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

今日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答《謝民師書》寫于宋元符三年(1100)。翌年，一代文宗蘇軾便逝世于毗陵(今江蘇常州)。因此，書簡內(nèi)所闡發(fā)的有關“辭達”的論點，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作者一生寫作經(jīng)驗的總結，很值得后人學習和借鑒。

何謂“辭達”呢？作者首先借用對謝民師“書教及詩賦雜文”的贊賞，提出了一個正面的例證。即文章要象行云一樣輕盈多變，象流水一樣依據(jù)客觀時勢“隨物賦形”，順其自然。不拘泥于傳統(tǒng)的模式，“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边@正是作者文論的極致。

以盛贊謝文為前導，開渠引流。議論的閘門一經(jīng)打開，作者便文思如潮，縱橫捭闔，雄辯滔滔，從幾個不同的角度闡述了有關“辭達”的論點。如何才能做到“辭達”呢？首先，作者認為要做到“能使是物了然于心”，也就是說對客觀的描寫對象有準確、細微的觀察，真正做到洞觀事物的特征和內(nèi)涵，不為表象、外觀所障目，使之達到“胸有成竹”的境地。其次，作者認為，要有高超的藝術表現(xiàn)能力，能用準確、生動的語言文字把事物形象地描摹出來，把事理明白透徹地表達出來，此即所謂“了然于口與手者乎”。能夠做到以上兩點，便“謂之辭達”?！稗o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辭達”說是蘇軾文論的代表性論點。作者在闡釋這一論點的時候，十分辯證地論述了文采與達意的關系。他在強調(diào)“辭達而已矣”的同時，又指出遣詞用句和寫作技巧的重要。并引用孔夫子的話告誡說，你在寫文章的時候如果語言干癟、枯燥、沒有文采，那么即使你寫作前的構思再好，所寫出的文章仍是沒有生命力的?！把灾晃?，行而不遠?！薄胺蜓灾褂谶_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反之，如果不注意深入地調(diào)查研究，不從根本上探究“求物之妙”、“了然于心”，而象揚雄一樣故意用艱澀深奧的文辭，“以文淺易之說”，同樣是毫無價值的。他的那些不顧客觀內(nèi)容，一味地在形式上進行雕琢的所謂著述，只能算是蜀中學童的“雕蟲篆刻”。為了闡述自已的論點，作者在這里又用辛辣的筆鋒剖析了一個反面的例證。接下來，作者又一連用了三個反詰句式，指出揚雄自命為經(jīng)的《太玄》、《法言》都是這類襲蹈別人作品的“雕蟲篆刻”。而屈原的《離騷經(jīng)》，那是有高度思想性、藝術性的作品，“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楊雄的那些故意雕琢的淺陋之作怎么敢與像《詩經(jīng)》一樣偉大的作品“蓋風、雅之再變者”的《離騷經(jīng)》同日而語呢？

通過作者的縱論橫議，我們不難看出有這樣一條主線貫穿于文章的始終，即要做到“辭達”，為文必須走“求物之妙”——“了然于心”——“了然于口與手”的道路?！扒笪镏睢?，強調(diào)了作品內(nèi)容的客觀性。這是作家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思想基礎與精神準備。從“了然于心”到“能使了然于口與手”，強調(diào)了寫作者主觀的藝術表現(xiàn)技巧。只有二者的妙合默契，相輔相承，方能謂之為“辭達”。

在引經(jīng)據(jù)典，反復論證，使“辭達”說臻于完善的時候，作者又擷采歐陽修的一句話來作結語：“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边@句信手拈來的妙語楔塞于此，前后呼應，渾然一體，絲毫不見綴接拼聯(lián)的痕跡，此亦為東坡遣詞謀章之妙矣！

《答謝民師書》是作者被放逐南疆六年之久，遇赦北歸途經(jīng)廣州時寫與推官謝民師的。

蘇軾一生寫有許多書信，往往因處境、對象的不同，其情調(diào)、用語各有殊異。元豐三年所寫的《答李端叔書》，充滿頹廢厭倦的情緒，把自己三十年來所為，看成是一種病態(tài)現(xiàn)象，意在使醉心官場的李端叔迷途知返。同年寫與秦少游的《答秦太虛書》中云：“竊為君謀，宜多著書”，告之既要寫適用文章，又要注重功名。由此可見蘇軾的思想情感是復雜的，其處世應物的態(tài)度也是左右搖擺的。他忽而厭棄功名，有隨遇而安的思想；忽而又對自己被貶謫表示委屈，實際上是在力爭重返士大夫之列，《答謝民師書》就流露出這樣的情調(diào)。“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實際上是一句牢騷話，并非作者感情的真正流露。當他遇赦北歸的時候，昔日的親朋故舊“惘然如隔世人”，對其分外的疏遠冷淡。也正是因為這樣，謝民師這位與他“無一日之雅”的推官，“數(shù)賜見臨，傾蓋如故”，才使他大為感動，才將自己畢生積累的寫作經(jīng)驗，毫無保留地曉喻對方。《答李端叔》中，作者對李端叔對自己的稱頌無動于衷，毫不動情，并譏諷其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世人對其詩文的推重，他亦看作是一種不正常的病態(tài)偏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倍凇洞鹬x民師書》中，作者卻集一生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侃侃而談，認真莊重地探究為文的學問。這種心理狀態(tài)，顯然與前者是迥然不同的。蓋因處境有變，情理有變，乃使作者的心緒有變也。故而許多文論，在評說東坡后半生的思想狀態(tài)時，總是陷于一種固有的窠臼，把其描摹為一個任性的、一成不變的迂闊文人，便未免失之偏頗。東坡著文“初無定質(zhì)”，講究“隨物賦形”，其思想情感何嘗就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