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會戰(zhàn)結束后， 日軍對國民政府采取了軍事打擊為輔和內部分化的政治進攻為主的新策略。在此形勢下，國民政府也調整了對內對外的軍事、政治策略，一方面培植力量以繼續(xù)持久抗戰(zhàn)，另一方面則又限共、溶共、反共，打擊國內進步力量。
“曲線救國”的謬論，早在1938年底就出現了。那時在冀中的國民黨河北省保安司令張蔭梧即高唱“曲線救國論”,陰謀聯日防共。
1938年12月，原駐防文安、新鎮(zhèn)的國民黨游擊部隊柴恩波部在日軍的誘逼下，全部投降日軍。當事情敗露后，身為國民黨河北省保安司令的張蔭梧卻向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電稱柴之叛敵為“曲線救國”。張在12月16日給蔣的電報中說：“柴恩波在文安、新鎮(zhèn)與八路不兩立。同時又被倭寇重兵壓迫，勢甚孤單。職前率隊赴冀中游擊，期與之聯絡，卒因途遠不果?，F該部為保存實力及施行曲線救國計，已與日寇接洽，被委為冀中剿匪總司令。名雖投日，實際仍為本黨作抗建工作，俟時機成熟，定率隊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擊也。奉電前因，謹復?！雹?br>12月29日，汪精衛(wèi)集團公開叛國投敵，舉國上下群起聲討汪偽逆流，然而，張蔭梧仍說汪精衛(wèi)等不是漢奸，而是“曲線救國”。
張蔭梧的“曲線救國”論出籠后，頗為蔣介石所欣賞，并像瘟疫一樣在國民政府敵后部隊中迅速蔓延開來。國民政府山東省主席牟中衍對其新四師第二旅旅長王道就赤裸裸地說：“寧當偽軍，別干八路。當偽軍是‘曲線救國’,日后反正，中央還能收留；干了八路，中央就永遠不原諒了。”②國民政府軍留在山東一帶進行游擊的蘇魯戰(zhàn)區(qū)副司令沈鴻烈也是公開宣稱：“反共第一，抗日第二。”“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薄皩幏嘶?，勿赤化”、“寧亡于日，勿亡于共。”
正是在這種所謂“曲線救國”論的掩護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留在敵后的黨政軍官員便秘密與日寇勾結，或公開投降日偽，或與日偽秘密往來，聯合進攻八路軍、新四軍。1939年4月，張蔭梧秘密制定了所謂“對偽抗日軍(指八路軍)之策略方案”,6月策動了殘殺八路軍四百余名指戰(zhàn)員的“深縣慘案”。國民黨湖北省保安司令程汝懷率部圍攻華中新四軍后方機關，慘殺人員五六百人。6月12日下午3時，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根據蔣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圍新四軍設在湖南平江地方的通訊處，將新四軍參議涂正坤和通訊處軍需吳賀泉當場殺死；并將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通訊處秘書吳淵、新四軍少校秘書曾金聲及新四軍家屬趙祿英等六人活埋于平江黃金洞，通訊處財物亦被搶掠一空。在此前的4月，國民黨山東省第三區(qū)行政專員兼保安司令秦啟榮，在博山以東的泰和地區(qū)襲擊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游擊支隊，慘殺八路軍團級干部以下四百余人。同年8月，秦啟榮又以九個支隊兩千余人襲擊八路軍駐萊蕪以西之雪野村的山東縱隊第四支隊司令部，殺死殺傷八路軍干部和戰(zhàn)士二十余人。11月11日，河南省確山縣國民黨的特務和部隊一千八百余人，圍攻確山縣竹溝鎮(zhèn)新四軍留守處，慘殺因抗日受傷的新四軍干部、戰(zhàn)士和他們的家屬共二百余人。僅就1939年6月至12月的統(tǒng)計，八路軍山東縱隊被國民黨頑軍進攻90次，被殺人員1 350名，被扣人員812名。③國民黨留在敵后的部隊由防共、反共，逐步發(fā)展成大規(guī)模的軍事進攻。1939年、1941年相繼制造了針對山西決死隊和八路軍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和針對新四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在反共的同時，國民黨敵后部隊還加緊與日軍勾結。1938年夏，廣東省主席余漢謀和日軍開始勾結。10月，日軍在廣東登陸，國民黨軍望風而逃，十天的時間把廣州、惠州等大片國土都丟棄了。1939年2月5日，國民黨陸軍獨立第三旅旅長許紹祖給平定日軍司令官寫信：“大日本皇軍司令官麾下：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號召，我們是極度的贊成和擁護。但是中國的赤禍，到處滋延。這個禍根不除，貴國協(xié)助中國的計劃無法實施，和平也無法出現。我們現在奉了汪先生的密令，向正太路以南地區(qū)開拔，剿除八路軍?，F在已和八路軍接觸了數次。特函達知，并希賜教?！薄叭缬斜周娏阈侨藛T經過此地，請為關垂?！雹?br>河北省堯山縣政府在呈國民黨河北省黨部的《王子耀部與八路軍沖突逐日紀實》中說：(1939年)8月31日，“聞王部派籍尹二副官偕日軍八名，赴石家莊與特務機關接洽投日事宜”。9月3日，“隆平、堯山合有日軍百三十余人，于上午十時左右出發(fā)援王”⑤。
國民黨某部旅長韓祖光給張蔭梧寫信說：“刻本旅以受環(huán)境逼迫，本人于今日率領一部暫住大賢鄉(xiāng)，已與吳團長(偽軍)取得聯系。祈貴部于可能范圍內與敝部密切聯系，并祈與石家莊皇協(xié)軍李副旅長、劉團長亦取相當聯絡?？虆菆F長已電知該部，勿令發(fā)生誤會。望見信后，將貴部番號、主官姓名、兵力若何，一并示知為盼?！雹?br>1939年11月，第二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閻錫山派代表和日軍清水師團長在臨汾秘密會議，商定密約：1.晉綏軍實行反共，日軍須將隰縣、午城、蒲縣、勍香鎮(zhèn)等據點撤退，將來并將汾陽一帶讓與晉綏軍駐扎。2.日軍須幫助晉綏軍剿除山西的八路軍、決死隊。3. 日軍須接濟晉綏軍槍械彈藥。4. 山西各將領之住宅、財產，日軍須完全交還。⑦以后閻錫山和日軍又訂密約多次。
1940年，蔣介石任命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勛為河北省主席。據龐炳勛的河北省政府秘書長胡夢華回憶：蔣介石對龐面授機宜：“你要化整為零，派兵到河北省敵后，與共產黨比賽游擊戰(zhàn)。打日本要有限度的，千萬注意不能‘前門拒狼，后門進虎’。對付共產黨，我們的經驗要用七分政治?！庇纸嘘惒祭邹D告龐炳勛：“寧肯失地于日寇，不能失權于共黨?！雹?br>蔣介石指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晉察戰(zhàn)區(qū)所轄的第六十九軍軍長石友三：“華北平原不能讓共產黨八路軍作根據地，遺患未來，石總司令必須與鹿(鐘麟)主席同心協(xié)力將八路軍消滅，或攆到北邊去，這次給你們充分補充，你們趕快加緊準備，中央還要加派有力部隊到前方，用鉗形攻勢一舉消滅那里的八路軍?！甭圭婘朐诮o石友三的信中也毫不隱諱地說：“今后工作，限共應與抗日并重。迭奉委座(指蔣介石)密示，各部應切實聯系，……對某軍(指八路軍)可酌以武力制止等因。中樞意旨，均已明白指示?！?br>國民黨的兩次軍事反共高潮被打破以后，其敵后的各部便開始由原來的秘密聯日反共(“曲線救國”的同語)轉向公開投靠日偽。1941年2月，國民黨蘇魯戰(zhàn)區(qū)游擊縱隊副總指揮李長江率所部八個支隊三萬余人投敵。隨李投敵的高級將官有：第一支隊司令丁聚堂，第二支隊司令顏秀五，第六支隊司令陳才福，第七支隊司令秦慶霖，第十支隊司令范杰。該部投敵后被汪精衛(wèi)國民政府編為“和平建國軍第一集團軍”,李長江被任命為該集團軍總司令。3月中旬，國民黨江蘇省保安第三路總指揮楊仲華率部投敵，被汪偽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兼蘇皖邊區(qū)綏靖總司令。4月9日，國民黨蘇北第八十九軍副參謀長兼第一一七師參謀長潘干丞、魯蘇聯軍西北集團軍總指揮劉相圖，率部投敵。5月29日，國民黨游擊第六縱隊司令少將男梅軒，率部投敵。7月22日，國民黨江南游擊隊方賦州部第一集團游擊隊第十八縱隊少將周九如，率部投敵。9月27日，國民黨空軍第一大隊分隊長張?zhí)枨?，隊員湯厚漣、梁文華架機在宜昌投敵。11月3日，國民黨第三十九集團軍所屬第六十九軍軍長畢澤宇，教導師師長文大可，在山東韓城率部投敵。
1942年4月22日，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山東省政府主席，現任第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孫良誠，在魯西南定陶、曹縣地區(qū)，率第六十九軍、十三旅及特務旅共兩萬五千余人投敵。隨同投敵的高級將領有新編第六師師長王清瀚，暫編第三十九師師長趙云祥，第一八一師師長陳光然，新編第十三旅旅長黃貞泰，特務旅旅長郭俊峰，冀察戰(zhàn)區(qū)游擊第一縱隊司令丁樹本，第二縱隊司令夏維禮、警備處處長孫玉田。汪精衛(wèi)命令將該部編為“和平建國軍第二方面軍”,孫良誠被任命為該方面軍總司令。
1943年1月18日，國民黨魯蘇戰(zhàn)區(qū)新編第四師師長吳化文，參謀長徐子珍，新編第一師師長于懷安，山東省魯西保安司令部參謀長寧春霖，率部四萬余人投敵。汪偽軍事委員會令吳化文部改編為“和平救國軍”山東方面軍，吳化文為總司令，寧春霖為副總司令，郭受天為參謀長，于懷安為第一軍軍長。同月，國民黨第三戰(zhàn)區(qū)炮兵副總指揮項致莊，由屯溪秘密到上海，隨即投敵。2月20日，國民黨蘇魯戰(zhàn)區(qū)第二縱隊司令厲文禮，在山東濰縣被俘后投敵。25日，國民黨第一二八師師長王勁哉，在湖北南部率8個將官及所部投敵。4月24日，國民黨第二十四集團軍所屬新編第五軍軍長孫殿英，在河南臨淇地區(qū)率部投敵。5月中旬，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河北省黨部主任委員、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兼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勛，在山西陵川地區(qū)，率部七萬人投敵。隨龐炳勛及孫殿英先后投敵的該部將領有：第二十四集團軍參謀長趙星彩，一○六師師長李震汾，冀察戰(zhàn)區(qū)挺進第四縱隊正副司令侯如墉、于光輝，參謀長李志希，新編第五軍副軍長楊明卿，參謀長馮養(yǎng)田，暫編第三師正副師長楊克尤、王遂慶，暫編第四師正副師長王廷瑛、王瑞亮等。6月6日，國民黨蘇魯戰(zhàn)區(qū)魯南第一一二師副師長兼第三三四旅旅長榮子恒，率所部投敵。同月22日，汪偽國民政府決定龐炳勛部仍為第二十四集團軍，任命龐炳勛為總司令，孫殿英為副總司令。
龐炳勛部在山西陵川被日偽軍包圍后，曾向蔣介石電報請示“如何自處”。蔣介石回電要他“委曲求全”。⑨于是龐心領神會，率所部投敵。李長江是經繆斌的游說(答應由汪偽供給20萬發(fā)子彈及軍餉)后投敵的。孫良誠是在先期投敵的張嵐峰和胡毓坤的策動下，在日軍進攻時偽裝被打敗而投敵的。孫殿英，早在1940年初，便派他的外交秘書胡捷三去上海與汪偽集團聯絡，隨后派其第二十三師師長路朝元率部投敵，暗中與日軍保持密切聯絡。孫殿英本人之所以遲遲不公開投敵，主要是因為他的部隊家屬都在洛陽等地，孫怕公開投敵后，影響在洛陽等地的家屬的安全。后來當日軍進攻河南林縣、山西陵川地區(qū)時，孫便偽裝戰(zhàn)敗被俘投敵。
據統(tǒng)計，從1941年到1944年，國民黨叛國投敵的黨政要員有62人(其中，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和候補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20人),高級將領67人，投敵軍隊達五十余萬人，占汪精衛(wèi)國民政府偽軍總數80萬人的62%。
國民黨將領如此大批叛國投敵，是有其原由和隱衷的。龐炳勛的參謀長趙星彩就說過：他們奉重慶和洛陽的雙重命令一意地進攻八路軍。他說：4月24日以前，龐、孫的軍隊還在一心一意進攻八路軍，當日軍出動進攻時，還配合日軍進攻八路軍防地。第四十五師中校副官主任譚敬奇投敵后也供認：“二十四集團軍進駐晉豫省境，所奉的密令就是 ‘反共第一，抗戰(zhàn)第二’?！雹?月14日，龐、孫聯名通電投敵叛國。6月7日何應欽在國民黨中樞紀念周上報告軍事情形，卻說：“敵人宣傳我孫軍長魁元(孫殿英)及龐總司令炳勛所部約七萬人投敵事，完全為其欺騙群眾與其伙伴德意之虛偽宣傳。”(11)國民黨還為龐炳勛等公開投敵叛國進行辯護，說什么龐總司令是“與敵周旋歷3日夜不幸傷腿被俘”,而“龐氏現時仍為敵寇所未能屈辱”,把龐逆等投敵叛國的通電，竟說成是“無恥敵寇代捏種種談話”。日后孫殿英說：“蔣介石下命令叫我當漢奸，事后又秘密派人來想把那個命令要回去，那還行啦?！?12)吳化文也說：“我是三十二年(1943年)一月五日，奉蔣委員長手令加入偽軍的，專對付奸黨?！?13)常(德)桃(源)警備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區(qū)行政督察專員唐生明，也是蔣介石派到汪偽政府中去工作的，唐先后任汪偽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清鄉(xiāng)委員會”兼軍務處處長等職。蔣介石還讓戴笠同大漢奸周佛海，讓鄭介民同大漢奸陳公博等建立密切聯系。1942年下半年，陳公博已設立了兩個臺電，一個是供蔣介石侍從室劉伯川用的，一個是戴笠部下陳中平用的。(14)
1944年11月汪精衛(wèi)病死，陳公博當上了南京漢奸政府的主席，國民黨頑固派即通過何世禎、顧寶安、胡鄂公等人同陳聯系，軍事方面則由顧祝同、何柱國聯系，商量軍事合作，共同反共。1945年3月，戴笠竟將全國八路軍、新四軍駐地防域、番號及指揮官姓名詳表一份發(fā)交陳公博，陳當即按表部署剿共行動。
在蔣汪勾結的情況下，那些投敵叛國的民族叛逆，非但沒有受到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黨紀國法制裁，反而還得到了優(yōu)厚的禮遇。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在上海被捕叛變后，1943年5月日本派他做“勸降大使”回重慶進行“和平談判”,國民黨要人朱家驊、潘公展等百余人到機場迎接，蔣介石還親自接見了吳。吳的住宅每天賓客如流。漢奸陶希圣，曾任偽國民黨宣傳部部長，回重慶后便受到重用，為蔣介石校閱《中國之命運》。1944年8月，日軍攻占衡陽時，國民黨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公開投降日寇，日寇曾將其投降經過拍成電影廣為宣傳。事隔不久， 日本派方先覺回重慶活動，方在重慶受到國民黨當局的熱烈歡迎，蔣介石請方共進午餐，一起照相，并發(fā)給方一千萬元的賞金，獎賞他“功在黨國”。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推行“曲線救國”方針，其用心極其險惡。一方面，他指使一部分親信爪牙公開投降日本侵略者，明目張膽地配合日軍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掃蕩”抗日民主根據地，妄圖消滅人民抗戰(zhàn)力量；另一方面，以蔣介石為首的另一部分人仍然留在抗日陣營內，繼續(xù)打著抗日的招牌，向英美索取援助，擴充他的力量。這樣，他們可以腳踏兩只船坐觀形勢的變化：如果日本法西斯勝利，他們就沿著這些“曲線救國”先遣隊的道路，揭掉抗戰(zhàn)的面目，公開投降日軍；如果日本侵略者失敗，他們又可以冒充抗日的“民族英雄”,騙取人民信任，使這些“曲線救國”的偽軍，搖身一變而為“中央軍”,為國民黨政府軍收復失地，攫取人民抗戰(zhàn)的勝利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