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對梁啟超之外，興中會還通過畢永年和唐才常取得了聯(lián)系。
畢永年(1870—1902),號松甫，湖南長沙人。維新運動時期，成為譚嗣同、唐才常的好友。他與湖南、湖北一帶哥老會頭目李云彪、楊鴻鈞、張堯卿、辜天祐等關系密切，被封為龍頭。戊戌政變前夕，他看到維新無法成功，跑到日本求見孫中山，加入了興中會。
唐才常(1867—1900),號佛塵，湖南瀏陽人。長沙岳麓書院學生。與譚嗣同一起受教于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因而成為好友。1894年，肄業(yè)兩湖書院。中日戰(zhàn)爭失敗，認識到非變法不足以圖強。1897年回湖南，參與維新活動。次年9月，他應譚嗣同電召，動身赴京，剛到漢口，政變就發(fā)生了。他哀悼死友，發(fā)憤舉兵除奸，匆匆經(jīng)香港、新加坡，轉赴日本。
在日本，唐才常會見康有為、梁啟超，接受了起兵勤王的任務。同時又經(jīng)畢永年介紹，和孫中山商談合作，陳述了在湘、鄂、長江一帶發(fā)動的計劃，得到孫中山的贊同。孫中山表示：“倘康有為能皈依革命真理，廢棄保皇成見，不獨兩黨可以聯(lián)合救國，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為首領?！?sup>[1]唐才常很高興，表示愿約梁啟超一起向康有為進言。
1899年春，孫中山派畢永年偕平山周赴湖南、湖北聯(lián)絡哥老會。畢永年化裝成和尚，首先到漢口會見林圭。林圭(1875—1900),字述唐，別號悟庵，湖南湘陰人，長沙時務學堂學生。他欣然接受了畢永年的邀請，三人一起入湘^[2],跑遍了長沙、瀏陽、衡州等地哥老會山頭，介紹興中會宗旨與孫中山生平，勸說哥老會領袖與興中會合作。孫中山聽了他們的報告，便主張在湘、鄂、粵同時大舉。同年秋，命陳少白去香港籌辦《中國日報》,并要他和鄭士良等在港設立機關，專事聯(lián)絡廣東三合會。香港方面稍有眉目，畢永年等便再入兩湖聯(lián)絡。11月，他帶領李云彪、楊鴻鈞、張堯卿等七名哥老會龍頭到香港，與鄭士良、陳少白、宮崎及三合會大佬集議，商定興中會、哥老會、三合會聯(lián)合，組成一個大的反清團體興漢會，推舉孫中山為總會長。為此，楊衢云應孫中山之請，辭去了興中會總辦職務^[3]。其后，畢永年帶著李、楊、張等哥老會頭目往日本見孫中山，受到誠摯的招待。孫中山讓他們回國候命。12月他們路過香港，經(jīng)濟上感到拮據(jù)。當時，康有為也正在香港停留，企圖拉攏這幾個哥老會頭目，便送給他們一筆錢。李云彪、楊鴻鈞等本沒有固定的政治信仰，經(jīng)常以會眾為資本，與各方面拉扯。他們接受了康有為的贈款，隨即投到?；庶h門下。這件事使畢永年大受刺激，他寫了一封信給平山周，聲言“支那久成奴才世界”,“實不耐與斯世斯人共圖私利”,決意“皈命牟尼”,真正當和尚去了^[4]。興中會和湘、鄂哥老會的關系因此受到削弱。
在與孫中山商談合作之后，唐才常也于1899年春回到國內(nèi)。3月，他到上海編輯《亞東時報》。同年秋，再赴日本。他周旋于兩派之間，“對康、梁則曰勤王，對留學生則曰保國保種”^[5],企圖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當時，林圭已應梁啟超之召，到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習，唐才常便邀請他和湘籍同學秦力山、田邦璿、蔡鐘浩等回國相助。湖北留日學生吳祿貞、傅慈祥、戢翼翚等也都表示愿意參加。1899年11月，梁啟超、沈翔云、戢翼翚等在東京紅葉館為唐才常、林圭餞行，孫中山、陳少白、平山、宮崎等出席。雙方把酒暢談，舉杯共祝，兩派談判合作以來第一次出現(xiàn)了融洽的氣氛。席后，林圭向孫中山請益，孫中山把在漢口的關系——興中會會員容星橋介紹給了他。
唐才常到上海后，參加了士商各界反對西太后“建儲”的活動。1900年1月24日，西太后召集王公、軍機大臣、各部尚書集議，準備廢光緒，改立端王長子溥儁為帝。同日，光緒發(fā)布上諭，自稱“痼疾在躬”,經(jīng)“叩懇圣慈”,決定封溥儁為皇子，“以為將來大統(tǒng)之歸”^[6]。這一行動遭到了兩江總督劉坤一等漢族大官僚及以資產(chǎn)階級上層為主的各界人士的反對。1月27日，由上海電報局總辦經(jīng)元善領銜，通電要求光緒皇帝“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7]簽名者有葉瀚、馬裕藻、章炳麟、汪貽年、丁惠康、沈藎、唐才常、經(jīng)亨頤、蔡元培、黃炎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同時發(fā)表《布告各省公啟》,要求各省共同力爭，“如朝廷不理，則請我諸工商通行罷市集議”^[8]。這是上海上層資產(chǎn)階級和知識分子的一次聯(lián)合行動，它成為后來許多類似行動的先導。
就在這件事情的前后，唐才常利用日人田野桔次名義，組織東文學社，以此為掩護，秘密籌組正氣會。他親自起草序文，一方面說：“國于天地，必有與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方面又說：“夫日月所照，莫不尊親；君臣之義，如何能廢？”^[9]既要排滿，又要“忠君”,既不愿意“低首腥羶”,又割舍不下光緒皇帝。唐才常的這種態(tài)度表明他企圖調(diào)和革命、?；蕛膳傻年P系，而他本人的思想也確是非常模棱和矛盾的。
唐才常的態(tài)度首先遭到了畢永年的反對。畢在哥老會頭目變節(jié)之后雖然憤而為僧，但他終不能忘情現(xiàn)實，又跑到上海，力勸唐才常和康有為斷絕關系。唐不從，兩人辯論了一晝夜，畢永年失望而去，便南下廣州，聯(lián)絡廣東各地會黨^[10]。
唐才常等人當時的政治口號是“自立”。為了確切地表現(xiàn)這一意義，不久，唐才常將正氣會改稱自立會。6月，中國局勢出現(xiàn)了紛紜復雜的局面：義和團運動興起，八國聯(lián)軍入侵，清朝政府對外“宣戰(zhàn)”。唐才常覺得時機已到，便又將自立會改稱國會，以便公開活動，號召全國。7月26日，他邀請上海名流容閎、嚴復、章炳麟、文廷式、吳葆初、葉瀚、宋恕、沈藎、張通典、龍澤厚等八十余人，集會于愚園。會議由葉瀚主持，宣布會議宗旨為：不認通“匪”矯詔之偽政府，聯(lián)合外交，平內(nèi)亂，保全中國自主，推廣支那未來之文明進化。會議并選舉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29日，第二次集會于愚園，出席者六十余人，選舉葉瀚等三人為書記，鄭觀應、唐才常、汪康年、丁惠康、吳葆初、孫寶瑄等十人為干事^[11]。
國會由容閎起草了英文對外宣言，大意謂：“中國自立會有鑒于端王、榮祿、剛毅等之頑固守舊，煽動義和團以敗國事也，決定不認滿洲政府有統(tǒng)治清國之權，將欲更始以謀人民之樂利，因以伸張樂利于全世界，端在復起光緒帝，立二十世紀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憲自由之政治權與之人民，借以驅除排外、篡奪之妄舉。惟此事須與各國聯(lián)絡，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會中之生命財產(chǎn)等，均須力為保護。”^[12]義和團運動有其落后性，但它本質上是中國人民的一次反侵略運動。唐才常的“國會”呱呱墜地時就宣布自己站在這個運動的對立面，這就決定了它不可能真正獲得下層群眾的支持。
國會內(nèi)部也并不統(tǒng)一。成立剛三天，章炳麟與唐才常之間就爭執(zhí)起來。章向唐指出：“誠欲光復漢績，不宜首鼠兩端，自失名義。果欲勤王，則余與諸君異趣也?！?sup>[13]他毅然割掉辮子，改穿西服，宣布脫離“國會”,“以明不臣滿洲之志”。他隨即寫下了《解辮發(fā)》等文，寄交香港陳少白主編的《中國旬報》發(fā)表。章炳麟(1869—1936),又名絳，字枚叔，號太炎，浙江余杭人。原在杭州詁經(jīng)精舍隨經(jīng)學家俞樾讀書。1895年受維新運動影響加入強學會。1897年任上?！稌r務報》撰述。1898年又任上?！恫詧蟆分鞴P。戊戌政變后亡命臺灣。1899年至日本，經(jīng)梁啟超介紹認識了孫中山。同年秋歸國，結識唐才常，參預《亞東時報》編務。割辮之舉是他轉化為革命派的標志。
當唐才常以上海為中心展開政治活動的時候，林圭則以武漢為中心進行軍事準備。林圭受畢永年影響較多，畢等在香港推孫中山為興漢會總會長，他是擁護的；孫中山委容星橋“專辦湘、漢之事”,他也表示“甚善甚善”^[14]。1900年1月26日，他致函去港聯(lián)系的容星橋，催促容與孫中山早訂起義計劃。信中說：“今日之事，我輩如大舟已行至江中，舵不靈穩(wěn)則舟將覆，人工不力則將退而不前，倘尚有翻覆而解散之，則不惟貽笑目前之大眾，即后來傳道，亦屬難堪，此我輩實宜竭力之苦衷，亦本公司救世危岌之急候也?！?sup>[15]他在漢口英租界設立機關部，模仿會黨散發(fā)票布的辦法，廣泛散發(fā)“富有票”;又在漢口、襄陽、沙市、岳州、長沙等地設立旅館，招待往來會友。經(jīng)過一段時期經(jīng)營，聯(lián)系了湘、鄂、皖、贛各省的哥老會頭目，形成了一支以會黨和張之洞所轄駐漢各軍下級官佐和士兵為基干的軍事隊伍，稱為自立軍，共分七路：
前軍，起義地點為安徽大通，統(tǒng)領秦力山、吳祿貞。
后軍，起義地點為安徽安慶，統(tǒng)領田邦璿。
左軍，起義地點為湖南常德，統(tǒng)領陳猶龍。
右軍，起義地點為湖北新堤，統(tǒng)領沈藎。
中軍，起義地點為湖北漢口，統(tǒng)領傅慈祥、林圭^[16]。
另兩路為總會親軍及先鋒軍。唐才常任諸軍督辦。
按原約，起義所需款項由康有為，梁啟超接濟，但實際上僅華僑富商邱煒萲匯到若干，不足以應付各路催款者的需要。哥老會頭目李云彪、楊鴻鈞投到?；庶h名下就是為了錢，這時因所索不遂，帶頭離去；辜鴻恩、李和生則改發(fā)貴為票和回天票，另開山頭。起義還未開始，唐才常所依靠的會黨隊伍就已經(jīng)四分五裂。
由于八國聯(lián)軍入侵后局勢變化急劇，林圭敦促唐才常到漢口發(fā)動。8月初，唐才常到達漢口，通過日本人運動張之洞，告以自立軍將擁護他宣布兩湖獨立，張之洞當時無表示。在義和團運動興起后，張之洞和劉坤一等雖然一起抗拒了清朝政府的“宣戰(zhàn)’上諭，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實行“東南互保”,但他本質上對清政府仍然是忠馴的。唐才常把起義的最大希望寄托在這樣一個洋務派官僚身上，自立軍的前途不問可知。
起義日期原訂在8月9日，因康、梁的匯款未到延期，但這一消息未能及時通知遠在安徽的秦力山。8月7日，桐城地區(qū)的會黨宰牲祭旗，準備起義，被清吏發(fā)覺，急忙向安徽巡撫王之春告警。兩天后，秦力山下令起事，宣布“廣集同志，大會江淮，以清君側，而謝萬國”。同時宣布“保全中國自立之權”,“請光緒帝復辟”等宗旨四條；“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進文明，而成一新政府”等法律九條^[17]。起義軍迅速占領了大通，并擊沉王之春派來剿辦的炮艇八艘。8月11日，清軍援兵繼至，秦力山揮兵力戰(zhàn)，因寡不敵眾，敗退九龍山。不久，探悉漢口方面失事，便解散所部，輾轉逃往國外。
8月21日，張之洞照會漢口各國領事。次日晨，派兵圍搜英租界李順德堂及寶順里自立軍機關部等處，先后逮捕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田邦璿、傅慈祥、黎科、蔡成煜等二十人。審訊時，唐才常供稱：“因中國時事日壞，故效日本覆幕舉動，以?；噬蠌蜋?。今既敗露，有死而已。”^[18]其他人也齊呼速殺。當夜，唐才常、林圭等均被害。其后，張之洞又大興黨獄，殘殺百余人。
漢口方面失事之后，沈藎急率新堤右軍發(fā)動。湖北崇陽、監(jiān)利等縣紛起響應，但因中軍已失，人心渙散，結果全師潰敗。湖南方面，汪镕等原與唐才常、林圭等有約，計劃同時發(fā)動。湖南巡撫俞廉三從張之洞處獲得消息，大肆逮捕，被殺者有唐才中、蔡鐘浩等百余人。
自立軍以“勤王”為號召，但它宣布“不認滿洲政府有統(tǒng)治清國之權”,準備建立“新造自立之國”,這就使得它不同于中國歷史上的舊式勤王，而是維新派以武力開辟政治道路的一次嘗試，也是維新派政治活動的頂點。
血的教訓能洗清人們的眼睛，振奮人們的斗志，使柔者變剛，弱者變強。自立軍的參加者在揩干自己身上的血跡后，大都踏上了革命的途程，成了堅決的革命分子。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立軍起義是革命和?；手g的一個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