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日寇的鐵蹄越過長城，踏進了華北。隨著華北事變的發(fā)生，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嚴重的危機，亡國滅種的慘禍已迫在眉睫。以“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為契機，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再次掀起了新高潮。一切不愿做亡國奴的人們，迅速行動起來，投身到了洶涌澎湃的救亡熱潮中。在愛國運動逐步開展的過程中，救亡志士們很快認識到了團結(jié)、聯(lián)合起來的必要性。這樣，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便應(yīng)運而生了。
在1935年這一年中，上海文化界部分愛國知識分子，圍繞著日本侵華與華北危局問題，舉行了很多次的時事座談會、報告會、讀書會、敘餐會，借以尋求挽救祖國危亡的方策?！渡睢分芸ⅰ缎律分芸?、《大眾生活》、《婦女生活》、《讀書生活》、《生活知識》等救亡刊物，也如雨后春筍一般紛紛誕生。該年5月發(fā)生的《新生》周刊事件，曾震動全國，更使上海文化界人士悲憤不已?！拔宜鶒壑畤?，你到那里去了？我要去追尋”①。這幾乎成了所有愛國者的共同心聲。8月1日，中共中央發(fā)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停止內(nèi)戰(zhàn)，全國各黨各派各軍各界，團結(jié)起來，以“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精神，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yè)而奮斗?！栋艘恍浴愤€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具體辦法。它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群眾的抗日斗志，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發(fā)展。12月，北平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全國各地紛起響應(yīng)，這直接促成了上海及全國規(guī)模的抗日救亡組織的誕生。
12月12日，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樸、金仲華、錢俊瑞等280余人，聯(lián)名發(fā)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對華北青年的救國運動，表示“十二萬分的同情”;呼吁“負著指導社會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夠茍且偷安，而應(yīng)當立刻奮起，站在民眾的前面而領(lǐng)導救國運動”②!同時，宣言還提出了“堅持領(lǐng)土和主權(quán)的完整，否認一切有損領(lǐng)土主權(quán)的條約和協(xié)定”等八項救國主張。12月19日至20日，上海復旦等大中學校學生近萬人，冒著刺骨寒風，連夜舉行游行、請愿，要求政府維持領(lǐng)土主權(quán)完整，出兵收復失地，保障言論集會自由。12月21日，上海婦女界代表在四川路基督教青年會舉行大會，正式成立了上海婦女界救國會。該會由史良、沈茲九、王孝英、胡子嬰、羅瓊、杜君慧、陳波兒等11人擔任理事，組成領(lǐng)導機構(gòu)。當天，近千名婦女在四川路、南京路舉行示威游行，并發(fā)表宣言，提出了多項救國主張，號召“全國婦女立刻自動地組織起來，貫徹我們的主張”③。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舉行成立大會，“參加者有江問漁、沈鈞儒、陶行知、邰爽秋、章乃器、王造時、曹聚仁、孫師毅等三百余人，滬地之教育、著作出版、新聞、電影、戲劇、法律諸界均有知名人士出席，頗極一時之盛”④。大會推選馬相伯等27人為執(zhí)行委員，楊蔭溥等9人為候補執(zhí)行委員，并發(fā)表了《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國運動宣言》?！缎浴犯唧w地提出了“根本改變目前外交政策，公布過去的外交經(jīng)過”;“開放民眾組織，保護愛國運動，迅速建立起民族統(tǒng)一陣線”;“停止一切內(nèi)戰(zhàn)”;“武裝全國民眾”;“保障集會、結(jié)社、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國難”等八項主張。同時，要求國民黨政府馬上執(zhí)行：嚴懲各地摧殘救國運動的負責長官；取消對愛國運動的戒嚴令；撤廢新聞檢查制度，開放新聞封鎖；釋放被捕愛國學生及市民等四點?！缎浴愤€向全國文化界工作者提出了五項要求⑤。1936年1月9日，顧名、沈鈞儒、曹聚仁、孫懷仁、周新民、潘大逵、吳清友、章乃器、王造時、汪馥炎等發(fā)起成立了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與此同時，袁牧之、陳波兒等組織了電影界救國會；陶行知、戴伯韜、劉季平等組織了國難教育社；復旦大學等一些大中學校也成立了學生救國會。此外，工人救國會、新聞界救國會等組織也漸次成立。
在此基礎(chǔ)上，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方面救國會的代表和愛國人士在上海總商會禮堂舉行“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四周年紀念大會，并宣布成立上海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大會推舉沈鈞儒為上海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主席，由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陶行知、鄒韜奮、王造時、史良、劉良模、沈體蘭、沈茲九、張定夫、沙千里、潘大逵、彭文應(yīng)等組成執(zhí)行委員會。會后，有2000多人參加了示威游行，他們沿途高呼愛國口號，高唱救亡歌曲，情緒熱烈激昂。上海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成立后，一方面積極擴大組織，籌備成立全國總會，另一方面則加強了輿論宣傳工作，以擴大救國運動的影響。他們先后創(chuàng)辦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和《救亡情報》,并在“三八”、“五九”、“五卅”等紀念日，舉行了幾次較大規(guī)模的群眾集會與示威游行，“壯烈的游行，喚醒了全上海民眾”⑥。
上海救亡運動的開展，在各地引起了連鎖反應(yīng)。全國各地的各界愛國人士紛紛組織各種各樣的抗日救亡團體，北平、天津、南京、武漢、濟南、青島、西安、廣西等地都建立了救國會，并與上海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取得了聯(lián)系。1936年上半年，日本在華北大量增兵，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緊迫的形勢督促著各地救國志士們迅速走向聯(lián)合，以進一步推進抗日救國運動向前發(fā)展。3月間，全國學生救國聯(lián)合會籌備會在上海召開，會后即派人赴華北、華中、華南各地串聯(lián)，物色邀請各地代表，赴上海出席全國學聯(lián)及全救會成立大會。
經(jīng)過兩個多月的籌備，1936年5月29日，全國學生界救國聯(lián)合會在上海成立。緊接著，5月31日至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成立大會在上海博物院路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xié)會的一間會議室正式召開。到會代表共七十余人，代表全國二十余省市的六十多個救亡團體。大會開始后，先推選出主席團九人，主持會議。隨后，全體起立，“向一切為中華民族解放斗爭而犧牲的戰(zhàn)士致敬”。第一天的會議內(nèi)容有：籌備委員會代表報告開會宗旨及籌備經(jīng)過；上海代表做時事報告；聽取各地重要救國團體的工作報告，計有三十多個單位的代表發(fā)言，“其中以平津民族解放先鋒隊、南京救國協(xié)進會、上海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廈門抗日救國會、香港抗日救國會、廣東教育界代表、廣西全省學聯(lián)會、武漢文化界救國會、上海工人救國會、上海女工代表、上海農(nóng)民代表、天津工人救國會代表等報告，最為重要，最為精彩”⑦;討論大會宣言，并一致通過。第二天上午，無錫、泰安、第十九路軍代表趕到，“大會空氣，更形熱烈”。會上討論通過了《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lǐng)》、《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章程》、《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成立大會宣言》等重要文件；還通過了《如何促進民族抗日聯(lián)合戰(zhàn)線案》、《立即抗日作戰(zhàn)案》、《武裝民眾案》、《反對“防共協(xié)定”案》、《反對日本華北增兵案》、《武力制止走私案》等提案。最后，大會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等四十余人為執(zhí)行委員和候補執(zhí)行委員，并推定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孫曉村、曹孟君、何偉、張申府等15人為常務(wù)委員。
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簡稱全救會或救國會)成立后，沈鈞儒、章乃器曾專門去會見了上海市長吳鐵城，向吳說明全救會已在滬成立，并闡述了該團體的目的、任務(wù)與綱領(lǐng)。這種做法，主要是為了力爭公開，并含有向政府登記而成為合法團體之意。全救會公開發(fā)表的《宣言》、《章程》及政治綱領(lǐng)規(guī)定：該團體以“團結(jié)全國救國力量，統(tǒng)一救國方策，保障領(lǐng)土完整，謀取民族解放”為宗旨⑧。它現(xiàn)階段的主要任務(wù)是“促成全國各實力派合作抗敵”。這些文件還批評了各黨派過去的錯誤，“在這國家存亡間不容發(fā)的時候，任何黨派的一意孤行，不顧大局，結(jié)果都是徒然招人民的反感”;而國民黨“中央已往的錯誤，是在政治上放棄了民族革命的任務(wù)，而只在武力上企圖征服全國；中央目前的錯誤，是對外放棄了民族共同的大敵，而只對內(nèi)在消滅異己上面把國防力量作孤注的一擲”⑨。同時聲明：“人民救國陣線沒有任何的政治野心，沒有爭奪政權(quán)的企圖，而不過是要盡一分人民救亡的天職?！彼瑖顸h當局的抗爭，只“是一個政策之爭，而不是政權(quán)之爭”⑩。文件對于教育、工商、士兵、勞工、農(nóng)民、婦女、兒童、民族、僑胞、失業(yè)、災(zāi)荒等方面的問題，均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并強調(diào)要求集會、結(jié)社、出版、言論自由，堅決反對任何當局壓迫民眾運動，摧殘言論自由的行為。
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署名發(fā)表了《團結(jié)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一文。它全面分析了“一二·九”運動以來的國內(nèi)政治形勢，系統(tǒng)闡述了全救會對于聯(lián)合救亡所采取的立場，明確表示贊同中共《八一宣言》提出的停止內(nèi)戰(zhàn)，聯(lián)合各黨派共同抗日救國的主張，并對當局與民眾提出了六點最低的要求。8月，日寇唆使其豢養(yǎng)的偽蒙軍進犯綏東。16日，全救會發(fā)表了《為綏東事件宣言》,責問南京政府：“是否猶認綏遠為中國的國土？”“是否應(yīng)負整個國防的責任？”并泣血陳辭，呼吁停止內(nèi)戰(zhàn)，援綏抗日，“內(nèi)爭不容再有，御侮不能再遲”。隨后，全救會展開積極宣傳、組織活動，援綏運動在全國范圍內(nèi)風起云涌。9月初，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張群與日駐華大使川越在南京舉行外交談判，日方提出了比廣田三原則更為狠毒的條件。在此情況下，9月18日，全救會召開第二次執(zhí)委會，決定嚴密組織，擴大救國陣線；同時注意吸收落后人物，爭取張學良、馮玉祥等上層分子。10月2日，又發(fā)表了《為團結(jié)御侮告全國同胞書》,揭露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新陰謀，要求蔣介石踐履在二中全會上的諾言，“團結(jié)全國力量，共赴國難”。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在救國會的支持下，上海各界人士在萬國殯儀館舉行了吊唁儀式。22日，各界群眾六七千人為魯迅送葬。一路上，人們唱著悲壯的挽歌和《義勇軍進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高呼“魯迅先生不死！”“紀念魯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打倒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口號。莊嚴壯烈的送葬儀式，實際上成為一次反日大游行。11月12日，孫中山先生誕辰那天，救國會在上海安寺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草坪上，舉行了紀念大會。全救會負責人沈鈞儒、李公樸、章乃器、王造時、史良、沙千里等，均到會演說，呼吁全國各界、各黨派繼承孫中山先生遺志，團結(jié)抗日，為中華民族解放而努力。
全救會成立后的五個多月中，努力從事救亡工作，揭露日寇侵華罪行，批評國民黨的誤國政策，其所作所為獲得了各界愛國人士的廣泛同情與支持。到1936年底，全救會會員已達數(shù)十萬人，除在國內(nèi)設(shè)有分支機構(gòu)外，在英國、法國、德國、瑞士、荷蘭、美國、暹羅、菲律賓、新加坡、緬甸、越南等國的華僑中也成立有各界抗日救國會。全救會組織規(guī)模的日益壯大和政治影響的不斷增強，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極端驚恐與嫉恨，遂處心積慮地予以誣陷和打擊，從而制造了震動中外的“七君子”冤獄事件。
早在上海救國運動開展之初，國民黨中宣部就發(fā)表了一篇《告國人書》,誣蔑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等團體“不曰反對中央，即曰顛覆政府”,是共產(chǎn)黨的“陰謀”云云(11)。1936年6月2日，沈鈞儒、章乃器將救國會的宣言和綱領(lǐng)面呈吳鐵城，希望得到當局的認可，爭取合法公開。吳鐵城竟以惡言相加，誣稱全救會系“少數(shù)野心家”操縱的“反動的東西”(12),叫嚷要取消一切救亡團體，逮捕救國會的負責人。隨后，國民黨反動派采取了恐嚇威脅、拉攏收買、分化瓦解、誣陷綁架等種種卑鄙手段，企圖摧毀全救會，拔除這顆眼中釘。但是，抗日救國運動卻一日千里，全救會深得人心，蒸蒸日上。國民黨反動派的鬼蜮伎倆既難以得逞，乃不惜赤裸裸地采取了血腥鎮(zhèn)壓手段。
1936年11月23日凌晨2時半，上海市公安局派員伙同租界巡捕房逮捕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王造時、史良等七位救國會領(lǐng)導人。當天上午，沈鈞儒等人分別被送至江蘇高等法院的第二和第三分院，經(jīng)初步審訊，法院因證據(jù)不足，又無拘票，被迫裁定：無犯罪行為，不予起訴，責由律師保釋，改期再訊。然而，當晚，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沙千里、王造時五人又再度被捕(李公樸于次日下午自投法庭；史良已回老家探親，法院發(fā)出通緝令，后于12月30日投案)。24日下午和次日，位于上海市浙江路的江蘇高二分院經(jīng)草草審訊后，即將沈鈞儒等六人移送給上海市公安局。12月4日，沈等六人又被武裝押解至蘇州，羈押于江蘇高等法院看守分所(史良投案后單獨押在蘇州司前街女看守所)。這就是當時著名的“七君子”之獄。接著，國民黨還逮捕了南京救國會負責人孫曉村與曹孟君，查禁和沒收了大批的救亡書刊。
沈鈞儒等七君子被捕后，救國會于11月24日和27日發(fā)表了《緊急宣言》和《告全國同胞書》,駁斥了國民黨反動派橫加在救國會頭上的種種莫須有罪名；并表示：“救國會的人士，既以身許國，決不是逮捕等等足以阻遏其志的”(13);要求政府當局立即釋放被捕領(lǐng)袖，保護救國運動，實現(xiàn)抗戰(zhàn)。11月24日，北平文化界李達、許德珩等109人，聯(lián)名致電國民政府，稱“七君子”“熱心救亡，全國景仰”,要求“即日完全開釋，勿再拘傳，以慰群情”(14)。當天，北平各大學學生救國聯(lián)合會決定，自25日起罷課兩日，并派代表赴京請愿，要求釋放被捕諸領(lǐng)袖。25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等急電馮玉祥、孫科、居正等人，稱：“沈鈞儒等七人平時或主教育，或主言論，其為愛國志士，久為世人所公認，如政府加以迫害，足使全國志士寒心”。懇請馮、孫諸人“迅予援救，以順輿情”(15)。很快，馮玉祥、于右任等在南京發(fā)起了征集10萬人簽名營救運動，“以表示民意所依歸，而促南京最高當局之覺悟”(16)。11月26日，宋慶齡發(fā)表聲明，抗議違法逮捕“七君子”,“反對以毫無根據(jù)的罪名橫加于諸領(lǐng)袖”(17)。同一天，廣西學生救國聯(lián)合會通電全國，痛斥逮捕七君子之舉，“不特長敵人侵略氣焰，實則破壞救亡陣線”。吁請各界一致起來反對，“促中央之覺悟，拯中國之危亡”(18)。
11月30日，延安《紅色中華》報發(fā)表沈鈞儒等被捕消息，并譴責南京政府的高壓政策，指出：“全國人民決不會為南京政府的愛國有罪政策所威脅，而坐視中國的滅亡，必須再接再厲，前仆后繼來發(fā)展正在開展著的全國救亡運動。”當天，巴黎《救國時報》發(fā)表題為《爭取救國自由》的社論，盛贊全救會為救亡工作所做的種種努力，號召海內(nèi)外救國團體和同胞“奮然起來”,反對南京政府“愛國有罪的暴政”,積極援救沈鈞儒等七人，“萬眾一心來爭取救國自由”(19)!其時，旅歐、旅美的華僑及在東南亞各國的華僑也紛紛發(fā)表通電，或致函致電南京政府，強烈要求釋放“七君子”。國際知名人士如羅曼·羅蘭、愛因斯坦、杜威、羅素、孟祿等，都致電國民黨政府，要求恢復沈鈞儒等人的自由。
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fā)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其通電中，他們痛斥南京當局喪權(quán)辱國，背逆人心，“自上海愛國冤獄爆發(fā)，世界震驚，舉國痛心，愛國獲罪，令人發(fā)指”(20)。他們提出八項主張，第三條即為“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lǐng)袖”。
沈鈞儒等入獄后，抱著“六個人是一個人”的決心，進行了堅決的斗爭。自移到江蘇高等法院后，一共經(jīng)受了五次偵訊。到1937年2月3日，法律規(guī)定的兩個月偵查時限已到，江蘇高等法院乃根據(jù)檢查官的申請裁定： 自2月4日起，延長偵查兩個月。4月3日，是延長偵查的最后一天，按法律規(guī)定，再不能將“七君子”羈押下去了。然而，江蘇高等法院檢查官卻稟承當局旨意，正式將七君子提起公訴。其《起訴書》為沈鈞儒等羅列了阻撓根絕“赤禍”之國策、在現(xiàn)政府外組織政府、妄倡人民陣線、煽惑工潮等十大罪狀，宣稱沈等“以危害民國為目的而組織，并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依刑法第十一條、第二十八條，系共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之罪?！?21)同時通緝陶行知、張仲勉、陳道弘、陳卓等四人，企圖擴大此案?！镀鹪V書》公開發(fā)表后，民情沸騰，南京政府所得到的，只“是各地的反對、抗議和不滿意”(22)。因此，國民黨迫于輿論，也不敢貿(mào)然對“七君子”立即審判定罪，遂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出面，通過杜月笙、錢新之向沈等進行勸降迫降活動。但是，勸降的種種花招，均遭到了沈鈞儒等人的堅決抵制。沈等認定，個人自由事小，爭取救國無罪事大，寧可不出獄，也決不喪失立場和有損人格。
6月7日，沈鈞儒等和他們的義務(wù)辯護律師發(fā)表了長篇《答辯狀》,簡述了救國會成立的背景及其主張，闡明了“七君子”參加救國會的動機，一一駁斥了《起訴書》列舉的“十大罪狀”,痛斥《起訴書》將愛國誣為害國，“以救亡之呼吁，而指為宣傳違反三民主義之主義，實屬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殘法律之尊嚴，妄斷歷史之功罪”(23)。最后，《答辯狀》要求國民黨司法當局“依法判決，諭知無罪，以雪冤獄，而伸正義”(24)。此前，全救會也發(fā)表了《為江蘇高等法院對沈章諸先生提起公訴的答辯并告全國人民和全體會員》書，對《起訴書》羅織的“十大罪狀”,分為八條逐條予以批駁。并嚴正指出：“本會對于公訴書中，涉及本會各點，作為本案各被告犯罪之證據(jù)，完全不能同意。本會鄭重認為：救國乃國民之天責，抗日乃圖存之要著，決非危害民國之行為，更為法律所允許。”要求對于在押被告，應(yīng)依法準予交保出獄。4月12日，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發(fā)表宣言，表示：“吾人對此愛國有罪之冤獄，不能不與全國人民一起反對，并期望國民黨中有識領(lǐng)袖之切實反省?！?25)上海文化界謝六逸、葉圣陶、胡愈之、夏丐尊、艾思奇、金仲華、歐陽予倩等百余人，則聯(lián)名要求國民黨政府恢復沈、章諸人自由，撤銷對陶行知等的通緝令。一時間，全國進步報刊紛紛發(fā)表社評、社論，強烈譴責對沈、章諸人提起公訴。
然而，國民黨勸降迫降的陰謀破產(chǎn)后，終于對“七君子”一案開庭審理。6月11日，細雨連綿，天色陰沉晦暗。蘇州江蘇高等法院大門內(nèi)外，憲兵、警察密布，個個荷槍實彈，如臨大敵。正午以前，法院門口已擠滿了人群，他們鵠立在蒙蒙細雨中，憤憤不平地等待著、議論著。國民黨當局原來宣稱審判要公開進行，臨時卻決定：“停止公開，所有已發(fā)之旁聽券一律無效?！?26)后幾經(jīng)交涉，法院被迫允許被告家屬及新聞記者入內(nèi)旁聽。下午兩點，審理開始，沈鈞儒首先受審。審判長問：“抗日救國不是共產(chǎn)黨的口號嗎？你知道你們被共產(chǎn)黨利用了么？”沈大義凜然，正色答道：“共產(chǎn)黨吃飯，我們也吃飯；難道共產(chǎn)黨抗日，我們就不能抗日嗎？假使共產(chǎn)黨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們利用?！睂徲嵾M行了一個半小時，沈與律師對《起訴書》作了有力的批駁，并提請法庭調(diào)查西安事變與被告有關(guān)系等三個問題，要求張學良出庭作證。審判長連連擺手說：“不用調(diào)查！”第二個受審的是章乃器，他在法庭上態(tài)度從容，陳詞雄辯有力。接下來受審的王造時，答辯時聲音洪亮，邏輯清晰，簡直就如平時上課一般，侃侃而談。隨后訊問李公樸、鄒韜奮、沙千里、史良及顧留馨、任崇高、羅青等人時，均比較簡短。在審訊中，沈、章諸人一再要求法庭調(diào)查《起訴書》中提及的二十多個事實，提請有關(guān)機關(guān)和人員，如馬相伯、吳鐵城、張學良、傅作義、宋哲元、韓復榘等到庭作證，以證明被告無罪。但審判長卻一律裁定駁回，有時僅以搖手示意，不予置答。第一天審訊結(jié)束，法庭決定次日再審。
其實，早在開庭審判之前，國民黨當局已定下了一庭判罪，送入反省院的陰謀詭計。這一內(nèi)幕，經(jīng)上?！读蟆钒l(fā)表社論，早已披露于世。6月11日晚，辯護律師吳曾善、張志讓與沈鈞儒等以及胡子嬰共同研究決定，為了粉碎國民黨當局翌日隨審隨判，強迫送入反省院的陰謀，準備先發(fā)制人，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提出聲請回避。隨即，該案全體被告向法院遞交了《聲請回避狀》,以“合議庭推事全體已具成見，不能虛衷聽訟……斷難求得合法公允之審判”為理由，依法聲請該案審判長和兩位推事回避(27)。6月12日下午，法庭內(nèi)外雖仍戒備森嚴，但卻是一片空曠冷清，門外無群眾，全體律師無一到庭，審判長只好宣布：“停止訴訟程序，由被告審閱筆供”。
6月25日，舉行第二次審理。更換后的審判官與推事，無人不知此案棘手萬分，故個個顯得神情緊張。法庭外的滂沱大雨聲，與法庭內(nèi)慷慨激昂的辯護聲交織一起，更使氣氛顯得陰森、壓抑。經(jīng)過七個多小時的審訊，被告?zhèn)兊挠辛Ψ瘩g，使審判官理屈詞窮，狼狽不堪，不得不宣布退庭。何時再審，也沒有了下文。
“七君子”一案，從提起公訴到兩次審判期間，已成為全國愛國人士關(guān)注的焦點之一。人人都知道，此案的關(guān)鍵不在法律，而在政治。爭取救國自由，不僅有關(guān)救國運動的前途，而且“要影響整個民族的前途”(28)。因此，營救“七君子”的運動便迅速展開。6月下旬，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嬰、沈茲九、彭文應(yīng)、劉良模、潘大逵、陳波兒、張定夫、汪馥炎、王統(tǒng)照、張?zhí)煲?、諸青來、張宗麟、潘白山等十六人，發(fā)起了名震一時的“救國入獄運動”。他們發(fā)表宣言，制定了運動規(guī)約，向江蘇高等法院具狀候傳：“愛國如竟有罪，則具狀人等，皆在應(yīng)與沈鈞儒等同受制裁之列?！比簟皭蹏鵁o罪，則與沈鈞儒等同享自由”。這一運動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全國各界人士紛紛響應(yīng)，踴躍參加，視入獄如歸。7月2日，作家何家槐等十三人，具狀投案；次日，上海電影界著名導演與演員趙丹、白楊、鄭君里、袁牧之等二十余人，具狀請求收押。許多大學教授、大學生、職員、工商界人士競相簽名要求愛國入獄。國民黨政府頓時陷入了全國輿論譴責的漩渦，顯得十分狼狽。
7月5日，宋慶齡偕彭文應(yīng)、胡子嬰、諸青來、胡愈之、沈茲九等十一人前往蘇州，請求江蘇高等法院對他們進行收押。隨后，中外報刊都以很大版面報道了宋慶齡等人的蘇州之行。在國內(nèi)外輿論的壓力下，國民黨當局更不敢對“七君子”貿(mào)然判罪了。返回上海后，宋慶齡又致電林森、蔣介石、汪精衛(wèi)、馮玉祥、孫科、居正、于右任、戴季陶等，說明沈章諸人所要求于南京袞袞諸公者，不過救國而已；“慶齡等及全國救亡運動中人，斷不敢坐視沈等庾困而身享自由”;要求京中要人“迅予主張公道，勿失全國志士之心”。
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國內(nèi)政治形勢有了巨大變化，全國團結(jié)一致抗戰(zhàn)的局面很快形成，國民黨當局對“七君子”一案顯然已難以繼續(xù)審理下去。7月31日，江蘇高等法院不得不裁定：對沈章等被告停止羈押，具保釋放。當天下午5時，“七君子”勝利出獄。在群眾的歡呼聲中，他們于次日返回上海，又開始了抗日救國的新努力。約半個月后，孫曉村和曹孟君等也恢復了自由。“七君子”一案在司法上的終結(jié)，一直延續(xù)到1939年。這年1月26日，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正式宣布撤回對“七君子”的起訴，并案撤銷對陶行知等人的通緝。至此，救國無罪終于獲得了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