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聽著遠(yuǎn)遠(yuǎn)近近的爆竹聲，知道灶君先生們都在陸續(xù)上天，向玉皇大帝講他的東家的壞話去了，但是他大概終于沒有講，否則，中國人一定比現(xiàn)在要更倒楣。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還賣著一種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們那里也有這東西，然而扁的，像一個厚厚的小烙餅。那就是所謂“膠牙餳”了。本意是在請?jiān)罹粤?，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調(diào)嘴學(xué)舌，對玉帝說壞話。我們中國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實(shí)些，所以對鬼神要用這樣的強(qiáng)硬手段，而于活人卻只好請吃飯。

今之君子往往諱言吃飯，尤其是請吃飯。那自然是無足怪的，的確不大好聽。只是北京的飯店那么多，飯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談風(fēng)月，“酒酣耳熱而歌嗚嗚”么？不盡然的，的確也有許多“公論”從這些地方播種，只因?yàn)楣摵驼執(zhí)g看不出蛛絲馬跡，所以議論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見，卻以為還是酒后的公論有情。人非木石，豈能一味談理，礙于情面而偏過去了，在這里正有著人氣息。況且中國是一向重情面的。何謂情面？明朝就有人解釋過，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弊匀徊恢浪f什么，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說什么。在現(xiàn)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論，本來是一種夢想；即使是飯后的公評，酒后的宏議，也何嘗不可姑妄聽之呢。然而，倘以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論，卻一定上當(dāng)，——但這也不能獨(dú)歸罪于公論家，社會上風(fēng)行請吃飯而諱言請吃飯，使人們不得不虛假，那自然也應(yīng)該分任其咎的。

記得好幾年前，是“兵諫”之后，有槍階級專喜歡在天津會議的時候，有一個青年憤憤地告訴我道：他們那里是會議呢，在酒席上，在賭桌上，帶著說幾句就決定了。他就是受了“公論不發(fā)源于酒飯說”之騙的一個，所以永遠(yuǎn)是憤然，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怕要到二九二五年才會出現(xiàn)呢，或者竟許到三九二五年。

然而不以酒飯為重的老實(shí)人，卻是的確也有的，要不然，中國自然還要壞。有些會議，從午后二時起，討論問題，研究章程，此問彼難，風(fēng)起云涌，一直到七八點(diǎn)，大家就無端覺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氣愈大了，議論愈糾紛了，章程愈渺茫了，雖說我們到討論完畢后才散罷，但終于一哄而散，無結(jié)果。這就是輕視了吃飯的報應(yīng)，六七點(diǎn)鐘時分的焦躁不安，就是肚子對于本身和別人的警告，而大家誤信了吃飯與講公理無關(guān)的妖言，毫不瞅睬，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說也沒精采，宣言也——連草稿都沒有。

但我并不說凡有一點(diǎn)事情，總得到什么太平湖飯店，擷英番菜館之類里去開大宴；我于那些店里都沒有股本，犯不上替他們來拉主顧，人們也不見得都有這么多的錢。我不過說，發(fā)議論和請吃飯，現(xiàn)在還是有關(guān)系的；請吃飯之于發(fā)議論，現(xiàn)在也還是有益處的；雖然，這也是人情之常，無足深怪的。

順便還要給熱心而老實(shí)的青年們進(jìn)一個忠告，就是沒酒沒飯的開會，時候不要開得太長，倘若時候已晚了，那么，買幾個燒餅來吃了再說。這么一辦，總可以比空著肚子的討論容易有結(jié)果，容易得收場。

膠牙餳的強(qiáng)硬辦法，用在灶君身上我不管它怎樣，用之于活人是不大好的。倘是活人，莫妙于給他醉飽一次，使他自己不開口，卻不是膠住他。中國人對人的手段頗高明，對鬼神卻總有些特別，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即其一例，但說起來也奇怪，灶君竟至于到了現(xiàn)在，還仿佛沒有省悟似的。

道士們的對付“三尸神”，可是更利害了。我也沒有做過道士，詳細(xì)是不知道的，但據(jù)“耳食之言”，則道士們以為人身中有三尸神，到有一日，便乘人熟睡時，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過惡。這實(shí)在是人體本身中的奸細(xì)，《封神傳演義》常說的“三尸神暴躁，七竅生煙”的三尸神，也就是這東西。但據(jù)說要抵制他卻不難，因?yàn)樗咸斓娜兆邮怯幸欢ǖ?，只要這一日不睡覺，他便無隙可乘，只好將過惡都放在肚子里，再看明年的機(jī)會了。連膠牙餳都沒得吃，他實(shí)在比灶君還不幸，值得同情。

三尸神不上天，罪狀都放在肚子里；灶君雖上天，滿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胡胡地說了一通，又下來子。對于下界的情形，玉皇太帝一點(diǎn)也聽不懂，一點(diǎn)也不知道，于是我們今年當(dāng)然還是一切照舊，天下太平。

我們中國人對于鬼神也有這樣的手段。

我們中國人雖然敬信鬼神； 卻以為鬼神總比人們傻，所以就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他。至于對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還是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只是不肯說；你一說，據(jù)說你就是卑視了他了。誠然，自以為看穿了的話，有時也的確反不免于淺薄。

二月五日。

魯迅曾經(jīng)猛烈地抨擊國人“瞞”和“騙”的文化心理特征，指出在“瞞”和“騙”這條奇妙的逃路上，一天天的自滿即一天天的滅亡。其實(shí)，從這篇文章的中心議題上來看，所揭露的又何嘗不是“瞞”和“騙”呢？用“敬之愚之”的方式對付鬼神，是“瞞”和“騙”;而對待人情世故，采用所謂的 “公論” 等等，則也是“瞞”和“騙”，二者之間并無本質(zhì)的差別。所以，魯迅文章的結(jié)尾，也就深刻地指出：“我們中國人雖然敬信鬼神；卻以為鬼神總比人們傻，所以就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他。至于對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還是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只是不肯說”。應(yīng)該說，這段精辟的論述，也正是文章中心議題的深刻寓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