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對中央蘇區(qū)第四次“圍剿”失敗后，決心傾舉國之力進行第五次大規(guī)?！皣恕?。
1933年5月21日，蔣介石撤銷贛粵閩邊區(qū)“剿共”總司令部，在南昌設立由他主持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委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兼行營辦公廳主任；行營原參謀長賀國光為第一廳廳長，主管軍事；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兼第二廳廳長，主管政治。行營全權管理贛、粵、閩、湘、鄂五省黨軍政要務，并由南昌行營組設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為五省一切黨政軍參謀部。蔣親自部署和指揮對中央蘇區(qū)的第五次“圍剿”。
6月8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剿共”軍事會議，檢討對紅軍前四次“圍剿”失敗的原因與教訓，針對紅軍的特點和長處而棄舊圖新，取長補短，博采眾議，確定第五次“圍剿”的基本原則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蔣介石說：作為基本原則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意思是指軍隊而言，用三分的力量作戰(zhàn)，用七分的力量來推行作戰(zhàn)區(qū)的政治^[1],“具體點說，就是我們一方面要發(fā)揮軍事的力量，來摧毀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運用種種方法，消極地來摧毀土匪所有的組織，及在民眾中一切潛勢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應該設法變更。……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眾，使他能傾向我們的主義，以鞏固我們在民眾中精神的堡壘”^[2]。在第五次“圍剿”中實施黨政軍合一，軍事獨裁統(tǒng)治與政治欺騙相結合的新方略。
為實施“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基本原則，1933年7月，蔣介石接受了柳維垣、戴岳的建議，在江西廬山海會寺舉辦軍官訓練團(全稱為中國國民黨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官訓練團)。蔣親自任團長，命陳誠為軍官訓練團副團長兼教育長、“陸大”校長楊杰任總教官，由“軍事學?！焙蛯崙?zhàn)部抽調的四十八名軍官充任教官。訓練團還聘請了以曾任德國國防軍總司令賽克特為首的軍事顧問團，以勞地為首的意大利軍事顧問團，以裘育德為首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加強軍隊的技術戰(zhàn)術訓練。
訓練團的任務是“刷新干部思想，統(tǒng)一戰(zhàn)術行動，完成黨政軍總體戰(zhàn)之戰(zhàn)爭體制”。蔣介石對受訓的黨、政、軍干部說：“舉辦訓練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滅赤匪，所以一切的設施，皆要以赤匪為對象?！?sup>[3]“我們要從此奠定一個新的偉大的基礎，來完成剿匪的工作?！?sup>[4]
訓練團設政治、戰(zhàn)術、射擊、通信等六門課程。軍事課教授堡壘戰(zhàn)、山地戰(zhàn)、夜戰(zhàn)、險路戰(zhàn)及伏兵戰(zhàn)等，還進行偵察、警戒、搜索、聯絡、掩護、爬山等軍事技術訓練。訓練團把政治訓練置于首位，開設蔣介石主持編寫的《剿匪手本》、《剿匪要訣》、《軍人精神教育》、《剿匪部隊訓練要旨》等課。蔣還親自講授《民眾組訓》、《戰(zhàn)時政治》等課，還指定《曾國藩剿捻實錄》、《增補曾胡治兵語錄》、《豫鄂皖剿匪總司令部新頒黨政軍條規(guī)及行營第四廳新頒各條規(guī)則》、《軍人必讀》等作為受訓人員必讀書目。廬山軍官訓練團從7月18日至9月18日共開辦三期，輪訓軍官七千五百余人。北路軍三十多個師的團以下軍官幾乎都參加了輪訓。訓練合格者發(fā)給文憑，并附贈蔣介石相片一張，“軍人魂”短劍一把。
蔣介石為強化政治“剿匪”之效，制定了《剿匪臨時施政綱要》13項，把厲行保甲視為“最要緊的政治工作”。于8月27日重頒《整理保甲方案》,保甲內實行互相監(jiān)督和互相告發(fā)的連坐制度：一人通匪，全家同罪；一家為匪，全甲同罪；一甲為匪，全保同罪，有殺無赦。為籠絡人心，還采取了某些改良措施，如整肅軍紀、核減賦稅、整飭吏治等撫綏伎倆。為對紅軍進行組織戰(zhàn)和精神戰(zhàn)，同年8月，行營頒發(fā)了《剿匪區(qū)招撫投誠赤匪暫行辦法》、《脅從與自新分子辦法綱要》。年底又頒發(fā)《歡迎投誠告紅軍官兵書》。此外還設立了“投誠招待所”、“感化院”以期分化瓦解紅軍隊伍。
“以武力為中心”乃第五次“圍剿”根本點^[5]。蔣介石為不走前四次“圍剿”慘敗的老路，提出要“精研戰(zhàn)術，周詳準備”^[6],重新制訂了新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原則：在戰(zhàn)略上“以動制靜”,在戰(zhàn)術上“以靜制動”,放棄過去“剿匪”慣用的“長驅直入”、“分進合擊”速戰(zhàn)速決的方針，采用持久戰(zhàn)與堡壘戰(zhàn)的新戰(zhàn)略戰(zhàn)術，即“戰(zhàn)略攻勢，戰(zhàn)術守勢，步步為營，穩(wěn)扎穩(wěn)打”的碉堡推進戰(zhàn)略戰(zhàn)術。其基本要點是：在戰(zhàn)略進攻時完全依托碉堡作為戰(zhàn)術防御手段；在部隊步步推進中沿途構筑稠密的碉堡體系；在主要碉堡之間及其前后，構筑眾多小堡，碉堡之間修建公路相連通，組成梅花式的縱橫相貫的碉堡群，碉堡群間隔不超過二里；部隊推進與構筑碉堡群并頭前進。自吹謂攻有巋然不動之抗，守無喪師失地之虞。這樣，就形成逐步推進，穩(wěn)扎穩(wěn)打，十里八里向前，壓縮蘇區(qū)之勢。蔣介石說：“匪區(qū)縱橫不過五百里。如我軍每日能進展二里，則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領匪區(qū)。”^[7]據統(tǒng)計，在1934年1月，國民黨軍僅在江西蘇區(qū)構筑碉堡、堡壘、橋頭堡、護路堡、圩塞等各種碉堡4920座，到“圍剿”終時，達14294座^[8]。僅第三路軍在第五次“圍剿”中，就構筑碉堡4244座^[9]。為溝通碉群修筑公路五千余公里。
國民黨軍利用碉堡和公路組成的封鎖網，對蘇區(qū)實行嚴密的“三封”政策，即經濟封鎖、交通封鎖和郵電封鎖。頒布《封鎖匪區(qū)辦法》、《糧食統(tǒng)制辦法》、《匪區(qū)食鹽、火油、藥料、電器運購辦法》、《郵電封鎖暫時辦法》等十三種禁令。1933年7月以后，南昌行營在蘇區(qū)周圍的縣份中，先后設立糧食管理處、食鹽、煤油管理所和交通管理處。在地域上劃分為“安全區(qū)”(白區(qū))、“半匪區(qū)”、“鄰匪區(qū)”及“全匪區(qū)”(蘇區(qū)),除安全區(qū)外，其余按其類別實行相應的封鎖辦法。此外，還嚴禁糧秣、食鹽、煤油、布匹、中西藥及有關軍用物資運往蘇區(qū)；凡發(fā)至“匪區(qū)”的郵電一律停止拍發(fā)傳遞，以期“使敵無粒米勺水之接濟，無蚍蜉蚊蟻之通報”,企圖用這些辦法餓困疲憊紅軍，迫其進行決戰(zhàn)。
蔣介石為籌措第五次“圍剿”經費，大量舉借內外債及加征各種苛捐雜稅。1933年，南京政府以卷煙、面粉、棉紗、火柴等稅為擔保，與美國財政善后公司訂立中美棉麥大借款5000萬美元；《航空密約》借款4000萬美元，并按此項借款由美國供給軍用飛機、戰(zhàn)車及化學武器。同時，還向英國借款500萬元、向德國借款1000萬元，又以簽訂喪權辱國條約《塘沽協定》,從日本借到2億日元；假借修建潼西鐵路為名，向英、法借款800萬元。1933年先后發(fā)行“愛國庫券”2000萬元，短期公債400萬元，還將財政支出的80%用作軍費。據中央信托局經辦軍火的統(tǒng)計，在1933年和1934年兩年間，購買軍火費用達6059萬余元^[10],從意大利購買36架飛機和大批新式坦克車，從法國購買30架轟炸機，從捷克訂購50萬克郎的機械，還從英國訂購500萬英鎊的軍械。
在軍事方面，蔣介石吸取以往失敗的教訓，采取持久戰(zhàn)與“堡壘主義”的新戰(zhàn)略和“以守為攻，乘機進剿，運用合圍之法，兼采機動之師，遠探密壘，薄守厚援，層層鞏固，節(jié)節(jié)進逼，對峙則守，得隙則攻”^[11]等原則，并對部隊進行了適應山地靈活機動作戰(zhàn)的整編，以求精簡層次，利于指揮。撤銷過去師轄兩旅六團或三旅九團的編制，把原一個師整編成三個師或兩個師；每師轄三個團。團以上各級指揮部均設偵察隊，擴大運輸隊；每團派遣政訓員十余名。同時加強武器上的火力配備，每團配備重機槍連，每連增加輕機槍數，統(tǒng)一調動了福斯炮團。對士兵進行適應山地戰(zhàn)的多種戰(zhàn)術技能訓練。行營還頒布斬則九項，制訂管制士兵辦法，實行軍人“連坐法”。蔣介石還委派錢大鈞、蔣鼎文在保定、漢口訓練處大量招募訓練新兵，以補充擴大國民黨軍隊。
1933年8月底，部隊整編結束后，蔣介石加快了軍事部署，從江蘇、浙江和北方各省調集了總兵力達100萬，計正規(guī)陸軍64個師、7個旅、6個團并有各省地方保安團，又有11個航空隊，飛機105架。準備對各地蘇區(qū)同時發(fā)動“圍剿”,而直接用于中央蘇區(qū)的兵力達50萬人。10月2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集第五次“圍剿”部隊師長、參謀長以上高級將領會議，部署“圍剿”計劃。蔣在會上作《剿匪成敗與國家存亡》的演說，要求各將領“振作精神”、“信仰統(tǒng)帥”、“服從命令”、“盡職報國”、“視死如歸”,“來造成百戰(zhàn)百勝的成功”^[12]。同時提出“嚴密封鎖、發(fā)展交通、挺進游擊、爭取主動”四項戰(zhàn)略；“以迂為直(曲線行動)、獨立作戰(zhàn)、全力決戰(zhàn)、注重工事，就地固守、以靜制動、以拙制巧、以實擊虛、縱深配備(梯次序列)、機動靈活”等11項戰(zhàn)術和“偵察、搜索、警戒、聯絡、掩護、觀察”六項要務。蔣對此一再“耳提面命，期在必勝”^[13]。10月17日，蔣介石頒發(fā)行動綱要和“圍剿”計劃，指示各“進剿”部隊遵照“戰(zhàn)術守勢，戰(zhàn)略攻勢”、“步步為營，穩(wěn)扎穩(wěn)打”的原則，“以占領所必爭之要地為目的”。計劃規(guī)定：以殲滅贛南“匪軍”主力及“流竄”于閩西、鄂南、贛西北、浙贛閩邊區(qū)“匪軍”為目的，區(qū)分為北路軍、西路軍、南路軍及浙贛閩邊區(qū)。定于10月中旬開始“圍剿”,以政治配合軍事，本戰(zhàn)略攻勢、戰(zhàn)術守勢及組訓民兵之原則，構筑綿密之碉堡封鎖線，防止“匪軍流竄”,逐步縮小包圍圈，期于最后聚殲“匪軍”于贛南地區(qū)，以北路軍為“進剿”主力。
按該“圍剿”計劃，各路軍戰(zhàn)斗序列為：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前敵總指揮蔣鼎文，指揮三十三個師、三個旅，擔任“圍剿”主攻，下轄第一路軍顧祝同兼總指揮，副總指揮劉興，轄四個師、一個騎兵旅及第二縱隊、稅警總團，部署于吉水、新淦、永豐、樂安、宜黃地區(qū)，構筑碉堡封鎖線；第二路蔣鼎文兼任總指揮，副總指揮湯恩伯，轄六個師、一個補充團，部置于金溪、勝橋、崇化地區(qū)，構筑碉堡封鎖線；第三路軍總指揮陳誠，副總指揮薛岳，轄十八個師、一個補充旅，其中以十四個師編為機動作戰(zhàn)的第五、第七、第八三個縱隊，四個師和一個旅為守備隊；贛閩邊區(qū)警備部隊司令趙觀濤，總預備隊總指揮錢大鈞，轄五個師，集合于南城、南豐、硝石、黎川等地區(qū)，并于撫河一帶構筑碉堡封鎖線，在第一、二路軍的策應下，向廣昌方向步步推進，尋找紅軍主力決戰(zhàn)而殲滅之。北路軍總司令部直接指揮的兩個師，駐于贛江西岸的安福、吉安、萬安、遂川一帶，協同西路軍圍攻湘贛邊區(qū)的紅軍。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副總指揮白崇禧，轄一、二、三軍，共十一個師及一個旅，扼守贛、粵邊境的尋鄔、安遠、信豐、贛縣、南康、上杭、上猶、崇文及武平地區(qū)，防止紅軍向南發(fā)展及渡江西進，并逐步向北廣昌方向推進，配合北路軍作戰(zhàn)。還動用大量飛機，掩護和支援地區(qū)部隊向廣昌、瑞金方向進攻，擔任遠距離偵察和對蘇區(qū)交通、道路、橋梁、渡口及主要城市進行轟炸。西路軍總司令何鍵，指揮九個師、三個旅，其主力部署在陽新、大冶、通山、平江、萬載、銅鼓一帶，并構筑封鎖線。該路軍同北路軍趙觀濤指揮的浙贛閩邊守軍五個師及四個保安團，擔任圍攻閩浙贛、湘贛和湘鄂贛蘇區(qū)。同時阻止紅一方面軍向贛東北及贛江以西方向運動。由蔡廷鍇、蔣光鼐指揮的第十九路軍七個師及兩個旅，將主力結集于閩西北地區(qū)的邵武、將樂、順昌、延平、沙縣、永安、龍巖一帶，阻止紅軍向東發(fā)展。
1933年9月25日，國民黨“圍剿”軍乘紅軍東方軍、中央軍分離作戰(zhàn)之機，第三路軍總指揮陳誠令其第八縱隊劉興的三個師，由南城、硝石向中央蘇區(qū)北部要地黎川發(fā)動進攻，揭開了對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圍剿”的戰(zhàn)幕。蔣介石在此后近兩個月中，多次電令北路軍各縱隊與紅軍激戰(zhàn)于黎川、臨川、金溪一帶，在空軍火力配合下，迫使紅軍陷于北路軍主力和堡壘群火力網之間，數度瀕臨夾攻的險境。
國民黨的“三封”政策，給中央蘇區(qū)造成了極大的困難，蘇區(qū)的食鹽、布匹、煤油、藥材等生活必需品極端匱乏。有些地區(qū)連一捆紙也不能出去，一兩鹽都不能進來；糧源越來越少，缺糧情況嚴重。中央紅軍的槍械、彈藥很困難，“全部火力卻只有不到十萬支槍，沒有大炮，手榴彈、炮彈和彈藥來源極其有限”^[14],又沒有任何外援。中央直屬獨立師槍支不齊全。地方紅軍的獨立團，每團人數千計，武器配備三分之二為火力，三分之一為白刃^[15]。
中央蘇區(qū)所面臨的形勢是嚴重的，第五次反“圍剿”開始時，敵我之間真正的實力對比大大超過五比一。要奪取第五次反“圍剿”的勝利是十分艱巨的。但也并非全無希望，就當時主客觀情況來看，也存在有利于紅軍的條件：蔣介石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仍頑固地采取妥協政策，而集中一切力量進行反共內戰(zhàn)，激起了全國民眾的義憤和國民黨廣大官兵的不滿。蔣介石調集百萬之眾的軍隊“圍剿”蘇區(qū)，雖然在數量上占壓倒優(yōu)勢，但國民黨軍隊派系林立，各派之間矛盾重重，貌合神離，難以協同作戰(zhàn)。紅軍可以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各個擊破，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轉劣勢為優(yōu)勢。經過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使贛南、閩西與湘贛蘇區(qū)連成一片。中央蘇區(qū)已跨越湘、贛、閩、粵四省，轄有二十多個縣，縱橫數百里，大有回旋余地。中央主力紅軍和地方紅軍部隊總兵力已達十萬人，還有近二十萬人的赤衛(wèi)隊。蘇區(qū)的政權建設、土地革命和經濟建設等取得很大成就，蘇區(qū)軍民“在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的口號下，斗志旺盛。
在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役打響前兩個月間，中共中央已估計到蔣介石要發(fā)動新的第五次“圍剿”,“是比以前的四次‘圍剿’更加劇烈和殘酷的戰(zhàn)爭”?！耙獎倮姆鬯檫@次‘圍剿’”,“必須緊張我們一切的努力，動員盡可能的廣大群眾，去參加革命斗爭和革命戰(zhàn)爭”^[16]。1933年7月29日，毛澤東在《紅色中華》上發(fā)表《新的形勢與新的任務》一文，指出：為著爭取全部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偉大勝利，首先應該增加自己的力量，提高勝利的信心，把一切獻給戰(zhàn)爭。其次必須保障紅軍給養(yǎng)與群眾生活必需品的充裕的供給，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爭取革命戰(zhàn)爭的物質條件。最后“要反對一切對于戰(zhàn)爭的疲倦心理，尤其要反對那些在敵人五次‘圍剿’面前，表現驚惶失措，退卻逃跑的機會主義者，但同時我們也要反對‘左’傾的空談與勝利的宿命論者”^[17]。8月，在中央蘇區(qū)分別召開的南部十七縣和北部十一縣經濟建設大會上，毛澤東以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作了《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的任務》等報告，提出“爭取一切有利條件去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18],此外還有蘇區(qū)廣大軍民前四次反“圍剿”斗爭勝利的經驗。如果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戰(zhàn)略戰(zhàn)術方針，不失時機地利用國民黨各派軍閥間的矛盾，針對敵人碉堡戰(zhàn)術的固有弱點，充分發(fā)揮紅軍的游擊戰(zhàn)、運動戰(zhàn)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粉碎蔣介石第五次“圍剿”是有可能的。但是，“左”傾教條主義者不能正確估計敵我雙方的形勢，推行錯誤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從而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爭出現了十分不利的局面。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統(tǒng)治下，黨在白區(qū)工作幾乎損失殆盡，連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也站不住腳，不得不遷到中央蘇區(qū)首府瑞金。10月初，中共臨時中央所留用的軍事顧問李德^[19]也到達中央蘇區(qū)。博古不信任中央蘇區(qū)有軍事工作經驗的原領導者，并完全排斥了毛澤東對紅軍的正確領導，委派李德“主管軍事戰(zhàn)略、戰(zhàn)役戰(zhàn)術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后勤的組織問題”^[20]。這樣，李德實際掌握了中央軍事指揮大權，以獨斷專行的作風代替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的集體領導，使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蘇區(qū)占統(tǒng)治地位。在政治上，他們提出了“兩個政治決戰(zhàn)”、“保衛(wèi)與擴大蘇區(qū)”、“爭取蘇維埃在全中國的勝利”等“左”傾口號；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推行“大軍對大軍的作戰(zhàn)”的軍事冒險主義，提出“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要求紅軍“不放棄蘇區(qū)一寸土地”,致使紅軍在反“圍剿”戰(zhàn)爭一開始，就喪失了爭取勝利的可能性。
當國民黨軍向黎川發(fā)動進攻時，“左”傾冒險主義者倉猝命令東方軍從福建將樂、順昌地區(qū)北上就敵；命令“第一方面軍應即結束東方戰(zhàn)線，集中泰寧出其西北地帶，消滅進逼黎川之贛敵”^[21]。毛澤東、蕭勁光等根據敵軍進攻勢態(tài)和敵強我弱的情況，為避免被敵包圍消滅，主動撤出黎川。28日黎川被敵占領。中革軍委為收復黎川，命令東方軍主力進攻硝石、資溪橋、黎川之敵，同時命令中央軍主力由永豐、樂安地區(qū)東移，攻擊和牽制南城、南豐地區(qū)之敵，以策應東方軍對黎川的進攻。10月6日至7日，東方軍紅三軍團在黎川東北的洵口與敵不期而遇，消滅敵趙觀濤第六師兩個多團，并生俘第十八旅旅長葛鐘山。洵口之戰(zhàn)本是第五次反“圍剿”中一個意外的勝利，李德片面夸大此役具有普遍意義，主張紅軍陳兵蘇區(qū)邊緣，主動向敵人碉堡、重兵把守的據點進攻，命令東方軍向陳誠部黃維第十一師重兵據守的硝石進攻，連攻5日未克，在紅軍傷亡慘重的情況下，被迫撤出戰(zhàn)斗。這樣，中央紅軍在反“圍剿”的初戰(zhàn)中，“就喪失了主動權”^[22]。
17日，南城之國民黨軍四個師進抵硝石，北路軍陳誠命令第七縱隊四個師向資溪橋推進，又令黎川附近的第八縱隊主力進抵資溪橋。至此，蔣介石在硝石至資溪橋不到20公里的地區(qū)集中了七個師又一個旅的兵力，構筑碉堡封鎖線，吸引紅軍進而殲滅之。
“左”傾教條主義領導者無視紅軍面對優(yōu)勢之敵，仍主張采取冒險主義路線，命令紅軍主力插到堡壘地區(qū)間隙中去攻打堅固陣地，并說，“如果原則上拒絕進攻這種堡壘，那便是拒絕戰(zhàn)斗”^[23]。10月18日，中革軍委命令第一軍團結集于撫河以東，準備以第一、三、五軍和第三師、第九師等部隊，攻打黎川東北的敵鞏固陣地資溪橋。后又兩次電令前方紅軍在敵的援隊未到前，先以有力兵團向敵碉堡外與其間隙間的部隊實施突然襲擊，全力爭取與敵在資溪橋地區(qū)決戰(zhàn)的勝利。22日，紅軍以第三、十三、十五師向資溪橋、潭頭市發(fā)起進攻，以求牽動敵人；第三軍團集結于石峽、洵口地區(qū)，第一軍團主力集結于湖坊地區(qū)，準備突擊被牽動的敵人。此時，東方軍司令彭德懷、政治委員滕代遠兩次向中革軍委提出建議，認為資溪橋敵“工事均相當堅固”,不應攻打該地，并提出向信河流域機動作戰(zhàn)的意見。但中革軍委以不能實現為由，拒絕采納，堅持攻打資溪橋。結果，紅軍進攻數日，未能實現戰(zhàn)術意圖。而紅軍主力集結于敵軍堡壘周圍，日間遭到敵機轟炸，晚上露營，兵力消耗特甚。26日，不得不放棄在資溪橋地區(qū)與敵決戰(zhàn)的計劃。
10月28日，中革軍委決定正式組建第七、九軍團。第七軍團軍團長尋淮洲、政治委員蕭勁光，下轄第十九、二十、三十四師和第十軍南下之獨立團；第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政治委員蔡樹藩，下轄第三、十四師和獨立一、四兩個團。此后，中革軍委命令第七軍團伸入撫州附近地區(qū)活動，以期調動金溪、南城和南豐之敵。11月11日，第七軍團在向滸灣方向進攻時，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滸灣、金溪、瑯琚出擊之敵的夾擊，紅七軍團在八角亭一帶構筑工事阻擊敵人。12日，紅三軍團趕到，從東面包圍敵人。敵據碉堡應戰(zhàn)，這時在臨川的敵第二路預備隊邢震南部四師趕赴支援，紅三軍團主力多次向敵陣地進攻，均久攻不下，在敵人密集火力和飛機低空掃射下，遭到重大傷亡，被迫撤出戰(zhàn)斗；第七軍團也因終日遭敵機轟炸，陣地被突破后，倉忙后撤，這一仗紅軍傷亡一千一百余人。
11月15日，中央紅軍主力第一軍團和第九軍團之十四師，奉命突破由見賢橋至棠陰敵堡壘封鎖線北上，經韓莊、上蛟源、溫方嶺向東北方向出擊，以配合東方軍的作戰(zhàn)。此時，蔣介石再次手令各部“對封鎖線碉樓樓區(qū)配備，應采取歐戰(zhàn)(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末期戰(zhàn)斗群式配備，增加堡壘個數。每個碉堡守備兵力減為一班，最大一排，星羅棋布，形成面式地帶，以火網控制全地帶及交通，守軍以彈性戰(zhàn)斗要領決戰(zhàn)于地帶以外。匪如潛入地帶之內，則以各個碉樓構成之火網，予以極大之損害”^[24]。16日，陳誠立即集中第五、七縱隊共十個師的兵力，從南城、新豐街、里塔圩側擊，企圖斷紅軍歸路，在封鎖線以北地區(qū)消滅紅軍。紅軍中央軍遂折回至云蓋山、大雄關地區(qū)。17日，國民黨軍以五個師的兵力，向云蓋山、大雄關陣地攻擊，雙方激戰(zhàn)數日，紅軍遭敵飛機的猛烈轟炸，蒙受重大傷亡，第一軍團二師政委胡阿林犧牲，第一、二師師長均負重傷，紅軍傷亡六百余人，被迫放棄陣地，從白區(qū)轉移到蘇區(qū)內部。
第五次反“圍剿”自9月下旬開始至11月中旬，臨時中央和中革軍委頑固地放棄積極防御和誘敵深入的戰(zhàn)略方針，堅持軍事冒險主義，采用陣地戰(zhàn)、正規(guī)戰(zhàn)來迎戰(zhàn)強大的國民黨軍，命令紅一方面軍各軍團分別御敵于蘇區(qū)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敵之鞏固陣地兼是白區(qū)之硝石。一戰(zhàn)失利，又打東南之資溪橋，又失利。繼而在盱江上游西岸和贛江中游東岸地區(qū)“輾轉尋找于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完全陷入被動地位”^[25]。近兩個月的戰(zhàn)斗，以慘重的代價證明了“左”傾冒險主義者“御敵于國門之外”是完全錯誤的。
“左”傾主義領導者在實行所謂“全線出擊”,攻打敵之堅固陣地遭到幾次挫折后，由軍事冒險主義轉為軍事保守主義，采取消極防御的戰(zhàn)略方針。李德提出了“短促突擊”戰(zhàn)術原則，要求紅軍和蘇區(qū)人民修筑堡壘防御陣地，以堡壘對堡壘，處處設防、節(jié)節(jié)抵御。李德畏敵如虎，不敢大膽實行向敵人后方無堡壘地區(qū)作戰(zhàn)的方針，一味采用陣地防御，與敵人拼消耗，企圖實現“遲滯敵人的進攻，削弱其力量，以達到制止敵人五次圍剿的最終目的”^[26]。
1933年11月20日發(fā)生福建事變，迫使蔣介石改變軍事部署，從進攻中央蘇區(qū)的北路軍抽調嫡系部隊九個師和寧、杭地區(qū)抽調兩個師，分別由江西和浙江入閩“討伐”十九路軍。蔣介石也飛閩北建甌直接指揮“討伐”,對中央蘇區(qū)暫時采取守勢。“福建事變”造成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爭由被動轉為主動的有利時機。毛澤東主張紅軍主力“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qū)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zhàn)略防御轉變?yōu)閼?zhàn)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zhàn)”^[27],調敵軍回援重地，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
彭德懷依據當時敵我雙方形勢的變化，亦向一方面軍總政委和博古建議：“留五軍團保衛(wèi)中央蘇區(qū)；集中一、三軍團和七、九兩個軍團，向閩浙贛邊區(qū)進軍，依方志敏、邵式平蘇區(qū)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sup>[28]但是，“左”傾臨時中央拒絕采納毛澤東、彭德懷的正確建議，指責彭德懷的建議“是脫離中央與蘇區(qū)的冒險主義”,害怕紅軍轉向敵人后方會失去蘇區(qū)，又不愿援助十九路軍，坐失利用敵人內部矛盾扭轉戰(zhàn)局的良機。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局決定，紅一方面軍總部與中革軍委合并，方面軍所屬部隊由中革軍委直接指揮，稱中央紅軍。2月3日，中革軍委改組，主席仍由朱德擔任，周恩來、王稼祥任副主席。但軍事指揮權仍然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
1934年2月，蔣介石鎮(zhèn)壓了福建事變后，調整了軍事部署。2月13日，蔣在南昌召集顧祝同、陳誠、熊式輝、陳調元及西、南兩路將領舉行重要軍事會議，部署推進第五次“圍剿”后期計劃。21日，南昌行營重新調整兵力部署，將入閩軍隊改編為東路軍，委任蔣鼎文為東路軍總司令，率第二路軍與第五路軍及預備隊共十六個師又一旅二團，向中央蘇區(qū)東面的建寧、泰寧、龍巖、連城等地推進，目標是奪取廣昌及中央蘇區(qū)中心長汀和瑞金，協同已組成的北、西、南三路軍，形成對中央蘇區(qū)紅軍的四面合圍之勢。同時，北、南、西三路軍都增強了兵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開始對中央蘇區(qū)的進攻。在國民黨軍進攻前，臨時中央和中革軍委要求紅軍在各處構筑碉堡，企求以陣地防御結合“短促突擊”頂住敵人；另一方面又經常輕率地要求紅軍主力向敵人的堡壘陣地或有堡壘依托的敵軍發(fā)動進攻。在這種錯誤的方針指導下，從1934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央紅軍進行了一系列的陣地防御戰(zhàn)與反擊戰(zhàn)：1月25日，第五軍團在黎川以南的橫村、樟村的陣地防御戰(zhàn)；2月15日，紅一軍團在黎川西南的鳳翔峰和三岬峰的戰(zhàn)斗；1月26日，第一、九軍團和第三軍團四師反擊進占建寧以北邱家隘、坪寮之敵的作戰(zhàn)；2月9日，第九軍團在雞公山的陣地防御戰(zhàn)；3月11日至15日，第一、九軍團協同第三軍團對南豐西南三溪圩、三坑之敵的陣地反擊戰(zhàn)；3月25日，第一、三軍團反擊由將樂進占泰寧、新橋之敵的作戰(zhàn)等。盡管紅軍在戰(zhàn)斗中英勇頑強，但均未取得戰(zhàn)術上的勝利，更沒有擊破或打亂敵人的圍攻計劃，紅軍自身反而遭到重大損失。僅3月中旬，林彪率紅一軍團，彭德懷率紅三軍團在三溪圩、三坑的反擊戰(zhàn)中，由于臨時中央拒絕改變錯誤的方針，紅軍失去了戰(zhàn)勝立足未穩(wěn)之敵的良好時機，無法攻破敵之堅固堡壘，致使紅軍傷亡二千二百多人。
4月上旬，國民黨北路軍和東路軍進抵黎川以南的康都、西城橋至泰寧地區(qū)。4月10日，北路軍第三路軍集中11個師進攻廣昌。“進剿軍”企圖首先占領甘竹，然后打開中央蘇區(qū)北大門廣昌，最后攻占瑞金。陳誠以羅卓英指揮的五個師為河西縱隊，沿撫河西岸進攻；以樊崧甫指揮的五個師為河東縱隊，沿撫河東岸進攻；預備隊第四十三師在河西跟進?！斑M剿軍”在寬10華里的正面上，采取河東受阻時河西推進，河西受阻時河東推進，和筑碉交替推進的戰(zhàn)術。在敵軍強勁攻勢面前，臨時中央和中革軍委無視紅軍數月來連續(xù)作戰(zhàn)，嚴重減員和沒有休整的情況，匆忙抽調在建寧地區(qū)的第一、三軍團及第五軍團十三師、在龍岡地區(qū)的二十三師，協同原駐廣昌地區(qū)的第九軍團，共計九個師的兵力，在甘竹至廣昌40華里寬的戰(zhàn)線上進行陣地戰(zhàn)，構筑大量堡壘群，仍采用“短促突擊”的戰(zhàn)術，同敵人進行“決戰(zhàn)”,企圖“保衛(wèi)廣昌”。4月14日，當紅軍主力集中撫河東岸，頑強抗擊向大羅山、延福嶂進攻之敵時，撫河西岸之敵乘機占領了甘竹。19日，撫河東岸的“進剿軍”攻占大羅山、延福嶂的紅軍陣地。當日黃昏，紅軍進行多次反擊，未能阻止敵人進攻，被迫撤退。20日，敵人沿撫河東西兩岸分別向高州塅、長生橋推進，紅軍再次向撫河東岸饒家堡、苦竹坑之敵反擊，亦未能殲滅敵人。
21日，中共中央委員會負責人博古、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代總政治部主任顧作霖聯合署名發(fā)布《中央、軍委、總政保衛(wèi)廣昌之政治命令》:“我支點之守備隊，是我戰(zhàn)斗序列之主柱，他們應毫不動搖的在敵人炮火與空中轟炸之下支持著，以便用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及勇猛的反突擊，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sup>[29]并向紅軍指戰(zhàn)員提出“為著保衛(wèi)廣昌而戰(zhàn)，這就是為著保衛(wèi)中國革命而戰(zhàn)”^[30]、“勝利或者死亡”^[31]等錯誤口號。27日，撫河東西兩岸敵人同時向廣昌發(fā)起總攻。紅軍第九軍團三師、第五軍團十三師于撫河東岸牽制敵人，以第九軍團十四師扼守廣昌，集中第一、三軍團和二十三師，再次對廣昌西北之敵反擊，不敵國民黨軍飛機大炮的猛烈攻擊。28日，廣昌失守，紅軍向廣昌以西以南轉移。廣昌保衛(wèi)戰(zhàn)歷時十八天，雖給敵人以重大殺傷，國民黨軍傷亡慘重，但紅軍也損失重大，共傷亡五千五百余人，占參戰(zhàn)總兵力的五分之一。
國民黨軍占領廣昌后，集中第八縱隊三個師、第十縱隊四個師，于5月15日向建寧發(fā)動進攻。在敵飛機大炮同時猛烈轟炸和炮擊下，紅軍被迫向寧化退卻。16日敵軍占領建寧。此后，敵又攻占了古龍岡以北的銀龍下等地。至此，西起龍岡，中經廣昌，東迄建寧、泰寧和歸化一線，已被國民黨北路軍和東路軍控制。4月18日，紅軍苦戰(zhàn)四天，阻擊向筠門嶺進攻的敵南路軍，紅軍傷亡近二千人。21日，筠門嶺失守，敵軍推進到會昌以南的永和墟和龍和墟附近，并構筑碉堡準備向會昌進攻。
7月上旬，國民黨軍為了加緊對中央蘇區(qū)中心地區(qū)的“圍剿”,重新調整部署，以三十一個師的兵力，從六個方向，依托堡壘群向中央蘇區(qū)發(fā)動全面進攻。北路軍六個師向興國推進；第六路軍四個師向古龍岡推進；第三路軍六個師進占頭陂，爾后集中九個師向寧都、赤水、驛前、小松及石城進擊；又以東路軍為主的六個師，由朋口、連城向長汀推進；南路軍三個師由筠門嶺向會昌、雩都方向進擊；再以三個師集結于南豐、廣昌地區(qū)，作為總預備隊。
這時，中央蘇區(qū)經過數月連續(xù)作戰(zhàn)，人力物力消耗甚大，蘇區(qū)進一步縮小，紅軍已失去在內線粉碎敵人“圍剿”的可能。在中央蘇區(qū)處于十分危急的情況下，毛澤東又提出：紅軍主力應“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的正確主張。中革軍委的“左”傾領導者拒絕采納，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保存紅軍有生力量，反而要求紅軍“用一切力量繼續(xù)捍衛(wèi)蘇區(qū)，來求得戰(zhàn)役上的勝利”^[32],并實行六路分兵“全線抵御”的錯誤方針，同敵人硬打硬拼，同優(yōu)勢的敵人拼消耗。六路分兵抵御部署為：以紅軍第三軍團六師、二十一師扼守興國西北高興圩、老營盤一線，抵御敵第五縱隊的進攻；以新成立的第八軍團二十三師、新編紅二十一師，在興國古龍岡以北地區(qū)，抵御敵第六縱隊的南進；以第五軍團十三師在頭陂地區(qū)，抵御敵第五縱隊的進攻；以第三軍團四、五師和第五軍團三十四師在驛前以北地區(qū)，抵御敵第三、十縱隊的進攻；以第一、九軍團及二十四師在朋口、連城以西地區(qū)，抵御敵東路軍向長汀的進攻；以第二十二師在會昌以南的筠門嶺地區(qū)，抵御敵南路軍的進攻。
8月5日，國民黨北路軍集中九個師兵力，在飛機、大炮的強大火力支援下，向半橋、驛前以北地區(qū)發(fā)動進攻。紅三軍團主力和紅五軍團一部，在高虎腦、萬軍亭到驛前約30華里縱深內，修工事、筑碉堡，以五道支撐點為骨干的防御陣地進行固守，擊退了敵人的多次集團沖鋒，重創(chuàng)其精銳部隊八十九師。紅軍也因傷亡二千三百余人，其中干部六百余人，不得不于28日放棄驛前以北的全部陣地。
國民黨軍其余各路軍與北路軍同時向中央蘇區(qū)腹地發(fā)動進攻。1934年9月初，紅一、九軍團和二十四師，在溫坊地區(qū)以運動伏擊戰(zhàn)殲滅東路軍一個多旅；在西線，紅軍在永新、安福地區(qū)也給敵以沉重打擊。但局部的戰(zhàn)役勝利，已無法扭轉中央蘇區(qū)紅軍的被動局面。至9月下旬，中央蘇區(qū)被壓縮至瑞金、會昌、雩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的狹小地區(qū)。
10月上旬，國民黨北路軍和東路軍、南路軍前后進抵興國、古龍岡、寧都、石城、長汀、會昌一線，企圖進而占領寧都、雩都、瑞金，以實現“圍剿”紅軍的目的。此時，博古、李德已被敵人的進攻氣勢所嚇倒，倉皇決定放棄中央蘇區(qū)。
撤出中央蘇區(qū)，實行戰(zhàn)略轉移，是關系到中共中央及紅軍的命運，中國革命前途的重大決策。可是，李德獨斷專行，竟沒有在政治局的會議上提出討論?！瓣P于為什么退出中央蘇區(qū)、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的任務和方向問題，始終秘而不宣”^[33],當然也就沒有對廣大干部和紅軍指戰(zhàn)員進行解釋和動員。李德竟認為：“突圍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確保突然行動的成功。這是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sup>[34]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中革軍委于10月7日下令，紅軍主力的防御任務由地方兵團接替，將第一、三、八、九軍團和第五軍團向瑞金、雩都、會昌地區(qū)集中。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率領主力紅軍五個軍團和中央軍委機關直屬部隊編成的兩個縱隊，從瑞金出發(fā)，開始了向湘西方向的戰(zhàn)略轉移。
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經歷了一年之久。紅軍為打破敵人的“圍剿”,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戰(zhàn)斗，給國民黨軍以重大創(chuàng)傷。但是，以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博古為首的中央，堅持采取錯誤路線，拒絕采納毛澤東等提出的正確意見，最后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嚴重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進行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