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靳云鵬、姜桂題、傅良佐、張懷芝等六人受徐世昌的委派，并攜帶段祺瑞同意的一、懲辦徐樹錚，二、解散邊防軍，三、解散安福系及罷免曾毓雋、李思浩、朱深三總長，四、解散新國會(即安福國會)四項條件^[1]赴天津與直奉方面議和。當時曹錕不在天津，張作霖也未來津，直系方面的意見，認為“六人之使命，如為總統(tǒng)所派，則督軍受總統(tǒng)之調停，名分上實斷不敢；如為段派居間，則段派已倒，更無所用其調?！?sup>[2]。顯然，曹錕、吳佩孚他們覺得現(xiàn)在來講調停，未免太不合時宜，另外這些條件也還嫌低，不能滿足獲勝者的要求。直隸省長曹銳對代表態(tài)度冷淡，告訴他們；“雖家兄(指曹錕)亦無主張可以發(fā)表，須俟各省公決。”^[3]傅良佐因替段祺瑞做說客，并隨帶有武裝警衛(wèi)一百七十余人，被曹銳扣押，其警衛(wèi)全部被繳械。姜桂題等四人無結果返京，靳云鵬則單獨前往奉天與張作霖磋商。
靳云鵬到奉天后，除了轉陳上述議和條件外，還替他的恩師段祺瑞求情，希望在處理戰(zhàn)爭善后問題時，給段祺瑞留點面子，不要使他太難堪，這也是徐世昌的意見。張作霖同段祺瑞的交誼原本不惡，在他看來，段祺瑞之所以不好，不過是被徐樹錚這類奸佞包圍利用了，現(xiàn)在安福系既倒，這時出面為段轉圜，必將可以贏得一部分皖系勢力的支持，從而增加同直系抗衡的資本。7月21日，當張作霖接到段祺瑞19日發(fā)出的自劾乞和電報時，當即復電說：“引責各節(jié)，不忍卒讀”,“吾公一世令名，壞于群小之手，言念及之，淚下如雨”,表示“作霖當躬率三軍，愿為督辦掃除群小。至對于督辦，決不稍有侵犯”^[4]。靳云鵬到奉后，7月23日，張作霖馬上又給段祺瑞去電安慰他說：“翼卿到奉，業(yè)已接洽。竊念此次興戎，譬如子弟相爭，無關長者，為父兄者盡可置之不問，任憑子弟自行設法了結。今日之事，無以異此。伏望我督辦切勿介懷，遇事仍襄助元首，維持大局，并救濟近畿一帶之生靈。作霖日內到津，即當約集曹使，聯(lián)絡各省，籌商善后一切事宜，以資收束。溽暑逼人，尤望勉節(jié)憂勞，為國珍攝，無任盼禱?！?sup>[5]這兩個電報清楚地表明了張作霖對段祺瑞這個禍國殃民的魁首所持的立場和態(tài)度，實際上也為爾后處理皖系軍閥定了基調。
同一天，吳佩孚給北京步軍統(tǒng)領王懷慶拍了一個電報，要求嚴厲處置皖系。電文說：“段氏竊柄，視元首為傀儡者三次矣。以國家為一家之私產(chǎn)，引狼入室，喪盡國權。為擁戴元首計，為保衛(wèi)國家計，均非將奸黨殲除不可?！彼岢隽椧螅阂?、解散邊防軍，取消邊防督辦官制；二、解散西北軍，取消西北籌邊使官制；三、安置段祺瑞于湯山，候國民公決；四、徐樹錚、曾毓雋、朱深、李思浩、丁士源五人交法庭審辦；五、國會停會；六、追繳安福系首領王揖唐及安福系議員證書，永褫公權^[6]。吳請王懷慶將這六項要求匯呈大總統(tǒng)徐世昌核辦。曹錕和李純、陳光遠、王占元等對這六條都表示贊同。因此，7月26日，這六項要求作為保定向北京政府正式提出的處理善后問題的條件^[7],吳佩孚還認為：“共和國家，民為主體，凡所設施，茍能以民意為標準，則人心自易翕服。將來各項問題，最好召集全國國民大會以解決之，庶公論得伸，國事可定?！?sup>[8]因此，他再次提出從速召集國民大會以解決國是的主張。可以看出，在處理戰(zhàn)爭善后問題上，直系特別是吳佩孚比奉系張作霖的態(tài)度要明朗激進得多。
吳佩孚的言論，立即引起張作霖的不滿。7月25日，張作霖偕靳云鵬到天津，26日就向外報記者表示，他“不與吳佩孚接洽一切，僅與曹錕接洽”,并指出：“吳不過一師長，不應干涉政治。”^[9]這樣，皖系一被打倒，原來共同對敵的直系和奉系這兩個軍閥集團之間的矛盾便開始顯露，摩擦漸次發(fā)生。
戰(zhàn)后直奉以及徐世昌、靳云鵬之間幾個有分歧爭執(zhí)的問題及其協(xié)商處理結果，略如下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