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和陶，氣象只是蘇詩，如云：“三杯洗戰(zhàn)國，一斗消強秦”^①，淵明決不能為此。獨恨“空杯未嘗持”之句，與論無弦琴者自相矛盾耳^②。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③，此為佳。

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遺山先生文集》)

注釋①“三杯洗戰(zhàn)國，一斗消強秦”——這是蘇軾在揚州《和陶飲酒二十首》中第二十首的詩句。②“空杯未嘗持”——是《和陶飲酒二十首》中第一首的詩句。該詩結句云：“偶得醉中趣，空杯亦嘗持”，本文誤“亦”為“未”，意思剛好相反?！芭c論無弦琴者自相矛盾”，見蘇軾《劉陶說》，該文云：“陶淵明作無弦琴詩云：‘但得琴中趣，何須弦上聲’。蘇子曰：‘淵明非達者也。五音六律，不害為達，茍為不然，無琴可也，何獨弦乎’”?其實，蘇軾的“偶得醉中趣，空杯亦嘗持”與陶淵明的“但得琴中趣，何須弦上聲”所寄意趣是相同的。由于元好問誤引為“空杯未嘗持”，他認為是“自相予盾”的。③“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這是蘇軾在惠州《和陶歲暮和張常侍》詩的詩句。

賞析據(jù)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于東坡”。蘇軾“和陶”，既首創(chuàng)其始，又顆頤其眾，實屬我國詩歌史上罕見的現(xiàn)象。因此引起眾多文人學士的注目。對于蘇軾“和陶”詩的評價，歷來持論不同。爭論的焦點在“似”與“不似”上。黃庭堅認為“風味相似”，子由認為可“與淵明比轍”，洪邁認為：蘇軾和陶“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遂與比轍者哉”!然而，元好問卻在本篇中提出：“東坡和陶，氣象只是蘇詩”。紀昀也說：蘇軾“斂才就陶，亦時時自露本色”。這似乎是文學史上一樁紛爭不息的公案。

其實，兩者各持之有據(jù)而又各執(zhí)一端。《王直方詩話》說：“東坡在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歸田園》六首，乃與淵明無異”。蘇軾“和陶”，也有一個創(chuàng)作發(fā)展過程。前后和陶詩一百二十四首，豈能篇篇相似？而以蘇軾的學識，功力及晚期思想上對陶淵明的傾慕，其“和陶”之作又豈能“風馬牛不相及”。兩說各持一端以否之，看來持之有據(jù)，實則難免以偏概全。

由于蘇軾所處的時代、地位、經(jīng)歷與陶潛不同，雖說二人在思想、情趣上有相似之處，然而在詩風氣派上也絕不可能符契相合，如印之印泥。二人思想上雖同是超曠淡泊，而蘇軾的傲世豪氣不除；二人詩風雖是同趨自然平淡，而蘇軾之清雄豪健時現(xiàn)。如本文所舉：“三杯洗戰(zhàn)國，一斗消強秦”，聯(lián)系上文“頹然不事事，客至先飲醇”，是歌頌曹參為齊相的清靜無為的治道，然而，蘇軾豪橫超邁的詩風氣派不能自掩；另一詩：“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詩風平淡自然，趨似淵明，然與陶淵明的原詩《歲暮和張常侍》，在思想上卻大異其趣。雖說二人都因“無酒而為嘆”，陶之所嘆是市朝變化，風云嚴厲；“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蘇軾之所嘆，是在放逐流離之中幸得吳遠游、陸道士二子追隨不舍，以慰故情。所以說：“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蘇軾只是借陶詩之題事，依陶詩之韻腳，以現(xiàn)己意而已，因此，元好問稱“此為佳”。

那么，蘇軾“和陶”到底“風味相似”還是“不似”呢？應該說，鉆此牛角尖并沒多大意義。學陶詩不像陶詩固然不好，然而即使學得很像，以至可以亂真，又好在哪里？魯迅先生說：“依傍和模仿絕不能成為真藝術”。也許，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問題較好理諭：蘇軾為什么在元祐七年才大和陶詩？而且此后竟一發(fā)而不可收拾，“盡和陶詩”一百余首？聯(lián)系蘇軾的政治遭際，元祐七年以前，他已在新舊黨爭中經(jīng)歷了大起大落的風波。始則因反對新法遭來轟動一時的“烏臺詩案”，案結后被貶黃州，幽居四載有余。元祐初年高太后臨政，司馬光入相、蘇軾也被詔入朝任翰林院大學士兼制置誥(起草皇帝詔令)。這時，蘇軾的日子本該好過了，可是，他又因司馬光對新法倒行逆施，不問青紅皂白一律廢除而與司馬光發(fā)生矛盾。二人辯論之激烈，蘇軾對司馬光竟以“司馬?！弊I之。蘇軾的這種態(tài)度在舊黨人眼中，簡直成了“王安石”第二，因此，在朝中又受舊黨排擠，無法容身而請求外放到了揚州，在揚州《和陶詩飲酒二十首》，實乃借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之塊壘。轉(zhuǎn)過一年，即紹圣元年，新黨再次執(zhí)政，清算以司馬光為首的元祐黨人，又把蘇軾算入“元祐舊黨”，于是，再貶惠州，三貶儋州，以至天涯海角，蘇軾的和陶詩也由二十首，至幾十首，以至“盡和陶詩”一百余首。他這個思想、遭際和創(chuàng)作歷程的發(fā)展，不是很耐人尋味的么？!蘇軾晚年越來越喜愛陶淵明，用他自己的話說，只是“自適自遣耳”，那么，又何必汲汲于“似”與“不似”之間！即使真如王直方所說：蘇軾至惠州和陶詩才真像陶詩，“與淵明無異”，那么，是否就是真正的徹頭徹尾，徹表徹里的相似？就拿惠州時作的《和陶詠三良》來說，此詩一反陶詩原作之意，嚴厲批判三良(奄息、仲行、鍼虎)為秦穆公殉葬的愚忠行為，鮮明提出：“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君與臣的關系，應是治則從，亂則違。君可能有“亂”，臣子可以有“違”。這個閃耀著民主意識的議論，陶淵明就決不能及此。和陶詩而盡反陶詩原意，盡管詩風與陶詩相近而思想迥異，這樣的詩到底是“風味相似”，還是“不似”呢？所以，我認為王若虛在《滹南詩話》中的評論比較公允，也似可結束這一“似”與“不似”的公案：“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為實過之，是皆非所當論也。渠(他)亦因彼之意以見吾意云耳，曷嘗心競而較其勝劣耶！故但觀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則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