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

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茍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諫論》(下)與《諫論》(上)是姐妹篇，《諫論》(上)是從臣子角度出發(fā)，探討如何使君主納諫的問題；《諫論》(下)則從君主角度出發(fā)，探討如何使臣子踴躍進諫的問題。

文章采用“直起”式開篇，開門見山地把使君納諫和使臣進諫兩個問題同時提起，而且把“能諫之臣”和“納諫之君”上拔到一個很高的衡量標準，認為“不能使君必納諫”的臣，“非真能諫之臣”;“不能使臣必諫”的君，也“非真能納諫之君”，立意很高，為下文之說蓄勢。然后雙提單舉：“欲君必納乎，向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卑烟岢龅膯栴}分流為二：“使君納諫”之說，以“向之論備矣”，承歸于《諫論》(上);“使臣必諫”之說，以“吾其言之”。開啟本文。舒卷開合，筆法自如。

第二段緊承上文，開講如何使臣進諫之理。欲說其理，先說其勢，文章先從客觀的角度來分析君臣之間的關(guān)系。作者連設三個比喻：“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卑丫鞯耐?，赫然描繪出來；然后用人不能抗拒上天、觸犯神靈、沖撞雷霆這樣“亦明矣”的道理，形象精妙地來比擬君臣之間的關(guān)系。在這樣的關(guān)系下，怎樣使臣下鯁言進諫而無忌無慮呢？ 作者借圣人言，談出兩條可行之法： 一條是“立賞以勸之”，一條是“制刑以威之”。且各舉典籍為證：“興王賞諫臣”，出自《國語》，意思是興盛時期的君王賞賜進諫之臣；“臣下不正，其刑墨”，出自《尚書·伊訓》，原文是“臣下不匡，其刑墨”，因避宋太祖趙匡胤諱，引文改“匡”為“正”字。墨是古代五刑之一，即在臉上刺字。這句話是說，臣下不糾正君主的過失，就處以墨刑。舉證之后，文章接著連用四句詰問，從反面層層說明道理：“人之情，非病風喪心 (即喪心病狂，神經(jīng)錯亂)，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又反設條件再問：“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繼而遞進一步再問：“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搏死者？”又從臣子立場轉(zhuǎn)到君主方面，“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這樣以反問句式，一正一反，步步深進，把“欲臣進諫”之術(shù)，落到“刑”和“賞”之上。

第三段，文章舉出三個跳躍山澗的故事作喻，生動地論證了勇者、勇怯半者、怯者三種人在進諫時的表現(xiàn)和刑賞促動他們進諫所具有的積極作用。這段設喻層次十分清楚： 舉三人“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笔谷恕芭c之臨乎淵谷”，對他們說：“能跳而越，此謂之勇； 不然，為怯?！庇谑牵坝抡邜u怯，必跳而越焉”，其他兩人則不能跳。第二次再對他們說：“跳而越者，與千金； 不然，則否?！斑@一回，“勇怯半者奔利”，也跳了過去； 怯者還是不能跳。第三回，設有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边@樣三設條件，用“謂之勇”、“與千金”、“猛虎向逼”，象征精神鼓勵、物質(zhì)刺激、懲罰手段，將勇者，勇怯半者、怯者三種人在不同情況下跳躍淵谷的道理分析得十分透辟，而后歸結(jié)到“人豈有勇怯哉？ 要在以勢驅(qū)之耳”的結(jié)論上來。接著，將本體和喻體一一對應提出，使得故事中的人事與進諫中的諸色人物條件相互印證。這樣事理相連，兩相對照，使抽象道理形象化、生動化，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第四段，從歷史角度來說明立賞制刑以廣開言路對于國家興亡有著重要而密切的關(guān)系，慨嘆近世此制失廢，尤其是“墨刑之廢”。一般來說，人情多是古非今，禮拜先賢。所以作者從后世常常稱頌的圣賢之主、夏商周三代開國之君說起，把他們和刑賞之制聯(lián)系起來，說“先王”深知上文所論述的立刑賞以促諫的道理，所以“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后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guī)失?！辈⒎Q這是“三代所以興”的緣故。接下從反面論證“末世不然”，賞刑失道，“遷其賞于不諫，遷其刑于諫”，使群臣“噤口卷舌”，緘默不言，終而導致“亂亡隨之”的結(jié)果。兩相對照，事理鮮明，因而嘆息近世刑賞之制廢用，“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對比作者大聲疾呼：“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后，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霍光是漢武帝臨終托孤之臣，任大司馬大將軍輔佐漢昭帝。昭帝死后，群臣議立昌邑王劉賀。劉賀即位后荒淫無道，霍光上奏太后議廢，并以下諫之罪處死其臣屬二百余人。以不諫而處臣子死，三代以來確屬罕有，作者嘆為“鮮哉”，以證近世刑賞促諫之制的廢馳。

末端作者針對當今“諫賞或有，不諫之刑缺然無矣”的狀況，提出“增其所有，有其所無”的療救辦法，并且提出果能如此，“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闭f言，正直的話。對自己的主張，表示了堅定的信念。

《諫論》(上)與《諫論》(下)分別是《蘇老泉先生全集》(清康熙三十七年安樂居重印南宋紹興二十卷本)中第九卷《雜論》中的第五、第六篇。茅坤說：“蘇文忠公崛起蜀徼，其學本申韓，而其行文雜出于荀卿、孟軻及《戰(zhàn)國策》諸家。”王安石說：“蘇明允有戰(zhàn)國縱橫之學。”這兩人的話，說出了這兩篇文章的思想淵源?！吨G論》(上)以臣說君，取的便是戰(zhàn)國縱橫家的游說之術(shù)；而《諫論》(下)以君馭臣，則本法韓非子的法家之說。韓非子論“君主之具”有三，曰：法、術(shù)、勢。法是制度，術(shù)是手段。勢是權(quán)力。蘇洵將此“三具”運用到使臣進諫上來，以君權(quán)之尊立勢，以賞罰作手段，以制度為保證。而立賞罰，定制度，對于臣子來說，又均形成為“勢”，如文章所說：“要在以勢驅(qū)之耳?！薄吨G論》(上)所說的進諫五法，則是游說之術(shù)，文章說：“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而必乎術(shù)也。”歸結(jié)到術(shù)上。所以評家指出“上篇標一術(shù)字，下篇標一勢字，是兩篇關(guān)鍵處。”上下兩篇，各以“術(shù)”、“勢”對立呼應，相照互見，構(gòu)成各自的“文眼”，又結(jié)合并為連理，是此二文的特點之一。

中心意思單一鮮明，是《諫論》(下)的內(nèi)容上的另一特色。清人方東樹說：“古人詩文無不通篇一意到底者。此是微言，須深思玄悟，毋忽！”這番話講作詩文立意貴約，主題要簡明集中，稱此乃寫作詩文的微言(秘決)。移之于蘇洵的這篇策論，確乎如此。作品從君主角度出發(fā)，探討如何使臣下進諫的問題，圍繞立刑賞促諫這個中心，采用理論分析、比喻說明、史訓引證諸般手法，最后聯(lián)系現(xiàn)實，提出療救補弊之策；主題突出，說理透辟，形象生動，警世醒人。全文結(jié)構(gòu)如輻輳聚轂，層次脈絡，清晰嚴整。

比喻技法的運用是本文的特點之三。先秦諸子中孟子、莊子可說是巧于比喻的大家，善擬寓言故事，深入淺出地講明道理。蘇洵科舉失意后曾焚稿發(fā)憤，閉門讀書七、八年，“大究六經(jīng)百家之說”，而“得其精粹”;對于孟、莊文章的善喻手法，也是心領(lǐng)神會，承其余緒，師其意匠，多有弘揚。這篇策論中“三人跳澗”的故事，便是出自他的杜撰?？芭c孟子的《揠苗助長》、莊子的《庖丁解?！返裙适孪囝R頏，在喻事明理上具有同工之妙。又如在說明君臣之間上下懸殊的關(guān)系時，把君主的威勢比作天、神、雷霆，以人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來說明臣子難以指摘君主之過，十分巧妙生動，勝過一大番直白的解說。比喻之外，作者還引征書、傳、史例、圣人之言、先王之制，用以加強文章的說服力。全文圍繞刑賞開言路這個中心，說理透徹，比喻生動，論據(jù)充分。歐陽修說蘇洵文章“博辯宏偉”，“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于深微而后止。”衡之此文，堪稱的論。足以振聾發(fā)聵，警世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