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

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朋黨論》選自《歐陽文忠集》，是北宋大文學家歐陽修于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所寫的一封奏章，是一篇很有名的政論散文。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以吏部員外郎任開封知府的范仲淹因上《百官圖》，譏刺權相呂夷簡，被呂指為朋黨，遭到貶謫。當時涉世未深、血性方剛的歐陽修寫了《與高司諫書》，為范辯護，亦被稱為朋黨，同時被貶。慶歷三年，呂夷簡罷相。杜衍掌政，起用富弼、范仲淹、韓琦等人，推行以“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等十項改革措施，稱為“慶歷新政”。這些政治改革措施遭到夏竦、王拱辰等保守勢力的反對，他們攻擊杜衍、范仲淹等人引用朋黨。歐陽修因積極支持新政，也被保守派列入朋黨之內(nèi)。為回擊這些誣蔑，歐陽修寫了這篇著名的政論文。

朋黨，指同類的人為著一定的目的結合在一起。朋，同類。黨，集團。在封建時代這個詞一般只用于貶義，是奸邪的同義語。文章一開始，作者便開門見山，直接了當?shù)靥岢隽俗约旱恼擖c，即朋黨之說，自古有之，但有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之分，君主要善于識別。在歐陽修看來，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根本區(qū)別就在于：“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庇嘘P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的提法并不始于歐陽文忠公。朋黨之說，早在《韓非子》、《史記》、《國策》等書中就有記載。稍早于歐陽修的宋初文學家王禹偁，在其《朋黨論》一文中指出：“夫朋黨之來遠矣，自堯、舜時有之。八元、八凱，君子之黨也。四兇族，小人之黨也。”歐陽修的《朋黨論》顯然受到了王禹偁的觀點的影響?！叭怀贾^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边@種看法倒是頗有見地的。接著，文章又從理論上分析了君子有朋，小人無朋的原因：小人貪圖的是利祿、貨財，當利益相同時，他們暫時勾結在一起結為私黨。一旦無利可圖，他們就互相疏遠，互相殘殺，所以他們是不會結為朋黨的。即使暫時結合，也是假的。而君子之交是建立在共同的道義、忠誠信義、名譽節(jié)操基礎上的。他們志同道合，同心協(xié)力，因此他們的結黨能夠始終如一。段末，作者又進一步提醒君主，要“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這樣天下就能大治。在這封奏章里，歐陽修向宋仁宗提出了兩項建議：第一是要善于識別哪些是由君子組成的朋黨，哪些是由小人結成的朋黨；第二是要進用君子之朋黨，黜退小人之朋黨。

在就朋黨的真?zhèn)紊茞杭捌渑c國家治亂興亡的關系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之后，文章進一步列舉了六件史實，以證明君主能否正確對待朋黨將決定國家的興亡這樣一個深刻的道理。第一件是唐堯時，舜佐堯重用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的朋黨，黜退了共工、驩兜等四兇的小人之黨，達到天下大治。八元、八愷，見《左傳·文公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梼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四兇即唐堯時的共工、驩兜、鯀、三苗，據(jù)《尚書·虞書·舜典》載：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第二件是虞舜時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結為一黨，舜都加以重用，天下也治理得很好。這兩個例子都說明重用君子之朋可以達到天下大治。第三四兩件事引自《尚書》里的一句話：“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比缓蠓謩e用商紂和周的興衰來論證。紂有億萬臣民便有億萬條心，絕無朋黨之虞，然而商卻亡了，而周武王三千大臣結為一黨，可謂最大的朋黨了，可是西周卻很興盛強大。第五件事是后漢的“黨錮之禍”。據(jù)史載，后漢桓帝時，宦官專權，朝官李膺等人反對宦官集團，被誣為黨人，捕入獄中。后雖獲釋，但終身不許做官。靈帝時，外戚竇武謀劃誅殺宦官，事泄，宦官曹節(jié)等大興黨獄，殺李膺、范滂等名士一百余人，禁錮學者六七百人，逮捕太學生千余人。文中稱為“獻帝時”，當為作者筆誤?！氨M取天下名士囚禁之”，可算清除了“黨人”的隱患了。然而，黃巾起義一爆發(fā)，漢室立即大亂，等到漢帝醒悟，釋放黨人，已為時過晚。第六件事是晚唐的“牛李黨爭”和唐昭宗的濫殺名士?！芭＠铧h爭”是指晚唐時朝臣牛僧孺、李宗閔和李德裕等之間的持續(xù)近四十年的朋黨之爭。有關濫殺名士，投尸濁流一事，發(fā)生在天祐二年。據(jù)《古文觀止》載：“天祐二年，朱全忠聚朝士、貶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馬驛盡殺之。時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深疾縉紳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碧斓v二年為唐哀帝(昭宣帝)年號，歐陽修稱為昭宗，亦為筆誤。最后兩件史料，又是重用小人之黨，招致亡國之禍的最好明證。

最后，文章又對上面的六件史實加以分析、歸納，指出：無論是象商紂王那樣使人心各異，還是禁絕善人結黨或誅戮已結為朋黨的清流之士，都只能給國家?guī)砘靵y以致亡國。只有象舜和周武王那樣重用道德高尚的君子結成的朋黨才能帶來國家的興盛。這是對全篇的觀點和論證的一個小結。結尾時，作者再次提醒宋仁宗從上述歷史事件上吸取教訓，同時用“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與開篇的“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遙相呼應。

作為北宋古文運動主帥的歐陽修，在理論上繼承了韓愈“文以明道”的主張，認為“道純則充于中者實，中充實則發(fā)為文者輝光”，(《答祖擇之書》)這使他的議論文觀點鮮明，內(nèi)容充實。氣勢旺盛。在本文中，作者打破了“君子不黨”的陳舊觀念，針鋒相對地提出了自己關于朋黨有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的觀點，并總結了宋朝以前歷代君王在用人方面的歷史經(jīng)驗，告誡后世帝王要任賢退惡，達到天下大治。文章不僅觀點鮮明，而且史料翔實。既有正面經(jīng)驗，也有反面教訓，富有典型性，很有說服力。

文章說理透辟，論證清晰，邏輯嚴密，條分縷析。文章開篇先提出總論點，即朋黨有君子小人之分，人君要善于辨認，并以此統(tǒng)領全篇。接著，又從君子與小人結黨的不同基礎分析了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的本質(zhì)區(qū)別。從理論上推斷出“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的結論。然后作者引用自堯舜到商、周、漢、唐的六件史實，從正反兩個方面證實了進用賢者之黨可以興邦，任用小人之黨必然亡國的道理。最后作者又對這些史實加以論證，告誡君王要吸取這歷史的教訓。全文層層深入，援古論今，針貶時弊，析理透徹，論證雄辯，理直氣壯，圓通周密。文章大開大合。有破有立。結構嚴謹，無懈可擊。

歐文向以行文婉曲著稱。蘇洵稱之“紆余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tài)”(《上歐陽內(nèi)翰第一書》)。文中議論從容不迫，迂徐有致，曲折委婉，節(jié)奏舒緩。論理犀利而不失含蓄，行文平易自然而又棱角分明。在語言方面，歐陽修繼承了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摒棄了韓文尚奇好異，“辭澀言苦”的流弊，語言明白曉暢，簡潔明快。作者在文中還大量使用排比句，以增加文章的氣勢。如“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jié)。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 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等，不僅雄辯有力，氣勢逼人，而且增加了文章的情韻和變化。

由于本文立意超卓，論理深刻，征引繁博，邏輯嚴密，文章一出，便產(chǎn)生了強烈的影響。據(jù)清畢沅所撰《續(xù)資治通鑒》載，宋仁宗讀罷這封奏章后有所觸動，在與執(zhí)政談論朋黨時曾說：“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當時范仲淹答道：“臣在邊時，見好戰(zhàn)者自為黨，而怯戰(zhàn)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茍朋而為善，于國家何害也？“當時制造黨論之說的內(nèi)侍藍元震再次上疏，攻擊歐陽修等“膠固朋黨，遞相提挈”，終將“誤朝迷國”，而宋仁宗對其嗤之以鼻，不予理睬?？梢姡首谝苍谝欢ǔ潭壬辖邮芰藲W陽修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