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國民政府于1928年斷絕了同蘇聯的外交?！熬乓话恕焙螅瑖鴥扔凶R之士紛紛譴責蔣介石的反蘇行徑，認為日本入侵是中蘇絕交招來的惡果，要求中蘇復交的呼聲日益高漲。主張恢復中蘇邦交的，不僅有進步的知識分子、社會團體和輿論界，還包括國民黨內的一些上層人士。在朝野人士的共同呼吁下，從1932年4月起，國民政府派代表與蘇聯政府代表開始商議復交問題。為避免日本從中破壞，談判采取嚴格的保密措施，由雙方出席國際縮軍會議的代表(中方是顏惠慶，蘇方為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在日內瓦舉行。到12月12日，雙方談判達成協議，宣布正式恢復邦交。
“九一八”后，中蘇兩國面對著共同敵人的侵略與威脅。日本關東軍侵占東三省后，在中蘇、中蒙邊境地區(qū)屯集重兵，滋事尋釁，日本軍部揚言要實行“北上”方針。這樣，蘇聯遠東地區(qū)就處于日本的直接威脅之下。共同的利害和命運，是中蘇兩國捐棄前嫌，迅速恢復邦交的根本原因。
在中蘇復交后的一年多時間里，兩國關系發(fā)展緩慢。個中原因，主要是蔣介石在集中力量“圍剿”紅軍，他不急于聯蘇，怕聯蘇不利其“攘外必先安內”國策的推行。同時，蔣介石也不了解蘇聯對他當年反蘇持何態(tài)度，擔心“四一二”后這段歷史是他改善對蘇關系的障礙。
1935年后，蔣介石加快了聯蘇步伐，這與下述情況有關。首先，由于華北事變后國難日益嚴重，國民政府急需尋找外援。鑒于“九一八”后美英對南京的要求多是口惠而實不至，又考慮到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東南沿海必將被日本海軍封鎖，中國難以從海路獲得外援；而中國西北地區(qū)與蘇聯接壤，是接受外援的可靠通道。其次，蔣通過第五次“圍剿”,迫使紅軍主力退出閩贛和鄂豫皖等蘇區(qū)，在長征過程中實力減弱。在蔣介石看來，到達陜甘的紅軍已成強弩之末，構不成他的“心腹大患”,蔣便放心地改善對蘇關系，加快聯蘇步伐。再次，了解到蘇聯的友好態(tài)度和聯華的迫切心情。1934年暑假，受到蔣介石器重并親自接見的自由主義學者、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蔣廷黻計劃訪歐，搜集有關歷史資料。蔣介石于7月27日在廬山再次召見他，囑其探測中蘇兩國合作的可能性。蔣介石通過外交途徑告知蘇聯政府，蔣廷黻是作為他的代表訪蘇，請?zhí)K聯通力協助。蔣廷黻在莫斯科受到熱情接待。10月16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接見他，向他表達了蘇聯政府對中國特別是對蔣介石的友好情意。斯托莫尼亞科夫對蔣廷黻說：“我們過去和現在一直對中國懷有最真摯、最友好的感情，因蘇中兩國不僅有共同的邊界，而且蘇聯還因深切同情中國人民為爭取平等權利和擺脫帝國主義壓迫而進行的斗爭?！笔Y廷黻問：中蘇兩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不同，不知“這是否會影響蘇聯政府對中國的政策？”斯托莫尼亞科夫解釋說：蘇聯的對外政策“從來不以什么社會經濟的差異和好惡為準繩。我們從國家利益和蘇聯政府絕對服從世界利益的角度出發(fā)，力爭同各國哪怕是與我國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維持最和睦的關系”。蔣廷黻接著說，中蘇兩國在1924年—1927年緊密合作后，關系破裂了，“在關系破裂期間，在中國當政的是蔣介石”,他問“蔣介石本人是不是恢復中蘇友好關系的障礙？”斯托莫尼亞科夫在回答這個敏感問題時說：1927年后中蘇關系的破裂，責任在中國執(zhí)政當局，但是我們“不要追究往事”,“也不要感情用事”。他強調：“在確定我們今天同中國的政治關系，特別是同現今蔣介石領導的中國關系時，我們當然絕不能從往事和感情出發(fā)，而應從我們兩國的共同利益出發(fā)，我們真誠希望發(fā)展、鞏固兩國關系”。斯托莫尼亞科夫鄭重表示：“對蔣介石，我們把他當成與我們友好國家的領導人一樣尊敬他。任何個人因素和偏見都不可能對我們產生不好的影響?！笔Y廷黻聽后十分滿意和高興，他對斯托莫尼亞科夫表示謝意后說：“蔣介石并不了解蘇聯的觀點，我將馬上將我們的談話報告他。我堅信，這對未來的中蘇關系將有重大的影響?！笔Y廷黻向蘇方介紹了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和蔣介石希望改善中蘇關系的情況，向蘇聯政府保證：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絕不會站在日本一邊反對蘇聯，并說：“在一定的條件下，中國會同蘇聯肩并肩地抵御來犯的敵人?！?sup>[1]
蔣廷黻與蘇聯外交官員會見后，立刻致電蔣介石報告訪蘇情況，建議蔣實行聯蘇方針，電文中說：中蘇“利害既同，友誼亟宜培養(yǎng)，互信極宜樹立，如此則我外交可添一路線，世界對等陣線可望維持”^[2]。蔣介石復電甚表嘉許^[3]。
為加快聯蘇，蔣介石采取了一些實際步驟。1935年4月，蔣派其親信鄧文儀以陸軍上校軍銜去莫斯科，任駐蘇使館首席武官。這位肩負特殊使命的人物，除履行武官職責外，還奉蔣命秘密會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揭開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秘密談判的序幕。鄧還兩次會晤蘇聯遠東軍區(qū)總司令布留赫爾(即1927年前在廣州的蘇俄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將布留赫爾提出的中國應如何抵抗日本侵略的建議派人直接呈報蔣介石。年底，蔣介石派國民黨中央核心人物之一陳立夫去蘇聯，希望與蘇締結反日軍事同盟。陳立夫由張沖陪同前往。為躲避日本特務耳目，這次行動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陳立夫化名李輔臣，張沖化名江融清。圣誕節(jié)前，他們乘船先到法國，后轉至德國柏林，待命去莫斯科。后來，蔣認為時機不到，命陳等“返國與蘇俄大使鮑格莫洛夫在南京交涉”^[4]。
隨著中蘇邦交的恢復和關系的改善，兩國的文化交流日益活躍。1934年，中國著名畫家徐悲鴻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舉辦中國藝術展覽，受到熱烈歡迎。1935年2月，中國著名的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應邀訪蘇，他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演出獲得極大成功。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評論說：“在近來游俄的各國戲劇家中，沒有人能像梅蘭芳博士那樣的成功，這非是夸大的話?！边@位大使認為，梅蘭芳在蘇演出之所以引起轟動，除“他的戲劇天才”外，還“因為他是中國的戲劇家，是我們人民一向有最大的同情之大國的戲劇家”^[5]。1935年10月26日，“中蘇友好文化協會”在南京成立，約三百人出席成立大會，南京政府立法院長孫科擔任協會會長，監(jiān)察院長于右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以及顏惠慶、鮑格莫洛夫擔任名譽會長，十五名國民黨要員和社會名流任協會理事，著名教授張西曼被推選為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