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樞(1131年—1205年),南宋人，比李燾晚二十年，比李心傳早四十年，地方官中央官都做過，做過知州知府，也做過史官。前半生研史，晚年研經。
《通鑒紀事本末》抄《資治通鑒》,共二百三十九篇，每篇是一個事件，每篇自己立一標題，從三家分晉開始到周世宗征淮南，包括了《資治通鑒》中所有的政治事件。集中了事件始末，使讀者讀一遍便清楚了，為學習歷史、研究歷史提供了方便。抄書而創(chuàng)造了新體例，梁啟超曰“善抄書者可以成創(chuàng)作”,即指荀悅著《漢紀》和袁樞著《通鑒紀事本末》。
《通鑒紀事本末》書出后有很大影響，在南宋出現了兩部紀事本末體的著作：一部為章沖著《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有人認為此書并非受袁書的影響，這說明紀事本末體之出現并非偶然，是因為學習歷史的人對紀傳、編年二體感到不便，因此創(chuàng)出這種新體例；另一部為南宋楊仲良著《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是明確受袁樞影響，比袁樞《通鑒紀事本末》詳細，共抄三百四十五篇。
南宋以后，元、明、清都有人寫此體之書，且有發(fā)展。袁樞《通鑒紀事本末》是據一部編年史寫成的。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則是據一部紀傳史寫成的。清初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更是自己搜集資料寫成的，可稱為著作了。這是紀事本末體的一大發(fā)展，此后有《左傳紀事本末》、《遼金元紀事本末》、《三藩紀事本末》等。
紀事本末體的優(yōu)點，在于能集中敘述歷史事件的全部情況，彌補了編年、紀傳二體在此方面的缺點，即所謂紀傳“一事而復見數篇”,編年“一事而隔越數卷”的缺點 。紀事本末體“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所以比編年、紀傳二體進步。
紀事本末體的缺點：難以表明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系，全書所述事件是互不連屬的，顯得無系統(tǒng)，看不出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