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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要論述一個(gè)問題， 必須要有充分的論據(jù)、例證?！绊n文”所引用的“時(shí)聞?wù)阌叶啾I賊”一句話只能算孤證而不能算“多證”, 因此它不能證明杜甫是在“敵視”或“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 這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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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盜賊”一詞， 使用率非常廣泛， 文學(xué)家可以用， 史學(xué)家可以用， 詩人也可以用。比如《韓非子·外儲(chǔ)說左上》“:子產(chǎn)退而為政五年， 國無盜賊， 道不拾遺”;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jì)》:“其后公卿希得朝見， 盜賊益多……”;陳子昂《上蜀川軍事》:“于今相繼百十余年， 競未聞盜賊 (指吐蕃) 大侵……”;元稹《告畬三陽神文》:“饑饉因仍， 盜賊倉卒……”;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狀》:“盜賊自知不死……”;陸游《董逃行》:“漢末盜賊如牛毛， 干戈萬槊更相鏖”——古往今來用“盜賊”一詞的人多矣， 怎么杜甫一用就變成“敵視”、“鎮(zhèn)壓”人民的罪證呢？是不是所有使用過這個(gè)詞的詩人、作家就如“韓文”所說一定是“敵視”、“鎮(zhèn)壓”農(nóng)民或人民的人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韓文”不是顯得很片面和主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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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盜賊”一詞所包含的內(nèi)容非常繁雜：它既可指殺人越貨的真實(shí)“盜賊”, 也可指被逼迫走上反抗起義道路的農(nóng)民 (因?yàn)樵诜饨ㄉ鐣?huì)中， 不管什么人， 只要敢于造反作亂， 在統(tǒng)治者看來都是罪大惡極的“盜賊”) 。因此“盜賊”一詞不是農(nóng)民起義的專用名詞， 當(dāng)然更不能一看“盜賊”就認(rèn)為是農(nóng)民起義了。杜甫在他的詩歌中， 用“盜”字共15次， 用“盜賊”18次， 每次所使用的特定含義的內(nèi)容是很不相同的， 因此怎么能說杜甫一說“盜賊”二字就意味著他一定是“敵視”農(nóng)民起義呢？他就一定是要求“鎮(zhèn)壓百姓的反抗”呢？比如在“盜賊本王臣”一句當(dāng)中， 不管“盜賊”是指安祿山也好， 史思明也好， 或是一切反叛中央王朝的藩鎮(zhèn)割據(jù)的乃至其它什么人也好， 都看不出杜甫有什么“敵視”農(nóng)民起義的地方。又比如在《茅屋為秋風(fēng)所破歌》:“忍能對面為盜賊”一句中， 也看不出杜甫有什么“敵視”農(nóng)民起義的地方。當(dāng)然， 在極左的年代里， 郭老能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看出“盜賊”的另外一層含意， 那顯然已不是“學(xué)術(shù)”討論而是政治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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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吃驚的是他 (杜甫) 罵貧窮的孩子‘盜賊’。孩子們拾取了被風(fēng)刮走的茅草， 究竟能拾取多少呢？虧得詩人大聲制止， 喊得‘唇焦口燥’。貧窮的孩子被罵為‘盜賊’, 自己的孩子卻是‘矯兒’。他在訴說自己的貧困， 卻忘了農(nóng)民比他窮困百倍” (《李白與杜甫》第2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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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的這種所謂的“階級分析法”, 如果說文化大革命中在特定的政治影響下還可以理解的話， 而在粉碎“四人幫”后的今天， 怎么還能拾人牙慧仿效那種主觀片面、捕風(fēng)捉影、無限上綱的東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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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察眉”詩“敵視”了農(nóng)民起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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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杜甫對待農(nóng)民起義態(tài)度問題的時(shí)候， 除了上面的《喜雨》詩之外， 不能不談到的還有一首詩：這就是大歷元年 (公元766) 春末， 杜甫從云安 (今重慶直轄市云陽縣) 到達(dá)夔州 (重慶市奉節(jié)縣) 后所寫的長篇排律詩《夔府書懷四十韻》。為什么這首詩又必須加以研究呢？因?yàn)檫@首詩中有這樣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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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林寧小患？云夢欲難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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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事須嘗膽， 蒼生可察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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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是這幾句詩， 卻又成了杜甫“敵視”人民、“鎮(zhèn)壓”人民的“罪證”。比如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就是這樣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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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詩意就是說強(qiáng)盜厲害， 雖是“綠林小盜”, 你也不能輕視它， 輕視了就會(huì)遭到楚昭王的處境， 后悔難追……杜甫用這個(gè)典故 (指“察眉”) , 意思是對于“蒼生” (老百姓) 要臥薪嘗膽地嚴(yán)加警惕， 要能防禍于未然， 在“眉睫之間”便能辨別出亂黨。這就是杜甫的階級感情， 多么森嚴(yán)而峻烈啊。 (《李白與杜甫》第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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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郭老的這一觀點(diǎn)， 劉琳先生曾經(jīng)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郭老筆下， 杜甫被描繪成了一個(gè)陰險(xiǎn)狠毒的反動(dòng)分子， 他不但主張對老百姓要‘臥薪嘗膽’地嚴(yán)加警惕， 而且竟然主張使用‘察眉以辨亂黨’的特務(wù)手段來對待他們” (詳見《杜甫懸案揭秘》第210、211頁) ——由此看來， 杜甫不僅是一個(gè)“敵視”人民的反動(dòng)分子， 而且是一個(gè)不擇手段的特務(wù)分子！嗚呼！我們偉大的詩圣果真是如此卑鄙齷齪的小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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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是這樣， 杜甫不僅不能流芳百世， 而且還該遺臭萬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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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只要稍微研究注意一下詩的本意， 就會(huì)發(fā)現(xiàn)上面的解釋是在杜詩不能容忍的歪曲和篡改， 是對中華民族偉大的詩圣杜甫臉上有意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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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所使用“察眉”的典故， 來自《列子·說符》有關(guān)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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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國苦盜。有郄雍者， 能視盜之貌， 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 千百無遺一。晉侯大喜， 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 而一國盜為盡矣， 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 盜不盡矣， 且郄雍必不得其死”。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殺之。晉候聞而大駭， 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 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 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 莫若賢而任之， 使教明于上， 化行于下， 民無盜心， 則何盜之為？”于是用隨會(huì)知政， 而群盜奔秦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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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用“察眉”的典故顯然不是宣揚(yáng)“察眉”而識“盜”。而是說不能依靠“察眉”的辦法來止“盜”, 只有任用賢人， 推行教化， 才是止“盜”的根本良方 (詳見1981年第2期《草堂》中的《〈夔府書懷〉“察眉”解》一文) 。如果我們把杜甫的這幾句詩翻譯出來， 它的意思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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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難道是小禍患嗎？驕橫跋扈的藩鎮(zhèn)就更難辦了。統(tǒng)治者們只用“察眉”的辦法不能解決問題， 只有臥薪嘗膽、發(fā)憤圖強(qiáng)， 并且要深深地體察老百姓的民情， 才能把國家治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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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么幾句明白如話的詩， 居然也變成了杜甫惡毒攻擊“敵視”勞動(dòng)人民的“罪證”, 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極左時(shí)代還略可一說， 而在粉碎四人幫后的今天， 有的人還想叫極左思潮時(shí)代的東西沉渣泛起， 這難道不是一件咄咄怪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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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杜甫一生是否“敵視”、“鎮(zhèn)壓”過農(nóng)民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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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 杜甫在《喜雨》、“察眉”等詩中沒有“敵視”、“鎮(zhèn)壓”過農(nóng)民起義。那么在他的一生中是否曾經(jīng)“敵視”或“鎮(zhèn)壓”過農(nóng)民起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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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杜甫一生的信念上看：“自先君恕、預(yù)以降， 奉儒守官， 未墜素業(yè)矣” (《進(jìn)雕賦表》) ——信奉儒家思想， 是杜甫的終身信念。而儒家最講“傳之以仁義禮智信”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 , 堅(jiān)決反對“苛政猛于虎”的暴政。因此從儒家最簡單的、最根本的“民本”思想來看， 杜甫不會(huì)“敵視”或“鎮(zhèn)壓”人民或農(nóng)民起義。他同情《石壕吏》中的老婦、《負(fù)薪行》中的處女、無食無兒打棗子吃的寡婦、《遣遇》中采野菜的村姑等等。哪一個(gè)仇視、敵視人民的作家又能寫出傳唱千古的如史詩般的作品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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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從杜甫一生的經(jīng)歷來看：他雖然出身在一個(gè)很有名望的家族中， 但到他時(shí)家境已日漸衰落。在京城長安十年中所過的是“朝扣富兒門， 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 到處潛悲辛” (《奉贈(zèng)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的“悲辛”生活；“安史之亂”以后， 他從長安輾轉(zhuǎn)逃難來到梓州、閬州 (今閬中市) 、成都、渝州 (今重慶直轄市) 、忠州 (重慶市忠縣) 、夔州 (重慶市奉節(jié)縣) 等地。他的生活情況是：“有客有客字子美， 白頭亂發(fā)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 天寒日暮山谷里” (《同谷七歌》) 、“入門依舊四壁空， 老妻睹我顏色同。癡兒不知父子禮， 叫怒索飯?zhí)溟T東” (《百憂集行》) ——杜甫所過的這種種苦難到極點(diǎn)的生活， 是唐代任何一個(gè)大詩人所沒有經(jīng)歷過的， 他本身就是流民大軍中的一員。起義軍遠(yuǎn)離杜甫十萬八千里， 也沒有殺父、殺子、殺妻之仇——杜甫何故一定要“敵視”農(nóng)民起義呢？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又哪去找無緣無故的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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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又從杜甫所存留下來的1400多首詩歌來看：沒有一首詩歌是專門描寫、反映農(nóng)民起義的， 因而根本就不存在杜甫他要“敵視”或“鎮(zhèn)壓”什么農(nóng)民起義。他偶爾在整首詩中夾雜著幾句與農(nóng)民起義有關(guān)的句子， 也不能說明杜甫就一定“敵視”或“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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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乘白馬， 攘攘著黃巾” (《遣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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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亡非赤壁， 奔走為黃巾” (《贈(zèng)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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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眉猶世亂， 青眼只識途” (《巫峽敝廬奉贈(zèng)侍御四舅別之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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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我們所能查到的與農(nóng)民起義有關(guān)的詩句來看， 不管是袁晃起義也好， “綠林寧小患”中的綠林起義也好， 或者是黃巾軍起義、赤眉軍起義也好， 或是其它什么人起義也好， 杜甫都把他們當(dāng)成與“太平盛世”相對的“兵荒”、“亂世”來看待的。杜甫當(dāng)然不希望“亂世”的出現(xiàn)， 就是李白、高適、岑參等任何一個(gè)封建文人也好， 他們都或許不希望“亂世”的出現(xiàn)。但在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jīng)濟(jì)剝削之下， “官逼民反”的“兵荒”、“亂世”又不能不出現(xiàn)。在洶涌澎湃的農(nóng)民起義面前， 封建文人們又會(huì)以什么樣的態(tài)度對待農(nóng)民起義呢？我想至少有三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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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的將隨農(nóng)民起義而走上反抗的道路 (這是少數(sh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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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的將采取冷靜的態(tài)度對待， 既不明確支持， 也不赤裸裸地“敵視”或“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 (這是多數(shù)， 特別是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時(shí)候， 詩人們譴責(zé)的主要對象是荒淫誤國的唐玄宗以及安祿山、史思明之類的人物， 他們對待國內(nèi)的諸多矛盾和斗爭多是如此。我們不能苛求詩人去支持農(nóng)民起義， 但我們也不能苛求古人如我們今天那么非此即彼地?cái)澄译p方陣線壁壘分明。杜甫詩文中涉及到農(nóng)民起的很少， 原因皆蓋源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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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種類型是破口大罵農(nóng)民起義 (這種人也是少數(shù)) , 他們強(qiáng)烈要求血腥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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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金圣嘆 (1608—1661) 在總評《水滸》時(shí)， 他反對李贄的“忠義在水滸”的觀點(diǎn)， 而咒罵起義的108人“皆豺狼虎豹之姿”、“皆殺人奪貨之行”、“皆敲樸劓刖之余”、“皆揭竿斬木之賊” (《水滸傳序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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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清朝初年毛宗崗評《三國演義》時(shí)， 他稱贊鎮(zhèn)壓黃巾軍起義是好事， 評董卓“黃巾賊反不如此之盛”、“強(qiáng)盜是官做， 官又是強(qiáng)盜做。然則做了官是真做了強(qiáng)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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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清道光六年 (公元1826) 俞萬春所寫的《蕩寇志》, 它不僅咒罵農(nóng)民起義是“賊”、“強(qiáng)盜”、“草寇”等等， 而且還要把他們都斬盡殺絕——“蕩”——“寇”——完畢， 這種赤裸裸的血腥鎮(zhèn)壓的叫囂——與偉大詩圣杜甫的立場又是多么地截然相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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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會(huì)中， “敵視”、“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shù)——如果有人企圖以各種手段和或名目想把偉大的詩圣杜甫也打入這極少數(shù)的“另冊”之中， 盡管他的主觀意圖如何， 都必將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留下難以肅清的流毒和影響——因?yàn)樘热舳鸥Χ际侨绱耍?中國詩歌史豈不是一片黑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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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中國詩歌史上是一座偉大的歷史豐碑， 他的不朽詩篇將光輝永存。不管他的作品在我們今天看來還有許多“不足”, 但在當(dāng)時(shí)他已經(jīng)是站在時(shí)代的最前列了。因此， 不管是求全之毀或不虞之譽(yù)， 都不是真實(shí)的杜甫， 也不是真實(shí)的歷史。在波瀾壯闊的詩歌史上， 杜甫的詩歌還將永遠(yuǎn)浩洗蕩蕩地流傳下去！我們牢記這幾句詩歌或許能幫助我們撥開種種歷史迷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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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蚍蛇撼大樹， 可笑不自量?！?/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