人”在前，“成文”在后?！盁o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yǎng)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答李翊書》，《韓昌黎全集》卷十六)這就是說“古文”應是仁義道德之人寫仁義道德之說，以充實的內容來促成形式的完美。韓柳“文以明道”的主張，對于當時文壇是有針對性和積極意義的：首先，它為批判六朝以來流行的形式主義的駢體文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jù)；其次它強調了“古文”的社會作用和教育意義，要求文學參加當時政治和思想斗爭，引導散文為當時政治服務。特別是他的“不平則鳴”的主張，更把“明道”與批判當時現(xiàn)實結合起來，說明了文章是現(xiàn)實生活在作家頭腦里的反映，這不但在當時有重大的社會意義，同時也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二，為文既要重“道”，又不輕“文”，既要有內容，又要注意文學本身的特殊規(guī)律，指出“含英咀華，閎中肆外”是創(chuàng)作新型古文的途徑。韓愈自稱“能為古文業(yè)其家”(《考功員外盧君墓志銘》)，指出：“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答劉正夫書》)“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辭”(《答陳生書》)。這就是說，韓愈在“明道”的創(chuàng)作中，已充分意識到了文學本身的特殊性，注意借鑒前人的成果。他雖思想上講“道統(tǒng)”，但寫文章卻不主張模仿圣人之言。在《答李翊書》中談到了他學文過程：先是“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而后是“認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边@可看出韓愈在讀書時不只限于儒經(jīng)，而是注意分析取舍的。在《進學解》中借太學生之口，說明了自己師承之廣泛：“……沈浸濃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guī)姚姒，渾渾無涯；周浩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于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這里值得注意的是，“五經(jīng)”中不提《周禮》，對《書經(jīng)》《左傳》有不恭之辭，而且把儒經(jīng)和《莊》、《騷》、《史記》、司馬相如、揚雄的文章并提，說明其評文的標準。這段話也點明了為文的途徑。韓愈在《答崔立之書》中稱贊屈原、孟軻、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為“古之豪杰之士?！睗h代有不少的經(jīng)學家如董仲舒等，韓愈并不太重視，而是“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柳河東集》卷三十四)?！杜f唐書》說韓愈的文章是“經(jīng)、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痹鴩凇妒フ墚嬒裼洝?《曾文正公文集》卷二)評論說：“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于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韓愈是“古文”的倡導者，但他對與“古文”對立的駢文，并不一概否定，在《新修滕王閣記》中，對王勃的駢文《滕王閣序》大加贊揚，認為自己“詞列三王(即王勃《滕王閣序》、王緒《滕王閣賦》、王仲舒《修閣記》)之次，有榮耀焉。”清代劉熙載指出：“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藝概·文概》)這就說明韓愈重視文學傳統(tǒng)，善於學習前人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在閎中肆外、廣采博收的基礎上進行分析研究，從中吸取有用的東西，根據(jù)文學的規(guī)律，創(chuàng)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

第三，在總結前人和自己經(jīng)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具體的寫作方法。首先，提出文章以表述“事”、“理”為目的。韓愈說，寫文章要“豐而不余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文章語言，與事相侔?！?《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韓昌黎全集》卷十五)要“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答胡生書》，《韓昌黎全集》卷十七)。他強調了寫文章的目的是為表達“事”、“理”，形式要為這個目的服務。文辭的繁簡，以能表達事理為原則，這實際上解決了語言形式要適應內容要求的問題。其次，提出了“唯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陽樊紹述墓志銘》，《韓昌黎全集卷三十四)。這里的“陳言”是指文中的“無益之語”、“庸俗之議論”，多余的字句。韓愈要求從字句到文章要有獨創(chuàng)。雖然難以做到“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但其精神還是可取的。再次，韓愈還提出了“文從字順各識職”(《南陽樊紹述墓志銘》)。這就是說，寫文章除了“去陳言”、“必己出”之外，還必須合乎語法，語言流暢。因此，韓愈特別強調文學語言的創(chuàng)造，在他的文章中反復提到的“辭”、“文詞”、“文辭”，都是指經(jīng)過加工的文學語言。

唐代“古文運動”的參加者很多，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韓愈和柳宗元。他們對前人的散文創(chuàng)作是集大成者，是當時文壇的一代宗師?！肮盼倪\動”的理論與實踐，在他們的手中都達到了空前高的水平。韓、柳的出現(xiàn)，標志著“古文運動”的全面勝利。

韓愈( 768——824 )，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昌黎為其郡望，故世稱韓昌黎。他是唐代的思想家，杰出的散文家。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評論說：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韓愈學術思想是尊儒反佛，文學觀念是反駢重散。他說自己“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彼麡O力反對六朝以來的學術空氣和華艷無實的文風，主張文學為貫道之器，要文道合一，因文見道，因道造文，為道而學文，為道而作文。他強調儒學，爭取道統(tǒng)，是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但他的文學理論與主張，盡管有其局限性，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起到了排佛反駢的作用。

韓愈是司馬遷以后杰出的散文家，他不但提出了一整套文學理論和主張，更重要的是創(chuàng)作了許多優(yōu)秀的散文。他號召復古，其散文實是革新。他在總結前人散文經(jīng)驗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一種富于邏輯性與規(guī)范性的文體，對當時和后世的影響都很大。

韓愈的敘事文，無論是寫人、記事、狀物，都重視形象的鮮明和完整。如《張中丞傳后敘》記張巡、許遠、南霽云英勇守城的事跡，繪聲繪色，可歌可泣。其中南霽云斷指斥賀蘭進明的一段，十分精采，雖著墨不多，但一個忠勇堅貞的英雄形象已呼之欲出。

韓愈的雜著，發(fā)揮了“不平則鳴”的散文的戰(zhàn)斗性功能，不少作品達到了思想和藝術完整的統(tǒng)一。如《雜說：說龍篇》、《雜說四：說馬篇》、《獲麟解》等，借助于龍、馬、麟的遭遇，來抒發(fā)自己懷才不遇的悲憤和窮愁落寞的情懷。其篇幅短小，構思精巧，寓意深遠，對后世散文影響很大?！对瓪А吠ㄟ^對當時社會現(xiàn)象的分析，揭露了當時士大夫詆毀后進之士的原因，指斥了當時社會人情的惡薄，發(fā)出了公正用人的呼吁?！哆M學解》用對話形式以自嘲為自夸，以反語為諷刺，對當時社會的庸俗腐敗進行了揭露，表現(xiàn)了一個有理想的士大夫在黑暗現(xiàn)實中不妥協(xié)的精神。《送李愿歸盤谷序》借隱士李愿之口對得意的“大丈夫”和官場丑惡，作了盡情的刻劃和揭露。蘇軾譽其為唐代第一篇文章?！稁熣f》針對當時不重師道的風氣指出師的作用及相師的重要。文章感情充沛，說服力很強。它打破了封建傳統(tǒng)的師道觀，今天亦有參考價值。

韓愈的抒情散文，也是很成功的?！都朗晌摹繁磺叭俗u為“祭文中千古絕調?！蔽恼陆Y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瑣事，反復書寫他悼念亡侄的悲痛。感情真摯、抒寫委婉，字字句句凄楚動人。

韓愈的散文，雄奇奔放，富于曲折變化，而又流暢明快。皇甫湜評論他的文章“如長江秋清，千里一道，沖飆激浪，瀚流不滯”(《諭業(yè)》)。蘇洵《上陽內翰書》稱韓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边@些話，形象而恰當?shù)馗爬隧n愈散文的風格特色。韓愈善于吸收古代詞匯和當代口語創(chuàng)造出簡潔、準確、鮮明生動的文學語言，諸如“蠅營狗茍”、“垂頭喪氣”(《送窮文》)、“佶屈聱牙”、“動輒得咎”(《進學解》)、“俯首帖耳”、“搖尾乞憐”(《應科目時與人書》)等等，豐富了祖國語言寶庫。

柳宗元(773—819)是“古文運動”的有力支持者、宣傳者和領導者。他以其特殊的貢獻，充實和發(fā)展了韓愈所取得的成果，提高了“古文”水平，擴大了它的影響。柳宗元有較先進的政治思想和樸素的唯物史觀。他不滿社會現(xiàn)實，積極參加“永貞革新”。他否定帝王“受命于天”，對唯心主義的迷信觀點給予嚴厲批判。在文學觀點上，和韓愈一樣反駢重散。在“文”與“道”上，較為重“文”。柳宗元一生的文學創(chuàng)作極其豐富。由于他深入社會，接近人民，在作品里較為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現(xiàn)實問題，揭示了時代某些本質方面，表現(xiàn)了積極的思想內容。柳宗元的寓言、傳記、游記等文學散文，都是很有價值的文學遺產(chǎn)。

柳宗元的寓言，大都是寫動物的故事，篇幅短，意味深，含蓄犀利，富有諷刺文學特色?！度洹肥侵闹S刺小品，其中《臨江之麋》尖銳地諷刺了那些依仗權貴而得意忘形的小人； 《黔之驢》嘲諷了外強中干、無德無能之徒； 《永某氏之鼠》指出那些自認為“飽食無禍”的鼠類，一定要遭到徹底滅亡的慘禍。這三篇寓言，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剝削階級丑惡的人情世態(tài)?！段l蝂傳》以簡煉的文筆對封建社會中一些貪得無饜的現(xiàn)象，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柳宗元的傳記散文，多取材于社會下層人物。他往往通過某些下層人物的描寫而借題發(fā)揮，來反映中唐時期人民的悲慘生活和尖銳的階級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恫渡哒哒f》刻劃了被剝削者蔣氏的形象，揭露了封建社會剝削的殘酷。文章以“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作結，對當時社會給予無情的譴責?！斗N樹郭橐駝傳》借郭橐駝養(yǎng)樹“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揭露了統(tǒng)治者繁令擾民的時弊?！锻瘏^(qū)寄傳》寫一個十一歲的牧童殺死兩個搶劫人口的“豪賊”，贊美了英勇自救的區(qū)寄，揭露當時社會買賣人口的罪惡。

柳宗元的山水游記，歷來為人稱道。他描寫山水的散文有兩個顯著的特點：首先，把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悲憤感情寄托到山水之中去，使山水人格化，感情化。因此，在他的山水游記里，仍然反映出作者在其他散文中的一貫的思想內容；其次，他在山水的描寫上，有細致的觀察和深切的體驗，運用最精煉的筆鋒，清麗的語言，刻劃出山水的真實面貌，使之形象生動，色彩鮮明，詩情畫意，宛然在目。《永州八記》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柳宗元還是一位優(yōu)秀的詩人。他的詩作，在內容方面，充滿著貶謫以后的憤世傷時之情。在藝術上，表現(xiàn)出含蓄深刻、清俊秀麗、自然流暢、疏朗恬淡的獨特風格，對后世影響很大。

總之，唐代“古文運動”是一場文學革新運動。它開創(chuàng)了中國古典散文的一個新時代，使中國散文發(fā)展成為繼戰(zhàn)國西漢后又一個高峰，在我國文學史上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肮盼倪\動”的理論，雖然還有某些局限性，但確是我國文藝寶庫中的一份珍貴遺產(chǎn)。其中的“文道合一”(撇開“道”的具體內容)、“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等，至今仍有借鑒意義。唐代“古文運動”不但取代了幾百年來駢文對文壇的統(tǒng)治，而且直接影響到唐宋古文的發(fā)展，形成了唐宋八大家的優(yōu)秀文學傳統(tǒng)。它對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的形成及中國小說的發(fā)展都起了良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