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考試自從一產(chǎn)生行之不廢卻一直受到攻擊的一個原因即是認為紙上答卷，考不出一個人的操行品格來，歷來教育改革都在為解決這一矛盾而努力。其走到極端處，竟有廢考試而由議論，純粹以品德來選拔人才的。北宋大觀元年(1107)詔令“八行科”取士，將人的品行分為八種：孝、悌、睦、姻、妊、恤、忠、和，并將每種品德又分為四個級別，以此衡量士子，積分依“三舍法”(北宋王安石改革太學時開始實行的一種依成績分等定升降的學校管理辦法)而升貢，不但可以免試入太學，還可直接補官。這種選士辦法一實行，士子們弄虛作假，沽名釣譽的事層出不窮。大觀四年(1110),中丞吳執(zhí)在上書中對這種現(xiàn)象作了充分的揭露：為了求得“孝”的名聲，有的人割下自己腿上的肉來給生病的父母吃，有的人在自己頭頂上點油燈來拜佛求佑，有的人在手臂上刺出血來寫下自己的祈愿，有的人長年不食葷而念佛書；為了求得“悌”的名聲，有的人故意將兄長推下水，然后又救起來，有的人與弟弟長期住在一起而不顧妻兒；有的人把嫁到窮人家的女兒帶回家來生活，并教訓女婿要有出息，這本是合于人之常情的家務事，卻譽以“和睦”和“姻親”的美名；地方豪紳給逃難的饑民施舍一點稀飯就被稱為體恤百姓，具有對老百姓的同情心，其實饑民就是他們巧取豪奪而造成的；還有以收養(yǎng)被遺棄的嬰、救起落水的跛子為體恤的，等等，不一而足。
總之，單純以品行選拔人才的做法，自然是極端片面的，因為，它根本上否定了學校教育的功能。同時，不重視學識和才能的選拔，既使人才質(zhì)量下降，又使學風浸漬，必然會把對人才選拔制度的改革引向荒誕的歧途，邈視改革，實則輕率從事。這種錯誤，在中國教育史后來的歷史上，還不止一次地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