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忠公撫鄂時，嘗明保東湖縣令張建基之治行，薦擢府道，至湖北布政使。以貪黷著聞， 大府勒令告病歸田。世頗訝胡公之濫保。其后乃知胡公之保建基，以其平反東湖冤獄。而實則理是獄者，建基之前任張君也。
先是東湖有民婦某氏者，事姑素孝。每晨起，灑掃庭除，治中饋，然后適姑寢問安。以盥水一盆，雞卵兩枚置案上。如是以為常。
一日清晨，排闥入，見姑床下有男子履， 大駭。亟低聲下氣為掩門而出。姑已覺之，羞見其婦， 自縊而死。 鄉(xiāng)保以婦逼死其姑，鳴于官，婦恐揚其姑之惡，不復置辯，遂自誣服， 已按律定讞矣。此張君前任事也。
及張君蒞任，過堂見此婦，神氣靜雅，舉止大方，謂必非逼死其姑者。疑其有冤，再三研詰，矢口不移。因諭之曰：“汝若有冤，我能為汝直其事。此時不言，不得活矣?！眿D答曰：“負此不孝大罪，何面目復立人世！愿速就死?！绷罱K疑之，沉思累日。
縣有差役某甲者，其妻素以兇悍著。令忽召某甲云“有公事須赴某縣一行”,俾還家束裝，速來領票。頃之，某甲到署。令忽大怒曰：“汝在家逗留，誤我公事，必為汝妻所縻也！”即發(fā)簽拘其妻。鞭之五百，血流浹背，收入獄中， 與獲罪婦同系。某甲之妻，終夜詛罵，謂“縣令如此昏暴，何以服人”?婦聞其絮聒不休，忽言曰：“天下何事不冤？即如我任此死罪，尚且隱忍不言，鞭背小事，盍稍默乎？”縣令使人潛聽于戶外，聞言來告。令大喜。明旦提婦與某甲之妻同至堂上，詰以昨夕所聞之言，婦不能隱。令悉心鞠問，盡得其情。平反此獄。而薄犒某甲之妻，慰而遣之。通省驚為神明。
及胡公撫鄂，訪知東湖張令之事，而其時張建基適令東湖。胡公誤以為平反此獄者也，遂登之薦牘。而前任之張令已卒，竟致湮沒不彰。其籍貫名字，至今已不可考矣。惜哉！
自西方列強用鴉片和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晚清的封建經濟之枯萎，反動政治之黑暗，便日益加劇。更兼新潮風起，人心思變，社會改革已成必然的趨勢。戊戌變法前，改良主義思潮盛行于一時，曾任出使四國大臣的薛福成便是其中一位著名的人物。他以其為清廷辦外交多年的經驗，對清政府的內政外交、利弊得失，對中西之間的差距優(yōu)劣每每權衡比較， 自然深諳其要，頗多見地。以至竭力鼓吹西方君主立憲制，強烈要求發(fā)展民族工商業(yè)，提倡變法，以?！按笄迳琊ⅰ?。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薛氏身體力行，晚年撿出“平生見聞隨筆”,刪存編纂成《庸庵筆記》六卷。其說古道今，窮征博引，摘弊時政。宗旨即在“挽回世道人心”、“有裨經世之學”,作者之用心不可不謂良苦。筆記體小說《良吏平反冤獄》即選自該書卷三軼聞門類。據作者在《庸庵筆記·凡例》中自稱：“即軼聞、述異兩類，無不考訂確實?！笨梢娖錇槲牡膽B(tài)度還是很認真的。讀《良吏平反冤獄》可證其不謬。
全篇以寫實的筆法記述了一則平反冤獄的故事。作者贊揚東湖縣令張某辨獄之審慎、機警，使“某婦逼死其姑”一案得以平反昭雪，以至有“通省驚為神明”的稱譽。薛氏又巧妙地在小說主體之外，利用首尾二節(jié)，單提出“平反此獄者”的遭遇“竟致湮沒不彰”,而其后任者卻竊用同姓之便，竟然將審理此案之明鑒貪為己功，更進而被保舉“薦擢府道”,連升“至湖北布政使”,直到“以貪黷著聞”,被“勒令”“告歸”解職。作者有感于“良吏平反冤獄”雖能流芳千古，而良吏之蒙泯卻難眠九泉。小說以此反證保舉者之昏聵、貪功者之無恥， 良吏者之可敬，而吏治之黑暗亦更見一斑。因此，這則紀實的斷案故事，給予人的啟迪倒有兩個方面：一是前任張縣令辦案審慎，能針對案情，善取對策，不輕易下斷語，不草菅人命。為官判案若此，已是難能可貴了。二是后任張某原是一卑微鉆營的小人，向以“貪黷著聞”,竟然竊名盜譽，能幾番蒙混視聽，累遷累升。小說深刻地揭露了清代吏治的腐朽黑暗。其庸吏冗員無恥與奸詐，以及權臣的輕信平庸都使人驚嘆不已。
小說在藝術上別具一格，作者以故事套故事的方式，襯托對主要情節(jié)和人物的描寫，使小說的題旨明確而深刻，這是小說的與眾不同之處。小說的主體部分是講前任張縣令“平反冤獄”之神明，首尾兩節(jié)講的卻是繼任者的欺世盜名。后者是前者的繼續(xù)和補充。大故事為小故事的開展提供了基礎。小故事作為襯托，亦深化了大故事的主題。二者看似脫節(jié)，實為一整體。從筆記小說的藝術傳統(tǒng)來看，薛氏的這種手法既有繼承，更有創(chuàng)新，多可稱道。
作者寫“平反冤獄”一節(jié)，濃墨重彩，極力將故事寫詳、寫盡、寫足。使前任張縣令的形象鮮明、生動。小說很注重人物的言語、行動和心理活動描寫，使人物的性格非常突出，顯得真實而可信。從張縣令接案時“觀察生疑”、到“再三研詰”、引導“諭之”;直至“終疑之，沉思累日”,這是第一層。前任張縣令辨案析疑時的審慎、細致的態(tài)度，耐心疏導的言辭，可見他辦案注重調查研究，不憑主觀臆斷采取行動，不急于匆忙結論，語言與行動既有分析又有推理。心理的描寫很細膩生動，人物的為官秉持公心的性格揭示得準確、全面。設計定案平反是第二層，是“良吏”故事的主要情節(jié)。作者寫良吏的善取對策，抓住了主人公巧思與機警這二個特征。聞衙府內“某甲妻”,“素以兇悍著”,猛地計上心來，令“忽召某甲”,繼而“忽大怒”,更“拘其妻”,鞭“五百”,張縣令陡然以一副“昏暴”的臉孔，收之于獄“與獲罪女子同系”。這一系列的行動著實令人不解。作者也并不揭示，繼而更細筆寫張縣令暗中的布置：“使人潛聽”二女犯囚室中的“內心獨白”——在大堂上審訊不出的“供詞”。果然不出縣令所料，一個“絮聒不休”,一個在“隱忍不言”之中露出了肺腑曲衷。令“聞言大喜”,遂“詰以所言”、“悉之鞫問”,終于使案情水落石出，真相大白。這一段文字頗能顯示張縣令“此路不通，另辟奚徑”的辦案風格。他能針對“罪婦”的特點，采取了非同尋常的手段。既疑其有冤，更巧作迂回，利用罪婦對罪婦，含冤對含冤的獄中吐露真言，人為地替“罪婦”制造了一個利于講出實話的環(huán)境，使她吐出肺腑之言，取得辨明冤獄的最直接最可靠的證據，同時也是此案終于能揭開始末真相的鑰匙。冤案得以辨伸昭雪，主人公的形象至此已是完整而豐滿了?！傲祭舯嬖惫适卤旧韺憗硪徊ㄈ郏讲角擅?。連用兩個“忽”字，出人意料，使故事陡起波瀾，不知張縣令是清明還是昏聵，眼見得捕人、鞭斥、入獄，倒使讀者生出疑念來?！笆谷藵撀爲敉狻?可見縣令成竹在胸，斷案如神，設想奇妙又合情合理。
小說寫后任張縣令的丑聞是用極簡約的筆法，以作者的敘述為主，并不見有竊名者的言語行動。然而文字冷峻，憎愛分明，給人的印象很深。朝廷重臣“撫鄂”,雖“訪知東湖張令之事”,卻將其“治行”,前張冠而后張戴，終不辨一處縣令前后兩人。于是“薦牘”也好，“明?！币埠茫娉闪艘粋€“糊(胡)涂督”,生敷出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至于對欺世盜名者只用一句“以貪黷著聞”,便掘翻出貪功者的老根底來。然而卻累遷累升，直至被“勒令告病歸田”。其間，官場的遮掩庇護即使在作者的輕描淡寫中也是極明顯的。因此，吏治之黑暗不言自明，小說的題旨也就很清楚了。作為晚清的一名政治家，作者卻撰此文，贊頌一位小小縣令辨獄之審慎，其本意或正在于勸諭世人，是別有一番苦心的。所謂“‘誅奸讒于既死，發(fā)潛德之幽光’茲編亦頗存此意”(《庸庵筆記·凡例》),可見宗旨很明白。善惡二個張縣令，一個雖解職，但已享盡了富貴；一個“竟致湮沒”名不可考。作者心中之不平凝結于筆端，唯有嘆一聲“惜哉”而已。通觀全篇，小說雖然有封建倫理說教的成分，但其題材與手法仍有其清新可讀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