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獻之年青時就出仕為官，先為州主簿，后為秘書郎、丞，累遷建武將軍、吳興太守至中書令，人稱“王大令”。386年，王獻之去世，享年四十三歲，謚曰憲。關于他的婚姻狀況，史書載： “初娶郗曇女，離婚，后尚新安愍公主，無子，唯一女，后立為安僖皇后，后亦善書?！?張懷瓘《書斷》)
王獻之年幼時，學習書法便十分專心。傳說其父王羲之在他臨池時潛至身后，趁他不注意抽其毛筆而未脫，遂嘆曰：“此兒后當復有大名。”羲之所感嘆的，并不是兒子執(zhí)筆之緊，而是注意到獻之臨池學書的用心專一。于是，王羲之便寫了《樂毅論》供他臨習，獻之學完后，能書字形最小的小楷。唐人張懷瓘評其小楷“窮微入圣，筋骨緊密，不減于父”?？梢娝孕”隳苌羁填I悟王羲之書法的精髓并在自己筆下表現(xiàn)出來。
獻之除了學習王羲之的書法之外，還學習過漢代草圣張芝及王羲之代筆人的書法?！稌鴶唷贩Q王獻之 “尤善草隸(行草),幼學于父，次習于張，后改制度，別創(chuàng)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陶弘景答蕭衍《論書啟》云：“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為稱，凡厥好跡，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后，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即代筆人，名字不詳),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卑堰@段話與孫過庭語“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結合起來看，王獻之十七歲之前，所師法的正是右軍末年成熟之作和代筆人“緩異”精熟之作。無論是學父、學張、還是學代筆人，他都能取法乎上，轉益多師，把前人、時人的筆法妙用悉數(shù)融入己書之中，而后 “改制度，別創(chuàng)其法”。
《書斷》還說王獻之的行草書 “興合如孤峰四絕，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也(比其父)”。又傳王獻之在十五、六歲時曾對父親說：“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頗異諸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笨梢姭I之在其父未去世時，于行草書的研習就已深具功力，而且，他也感悟到人們的務簡、求美、求變之心，須把民間書法的“偽略”與章草的縱放結合起來，追求一種順暢、流注、姿媚婉轉、奔逸宏闊的新體。這是獻之 “才高識遠”之處，我們從流傳的王獻之書跡中看到，他的追求與他的作品風格正是如此。
王獻之還善飛白書，《書斷》評羲之和獻之的飛白書在蔡邕之后 “并造其極”。宋人朱長文 《墨池編》記載：“子敬出戲，見北館新白土壁白凈，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嘆美，問所作，答 ‘七郎’。羲之作書與所親云： ‘子敬飛白大有意’?！?br>他還研習過章草和八分字體，《書斷》的評價是“子敬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能”。也許是八分書趨于古質(zhì)，不合王獻之的興趣，研習得少，遂成其短。
王獻之也信奉道教，“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他幼年就很聰敏，不愿多言，但內(nèi)心深沉倔強，瀟灑不群，被謝安贊為“吉人辭寡”。有一次，他走馬到顧辟強的私人花園里觀花，不去參拜主人，惟求賞心悅目，看完后徑自離去，惹得主人十分氣惱，責其無禮，他卻滿不在乎。可見其不尚禮教、不拘世俗、游目騁懷、以娛視聽的處世態(tài)度。
孫過庭《書譜》,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謝安善書信札，又是獻之的老前輩，但他不重視王獻之的書法。王獻之每作好書，便送呈謝安，以為會得到謝的賞識并加收藏，豈料謝安卻在信后題字作答，仍送還獻之。獻之對此深感不滿。有一次謝安問王獻之：“你的書法與你父親之書比較，你覺得怎樣？”答曰： “當然勝過他！”謝安卻說：“大家的議論可不是這樣?！鲍I之又回答說： “一般人哪知道呢！”王獻之以頑強的毅力與必勝的自信心，不墨守成規(guī)，不迎合他人，自有高昂的進取精神和獨立的人格。
然而，王獻之還有他性格的另一面，不盲目自信、不狂妄自大。有一次，王羲之到京城去，臨行時在一堵墻壁上題字。獻之悄悄拭除了這些字，另外寫了幾行字在原處，自己滿以為寫得較好。后來羲之返回看到了，感嘆地說： “我去的時候，醉得真厲害??！”獻之聽了，心里才慚愧不安。由此可知，王獻之在發(fā)揚長處、勇往直前的同時，深刻內(nèi)省自己的不足，正是這種知不足的精神，使他能不懈追求，最終成為書法大家，與其父齊名。
王獻之成名之后，其書不輕易予人?！叭擞星髸?，罕能得者，雖權貴所逼，靡不介懷。偶其興會，則觸遇造筆，皆發(fā)于衷，不從于外，亦由或默或語，即銅鞮伯華之行也。初，謝安請為長史，太康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子敬題牓，以為萬世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凌云臺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 ‘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書斷》)權貴相迫，他偏不寫；而別人未請他寫時，他卻欣然命筆，如羊欣在白天睡覺時，獻之在他的白絹裙、帶上寫字。據(jù)傳有一好事青年，特意縫制了一件精白紗長衣，穿著前往王獻之處，引起了王獻之的興趣，于是就在青年的衣服上恣意書寫了一番。這青年剛出門，旋即被求書者蜂擁爭搶，衣裂布碎，只落得一袖子尚在其手中。王獻之寫字完全是“興之所至”,抒情寫意而不勉強應酬，一派魏晉士人的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