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間締結新約的談判是與中美間的談判同步進行的。10月24日，當美方向中方提出草約時，英方向中方說明，英國的草約文本與美國相似，現(xiàn)正與印度及各自治領商議。30日，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將英方草約面交中方，計九款，比中美新約草約多一款，規(guī)定新約適用之領土、人民及公司，包括大不列顛聯(lián)合王國、北愛爾蘭、印度、英王之一切殖民地、海外領土、保護國、在英王保護或宗主權下之一切疆土及英國的一切委任統(tǒng)治地。另在第四款中增加了交還天津、廣州英租界的內容。11月初，國民政府外交部研究擬定了《中英新約草案初步審查意見書》和《第二次審查意見書》,制定了《中英新約修正草案》。
12日起，中英雙方在重慶進行締約談判。與中美締約談判相比，中英間的談判要復雜和艱難得多，在談判的一個月間，風波迭起，險象環(huán)生，幾次迫近破裂的境地。雙方在談判中爭執(zhí)的主要問題是：九龍租借地問題、經(jīng)營商業(yè)的國民待遇問題、內河航行及沿海貿易問題、購置不動產(chǎn)權問題等。
關于九龍租借地問題。收回香港是太平洋戰(zhàn)爭后國民政府戰(zhàn)時外交的重要目標之一。早在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的前夕，中國新任駐英大使顧維鈞就奉命試探英國政府對于中國收回香港的態(tài)度，并向英方說明香港問題是中國政府渴望盡快解決的問題之一^[1]。然而，英國政府的既定方針是：不把香港歸還中國，出于從經(jīng)濟上、戰(zhàn)略上長期占領香港之需要，也不把九龍租借地歸還中國。10月14日，英國外交部政務次長在下院明確表示：“廢約只是廢除治外法權”,香港不歸還中國^[2]。英國外交部遠東司長克拉克更在內部文件中指示：“如果美國支持中國收回香港，英國絕不能屈服于美國壓力?！?sup>[3]英國提出的新約草案，只字未及香港問題。國民政府外交部審查英方草案后，決定暫不涉及整個香港問題，集中力量要求交還九龍租借地。提出：1898年6月9日簽訂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應予廢止；英方在九龍租借地之行政與管理權，連同其官有資產(chǎn)與官有債務應移交中華民國政府^[4]。雙方的觀點絕然對立。
對于中方的修正提案，英國政府面臨三種選擇：一是同意歸還九龍租借地，那么在英國人看來將使香港成為“孤島”,必將極大地降低其經(jīng)濟地位及減損其戰(zhàn)略價值；二是拒絕中國要求，英國也擔憂將得不到美國的支持，公眾輿論也會同情中國；三是拖延。11月30日，由丘吉爾主持的戰(zhàn)時內閣會議，決定拒絕放棄英國在九龍新界的地位，堅持九龍租借地問題不在中英新約的討論范圍之內^[5]。艾登甚至表示“不惜冒中斷討論之險，仍要站穩(wěn)立場”,態(tài)度極為頑固。英方的態(tài)度引起中方強烈不滿，蔣介石一度準備“自動發(fā)表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聲明，以不承認英國在華固有之權利；一俟戰(zhàn)后，用軍事力量由日軍手中取回，則彼雖狡獪，亦必無可如何”^[6]。然而，外交部長宋子文、駐英大使顧維鈞等卻擔憂因為香港問題而拒簽新約，會使中英關系徹底惡化，不利于中國解決更為棘手的中蘇關系，會使中國在外交上陷入被動。他們認為：“先締約不失為外交上有利的一著；同時，我們可以公開講明，希望英國在戰(zhàn)后歸還香港?！鳖櫨S鈞勸告蔣介石說：中英新約是英國主動送上門來的禮物，“我明白委員長的意思，該送來的禮物應當一次送來，可是英國愿意分兩次送”,“依我看還是先收下這第一份禮為宜，可以在收禮的同時暗示一下我們在等待第二份禮的到來，這樣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誤解。”他強調：“戰(zhàn)爭期間，盟國應該表示團結一致，這點極為重要。”^[7]此主張為蔣介石所采納。而英國方面出于對美國反對和干涉的擔憂，也同意中方采用照會方法對歸還九龍租借地問題表示保留。最終，中方在簽約的同時照會英方，聲明中國對于九龍租借地問題“保留日后提出討論之權”,英方復照稱：業(yè)已將此通知轉達本國政府。英方在換文中沒有作出任何承諾，承擔任何義務^[8]。歸還九龍租借地問題的交涉以中方的失敗而告終。
關于經(jīng)營商業(yè)的國民待遇問題、內河航行和沿海貿易問題、購置不動產(chǎn)權問題，中美在交涉新約過程中已通過互讓就這些問題迅速達成了解決辦法，美方及時將中美談判情況通報英方。但英方卻強調英國的特殊性，堅持要求上述三項權利，外交大臣艾登指示薛穆在經(jīng)營商業(yè)的國民待遇問題這一點上要“堅持到最后時刻”。英國外交部對美國在談判中的處置方法大為不滿，指責說：在上述三個“我們認為至關重要的問題上，美國人處處拆我們的臺”;“由于他們的快速戰(zhàn)術，事實上我們被剝奪了與中國人進行實際談判的任何機會”;“而如果美國人作了讓步，我們大概也只能這樣做了”;“看來只好等到日后訂立廣泛條約時再把整個事情扭轉過來了”^[9]。隨后，英方又以在經(jīng)營商業(yè)的國民待遇問題上讓步為條件，要“盡最大努力保證關于不動產(chǎn)權的條款”。最后達成的協(xié)議是：英方放棄內河航行和沿海貿易權及經(jīng)營商業(yè)的國民待遇要求；中方同意雙方互相給予對方僑民購置不動產(chǎn)的權利^[10]。
1943年1月11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和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在重慶簽署《關于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簡稱“中英新約”,其基本內容與中美新約相似。但比起中美新約來，中英新約具有更大的局限性，就政治領域而言，香港問題沒有提出討論，九龍租借地問題懸而未決，劉公島問題也因1940年剛簽約展期十年而暫予擱置^[11]。
盡管中美、中英新約還有不徹底之處，但畢竟是中國人民長期進行反帝斗爭，尤其是六年半艱苦卓絕的抗日戰(zhàn)爭取得的一大勝利，百年來作為中國對外關系基礎的不平等條約體系徹底崩潰。消息傳出，舉國歡騰，普天同慶。國民政府頌令，放假三天，“懸旗志慶”。蔣介石為此發(fā)表告全國軍民書，稱頌新約“不僅是我們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頁，而且亦是英美各友邦為世界人類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燈塔”^[12]。中共中央也決定各抗日根據(jù)地“在戰(zhàn)地環(huán)境許可下，均應于舊歷元旦前后召開軍民慶祝大會”^[13]。各報紛紛發(fā)表社論志賀，《大公報》社論題為“百年恥辱，一筆勾銷”;《中央日報》社論題為“平等自由的光明燈塔”;《國民日報》社論題為“五十年外交奮斗之光榮”等。
中美、中英新約的簽署，標志著中美、中英間建立了國際法意義上的平等互惠關系，對于中國人民的抗日戰(zhàn)爭事業(yè)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蔣介石和羅斯福、丘吉爾互致賀電，稱頌此舉為“盟國間在偉大作戰(zhàn)中之一竭誠密切合作”,確信“聯(lián)合國家爭取勝利與改善世界之目的，更易達成”^[14]。中國輿論指出：這一舉動“不但可以激勵我們前方將士的戰(zhàn)志，而且可以堅定我們全國民眾的信心，不但中國的軍民因此可加強其為自由平等與獨立而奮斗的意志，即全世界愛好自由平等的民族亦皆透徹認識聯(lián)合國家的最終目的，對于今后戰(zhàn)局必有不可預測的效果”^[15]。
中美、中英新約的簽署，也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增強了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的強國地位，從而將大大有利于推進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進程和戰(zhàn)后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倫敦《泰晤士報》發(fā)表專論指出：“戰(zhàn)勝為急務，以中國之堅卓抗戰(zhàn)，得英、美之明白承認完成主權，其精神將益加強，并保證戰(zhàn)勝后居大國優(yōu)越地位，以重整新亞洲。”^[16]
在中美、中英新約的影響下，同盟各國相繼宣布放棄在華特權，陸續(xù)與中國簽署平等新約。1943年8月20日，中國與巴西在里約熱內盧簽署新約；10月20日，中國與比利時在重慶簽署新約；11月10日，中國與挪威在重慶簽署新約；1944年4月14日，中國與加拿大在渥太華簽署新約；1945年4月5日，中國與瑞典在重慶簽署新約；5月29日，中國與荷蘭在倫敦簽署新約。戰(zhàn)后，中國又先后與法國(1946年2月28日，重慶)、瑞士(4月13日，伯爾尼)、丹麥(5月20日，南京)、葡萄牙(1947年4月1日，南京)等簽署新約。百年來，中國人民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勝利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