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圍成都南關的侯寶齋所部民軍于9月16日前后陸續(xù)撤離省垣，回師新津途中在雙流與清軍反正的周鴻勛部會合。周鴻勛，郫縣人，同盟會員，原為邛州巡防營書記。9月初周鴻勛殺該營管帶，率二百余人起義后，由邛州出動向新津方面活動，在雙流縣彭家場等處遭遇清軍，發(fā)生激戰(zhàn)。至是，與侯寶齋相遇，侯、周兩部于9月下旬合力攻占新津縣城，拘囚了縣知事彭錫圭，鎮(zhèn)壓了頑抗的清吏。從此，新津成為南路的重心，各方面向新津匯集的民軍號稱十萬以上，統(tǒng)稱南路軍，公推侯寶齋為統(tǒng)領，周鴻勛為副統(tǒng)領。
趙爾豐派陸軍統(tǒng)制官朱慶瀾和提督田振邦分率防軍六營、新軍一協(xié)，進攻南路軍。10月1日這兩支反革命軍隊從雙流向新津進犯，次日他們在花橋場會合，發(fā)動攻勢。這時周鴻勛正在邛州鎮(zhèn)壓反叛，聞訊趕回新津部署抵抗。新津是成都西南的門戶，三面環(huán)水。南路民軍采取了憑江扼守的防御戰(zhàn)術，將部隊分為三線防守：第一線戰(zhàn)士持刀矛，潛伏河邊草地；第二線是精銳部隊，持快槍，散布于新津城外之保資山；第三線則在山頂安設土炮多座。他們還沿河筑壘，隨處設伏。新津河流水勢本急，這時又值漲水季節(jié)，故水勢益猛。清軍幾次設法過河進攻，都不得逞，而民軍則不時出兵襲擊，使敵人頗受困擾。相持到10月11日，清軍終于奪船過河，逼近新津城邊，民軍英勇抵抗，晝夜苦戰(zhàn)，但城墻被敵炮轟毀，無險可守，次日侯部挾輜重出走洪雅。接著周鴻勛也帶隊去邛州。18日侯寶齋在撤退途中被叛徒楊虎臣(軍需長)刺殺，周鴻勛先則轉戰(zhàn)于川南一帶，至11月間在貢井為滇軍殺害。
10月13日新津淪陷，受到了清軍的洗劫，被害群眾“多至數(shù)萬”^[1]。
南路民軍暫時失敗，但他們的英勇奮斗，牽制和消滅了大量清軍，有助于其他各縣民軍斗爭的開展，而且就在南路地區(qū)，反抗的火焰，也并未完全熄滅。
西路民軍的學生軍9月初的犀浦之戰(zhàn)，因系初次上陣，受到了很大的損失，其后西路軍作了較充分的準備，推舉張達三為總指揮，統(tǒng)一指揮戰(zhàn)斗。他們根據(jù)情報，得知新軍一標和巡防軍三營分兩路來攻崇寧，張達三就將主力潛伏在崇寧北部天樞橋蔣家大林一帶，并令前哨詐敗以誘敵。等到巡防軍進至設伏區(qū)時，引發(fā)地雷，十六門土大炮輪番猛轟，敢死隊四面突擊，短兵相接，取得一舉斃傷巡防軍二百余人的重大勝利。
西路軍又聯(lián)合溫江民軍吳慶熙部與崇慶民軍孫澤沛部配合南路民軍作戰(zhàn)，砍斷了官方電報線，攔繳了清軍武器，破壞了橋梁交通，有力地支援了新津保衛(wèi)戰(zhàn)。他們還聯(lián)合藏族人民共同進行反清斗爭，一起轉戰(zhàn)于郫縣、崇寧、灌縣等地，屢予敵人以重創(chuàng)。
另一支從川南崛起的部隊，是羅子舟領導的。羅子舟是同盟會員、雅安哥老會首領。當成都發(fā)生罷市時，他在雅安成立保路同志協(xié)會，集眾千余人，進駐曹家壩建立民軍大本營，殺了清軍偵察員祭旗起義。成都圍城之后，趙爾豐曾急調護理川滇邊務大臣傅華封節(jié)制統(tǒng)率的邊防軍、新軍等各部一萬余人來援成都。傅部集結在清溪縣，準備長驅直入省城。為了阻止傅部東進，9月19日羅子舟便率民軍數(shù)百人往攻滎經(jīng)。群眾紛紛加入，一舉占領了滎經(jīng)。原駐滎經(jīng)之清防軍全部投降。羅子舟既得降卒，兵力加強；同時來附者日眾，遂號稱川南同志會水陸全軍都督，并派兵扼住了通向成都的要道大相嶺上的大關。9月20日起，傅華封出動部隊數(shù)千，企圖奪取大關。屢次仰攻沖鋒，均不得逞。自是民軍憑高抵御，與清軍相持四十日，使清軍不能越過大關一步。
在大關相持的同時，羅子舟又會合各縣民軍于10月6日圍攻雅安城。清軍閉城困守，不敢出戰(zhàn)。有新降民軍的哨官私率所部前往大關，揚言協(xié)防，實則叛變。到達大關后，縱火焚關，攻殺民軍，10月29日大關陷落。
圍攻雅安的各部民軍，聞大關失守，于10月30日解圍，分路撤退。羅子舟率軍一部轉到洪雅，后經(jīng)嘉定、敘府進至馬邊一帶與犍為胡潭等部會合，仍然牽制著應援成都的部分邊防軍。
胡潭(原名胡重義)是犍為一帶著名的哥老會首領。在成都慘案發(fā)生后，他拉起了一支民軍，在犍為嘉定地區(qū)進行斗爭。進入10月以后，川南一帶成了民軍與清軍戰(zhàn)斗的主要戰(zhàn)場。東路民軍王天杰、龍鳴劍、范燮，南路民軍周鴻勛，從雅安南下的羅子舟各部都曾先后轉戰(zhàn)到了川南地區(qū)。這是7月上旬新津會議上“進攻川東南，占領富庶地區(qū)”戰(zhàn)略決策的具體實行。端方對各路民軍這一行動，是有些認識的。他認為“匪徒若以少數(shù)牽制城內官軍，而以多數(shù)沿江下竄，則全川將為震動”^[2]。因此，急速調集敘府巡防營朱登五部、江安巡防營徐甫陳部以及援川黔軍新軍一營、巡防兩營來加強嘉定、眉州、青神等地區(qū)的反革命軍事力量。
10月2日，朱登五部剛到犍為就受到一支四千余人的民軍部隊的打擊。朱部驚魂未定，第二天嘉定就被胡潭的民軍五千人攻占了。胡部武器裝備很差，大多數(shù)戰(zhàn)士用的還是土抬炮、鳥槍、刀矛之類，很少后膛槍。但他們勇敢善戰(zhàn)，采用了“軍多即避，軍過則起，軍弱則接仗”^[3]的比較靈活的戰(zhàn)術，因此屢獲勝利。胡潭占領嘉定后，積極配合兄弟部隊進攻在犍為待援之官軍，并號召銅(梁)、雅(州)三邊民軍牽制朱軍。這時端方采用“力爭上游，即以固下游門戶”的辦法，命令“朱軍由犍(為)規(guī)嘉(定),黔軍由敘(府)規(guī)犍(為),徐軍復由瀘(州)顧敘(府)”^[4],但到了10月22日，朱登五部反被圍困在犍為，敘府也被民軍占領。
除上述東、南、西各路的情況外，北路也不平靜，那里的革命人民也沸騰起來了。如：共進會員吳從周、張雅南等于10月27日率領起義軍數(shù)百人攻下墊江縣城，至11月21日占領廣安縣城。
總之，四川各地民軍的武裝起義，匯成了巨大的革命洪流，它以排山倒海之勢，震撼和摧毀著清政權的腐朽統(tǒng)治。無論是川東、川南、川西、川北以及成都平原，各路著名的民軍不下于三四十路?！吧⒍鴱秃?，前去后來，竟成燎原之勢”^[5]。無論是奉命“查辦”的端方也好，還是坐鎮(zhèn)省垣的趙爾豐也好，都陷入了四川人民的包圍之中。到后來，11月22日重慶蜀軍政府成立，地方官吏俯首投降；25日，端方在資州被殺；次日，吳永珊又策動了內江起義。這時，趙爾豐在革命勢力打擊下，不得不收拾殘兵敗將，龜縮在成都一處，坐困愁城，茍延殘喘了。
四川人民從保路斗爭發(fā)展起來的武裝起義，為武昌起義點燃了導火線，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它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光輝業(yè)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