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文】·與司吏部》

【原文】

仆宵貌綽約，秉意疏質(zhì)，得幸門下最久，徼榮至深。去八月中秩奏下覆，更與舉奉陵祠，甚幸惠也。都下獲夕，以旁避客，有所留言。喜茲歲天下復得明選君。竊不自疏外，宿意得陳。

仕宦固爭濃淡之路矣，置之淡則無色，與貴人親易媒，遠則難致。故南郎者，仕人所謂遲回厭怠之者也。鳳乘于風，龍乘于云，仕宦乘于時。圣賢亦若而人耳。向長安而笑，仆豈惡風云之壯捷哉？ 知門下有意留仆內(nèi)征也，雖然，仆有私愿，而特不去南。仆之有南，如魚之有水，精氣之有垠宅也。斷不可北者有五。父母與子，異息分身，絲忽懸慮?？v以受事乏其溫清，何得更忍闊離疎隔聞問乎？ 南都去家，水行風利，可五日所。家大人不遠一來至，月一相聞也。北則違絕常百余日，子不知父母。一也。仆亡婦二年矣。遺息阿蘧八齡，阿耆六周耳。推燥分甘，用父代母，至今兩兒尚枕藉懷腕，行則牽人衣帶，引涼避風，衣食加損，視病汗下，非仆不可。在北鞅掌，何能視兒。二也。仆縱北徙，止可得六品郎。歲食錢可四萬，而所慨門室兩進，雜糴疏煹，買水上而食，一馬二隸，費已不下七萬錢。人客過餉，十三酬折，裁足家累衣物，歲時伏臘耳。其余經(jīng)紀，不能無求。南郎多宮舍，人從酒米家來。三也。仆素羸，才裁過時不得食臥，輒病惙數(shù)日。每自親擇藥。常嘆曰，神農(nóng)于人有功，一得其食，二得其藥。徙北則朝請謝謁，常盡辰午，失食。道地精藥，多不至北。取假頻數(shù)，大吏所惡。且曹事沓迫，寧當舒枕臥邪？ 四也。又南北地性，暑雨寒風，清污既別；飛蟲之屬，各有所多。南暑可就陰息，雨適斷客為趣耳。吏于北者，雖有盲風灰人之面，糞人之齒，猶將扶馬揚呼而造也。乃至寒時，冰厚六尺，雪高三丈。明星以朝，鼓絕而進，折風洞門，噫嗚卻立。沉陰凌兢，瘁灑中骨，餐煤食坑，爍經(jīng)銷液。又弱不受穢，行見通都道頭不清，每為眩頓。春深溝發(fā)尤甚，遂有游光赤疫，流行瘇首，不避頑俊。是生青蠅，常白日萬口，橫飛集前，意不可忍。舊都清麗娛人，獨夜苦蚊音，妨人眠臥。至于垂玄幕，燧青煙，未嘗不杳然而去也。土風有宜，五也。凡此五者，初非迂遠奇怪，強有推持。凡在通懷，所宜并了。況夫邇中軸者，不必盡人之才；游閑外者，未足定人之短。長安道上，大有其人，無假于仆。此直可為知者道也。夫銓人者，上體其性，下刌其情?？珠T下牽于眷故，未果前諾，故復有所云。倘得泛散南郎，依秣陵佳氣，與通人秀生，相與征酒課詩，滿俸而出，豈失坐嘯畫諾耶。語不云乎？ “斐然成章。”人各有章，偃仰澹淡歷落隱映者，此亦鄙人之章也。惟明公哀憐，成其狂斐。

【鑒賞】

此書作于萬歷十三年(1585)，湯顯祖時年三十六歲，在南京太常博士任上。這一年，司汝霖來信勸湯與執(zhí)政(政府)通好，并為其活動，薦他去北地做官云云。湯顯祖遂寫此書婉言拒絕。司汝霖后復本姓張，改名汝濟，江陵人，隆慶二年進士，以臨川知縣遷吏部郎，官至福建巡撫。此事?lián)u迪光《湯若士傳》說：“時典選某者，起家臨川令。公其所取士也。以書相貽，曰：第一通政府，而吾為之慫恿，則北銓省可望。而公亦不應，亦如其所以拒館選者?！?/p>

徐朔方先生曾點評這封書信，“有似嵇康《絕交書》”(《湯顯祖年譜》)。湯顯祖在信中主要羅列了“斷不可北者有五”，希望“銓人者，上體其性，下刌其情”，而“成其狂斐”?！翱耢场闭Z出《論語·公冶長》：“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边@里自指狂妄，肆言無忌。

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嵇康自述其推辭征辟的理由，“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可謂異曲同工。無論在書信的行文章法，還是借此所展示出的傲岸的精神世界，兩者極其相似，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兩書都不失親切，從容不迫又飽含調(diào)侃詼諧的語氣中，寫盡了作者個性與環(huán)境的沖突。但是，嵇康的個性鋒芒更為直露，“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也深知自己“肝腸嫉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的言行所帶來的嚴重后果，“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湯顯祖此信所列舉的“特不去南”的“私愿”，只不過分別是父母、子女、家庭經(jīng)濟、食藥，土風等五項原因，均是基于個人生活與家庭的便利起見，更多地體現(xiàn)了對個人庸常生活的合法性的強調(diào)與堅持，遠非嵇康的“所不堪”，而與“人間”發(fā)生的對抗。嵇康這種狂放不羈，除了本性如此，也是由于魏晉以來高漲的個人主義思潮，遭受政治重壓之后，面臨現(xiàn)實險惡處境的應激反應。湯顯祖的態(tài)度，沒有那么慷慨激昂，除了性格上明哲保身，客觀上由于他所處的時代，正逢市民社會的蓬勃發(fā)展與統(tǒng)治者的荒怠帶來的寬松氛圍。所以他堅持自己的人格獨立時，更多體現(xiàn)于內(nèi)心的堅持，而非與外界的抗爭。

在湯顯祖的身上，一直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即一方面試圖順應儒家禮教與世俗觀念，一方面堅持個人本性與興趣。兩者的平衡點在于身家安危之考慮。在他十五歲時所作的《分宜道中》一詩中曾云：“天道有傾移，況此浮人壽……此道不坐進，滿堂為誰守?！辈徽摷皣泪愿缸拥募樨`國，“但以老氏之旨，抒其感慨。若士少年受道家思想沾染之深，于斯概見”。他熱衷功名，以制藝名擅一時，然而卻不肯以依附權(quán)勢達到目的。在張居正歿后遭受抄家之禍時，他不僅感慨而且不無慶幸：“假令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敗乎！”在他成進士之后，一如過去拒絕張居正的拉攏，沒有依附當政者，也因此不能得到館選為翰林的機會，使他終身為不能典章國家高文大冊而抱憾。正是看到這種進退的矛盾，其房師秀水沈自邠評之為“骨相涼薄”，“若進若退”。湯顯祖嘆服這種洞察，承認“分以一縣自隱，得少進為郎便足”的心愿(《酬心賦序》)。后來“掩門自貞。得奉陵祠，多暇豫”(《答管東溟》)的生活，也基本合乎他的心意。而此信中所謂，“倘得泛散南郎，依秣陵佳氣，與通人秀生，相與征酒課詩，滿俸而出，豈失坐嘯畫諾耶”，實即湯顯祖的生活理想境界了。

在湯顯祖一生中言行最為激烈的事件即是萬歷十九年所上的《論輔臣科臣疏》，雖然“以南部為散局，不遂己志，敢借國事攻擊元輔”，仍然能夠得到萬歷皇帝本人的“姑從輕處了”，只不過得到降職的處分。就在此前不久的萬歷十七年十二月甲午，大理寺左評事雒于仁上酒、色、財、氣四箴，指出萬歷皇帝本人縱情于“酒、色、財、氣”，勸其“戒酒、戒色、戒財、戒氣”?？梢娺^去在民眾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權(quán)本身，也受到市民世俗生活的浸染，因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的尖銳對立。這種情況下，以生活的庸常性來捍衛(wèi)個人的人格獨立，更有一種現(xiàn)實可行性，明顯地展示了從基于權(quán)貴階層勢力到基于市民世俗社會的個性解放思想的歷史進展。對庸常生活的合法性認同，正是從古代社會向近現(xiàn)代社會變遷的基本特征。美國新史學派的魯濱孫在他出版于1911年的《新史學》中說：“近世最新奇的，具有最大發(fā)現(xiàn)的就是我們對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重要性有了認識和興趣。我們的民主精神和它所有的希望和志愿，就是以尊重普通人為根據(jù)；我們的科學和它所有的成就和志愿，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為根據(jù)。因為我們都承認這個真理了。”

作品的藝術特色上，正如沈際飛《尺犢題詞》所說：“湯臨川才無不可，尺牘數(shù)卷尤壓倒流輩。蓋其隨人酬答，獨攄素心，……又若雋泠欲絕，方駕晉魏，然無其簡率。而六朝以還議論滋多，不復明短長之致，則又臨川氏之所與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