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時》是夏代的重要文獻(xiàn)，春秋末，孔子由杞國得到它?！抖Y運(yùn)》說：“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
這個《夏時》的重要性如何？在上述引文結(jié)尾，曾說到：“《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這就是說根據(jù)這一作品，可以觀夏道。
鄭玄注《夏時》說：“其書存者有《小正》?！薄妒酚洝は谋炯o(jì)》說：“孔子正夏時，學(xué)者多傳《夏小正》云?！薄墩撜Z·衛(wèi)靈公》篇顏淵問為邦，孔子首先告以“行夏之時”?！秶Z·周語中》單襄公述古制曾引夏令。今《大戴禮記》中有《夏小政》。與《夏小政》同一類型的作品，又有《月令》,于《逸周書》(已逸)、《呂氏春秋》、《小戴禮記》中均有記錄?！痘茨献印r則訓(xùn)》篇也是月令一類?？傊?，關(guān)于《夏時》的性質(zhì)、形制和用途，于古文獻(xiàn)里都不難考見。
《夏時》從本質(zhì)說是科學(xué)的實用的東西。它是應(yīng)用當(dāng)時天文歷算的知識以指導(dǎo)農(nóng)業(yè)、畜牧業(yè)生產(chǎn)并支配其他有關(guān)的工作。但是，在當(dāng)時它兼具政治意義并具有極濃厚的宗教色彩。
《夏時》與后世所謂“朔政”,是一種東西。《春秋·文公六年》說：“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薄豆騻鳌?“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何休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慎之至也。受于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又《春秋》于《文公十六年》記“公四不視朔”。《論語·八佾》記：“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庇缮鲜霾牧献C明告朔之制，確曾實行于古代，不過，到春秋時，此制不但已不復(fù)行，即痕跡亦難保存。
《大戴禮記·用兵》篇說：“夏桀、商紂羸暴于天下……歷失制，攝提失方，鄒大無紀(jì)，不告朔于諸侯……”《虞戴德》:“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證明夏商有告朔之制。大概這個制度應(yīng)萌芽于原始社會末期?！墩撜Z·堯曰》篇說：“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shù)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尚書·堯典》述堯事有“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述舜事有“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①。是其證。至周幽厲而后，朔政已不實行。《禮運(yùn)》:“孔子曰：‘于呼哀哉！ 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史記·歷書》說：“天下有道，則不失紀(jì)序；無道，則正朔不行于諸侯。幽厲之后，周室微，陪臣執(zhí)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笔瞧涫?。《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薄蹲髠鳌せ腹吣辍?“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薄段墓辍?“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余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余于終，事則不悖?！庇帧段墓辍?“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以上都是朔政遺制之可考者。從知后世言明堂、月令者，實非無據(jù)?！对铝睢分?，雖雜見于《呂氏春秋》、《尚書》及《小戴禮記》等，然所述實非當(dāng)時之制亦非出于虛構(gòu)，定系采獲古制而成的。欲知《夏時》,固舍此莫由?！稘h書·藝文志》說：“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于小數(shù)，舍人事而任鬼神。”這個說法是對的。后世陰陽家正繼承這個傳統(tǒng)，特別是繼承并發(fā)展了糟粕的一面。漢儒如賈誼、董仲舒等都言“改正朔”。^①改正朔從漢代來說，自是拘墟之見，無裨實用。但是，在夏商周三代卻有實際意義。因此，我們只能說賈、董諸人是食古不化而不能說他們托古售欺。
總之，《夏時》是告朔之書，后世《月令》實其遺象。當(dāng)時天子郊天、頒朔，一方面他披著宗教外衣，這樣做能更增加其神秘氣氛；一方面他是真實的統(tǒng)治者，借此以行使其政權(quán)；另一方面，這個辦法在當(dāng)時確有實際意義，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所最需要的東西。所以，它是宗教的、政治的，同時也是科學(xu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