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在民國時期經歷了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三個地方軍閥的統(tǒng)治。盛世才于1930年進入新疆后，逐漸取得金樹仁的信任，培植了一定的個人勢力。1933年4月乘第一次“新變”之機，當上了新疆邊防督辦之職，繼而經過與馬仲英等的戰(zhàn)爭，并假借罪名誅戮異己，攫取新疆軍政大權，于1934年5月確立了在新疆的統(tǒng)治，直到1944年9月被迫離開新疆。
盛世才(1897—1970),字晉庸，原名振甲，字德三，遼寧開原人。早年留學日本，進入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1919年入韶關講武堂，畢業(yè)后進入奉軍，歷任排長、連長等職。1924年二次東渡，入日本陸軍大學深造。1927年赴南京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參謀本部第一廳第三科上校作戰(zhàn)科長。盛不甘任此閑職，多方謀求升遷。1930年秋，受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樹仁之聘入新。經過遼寧時，對其密友說：“此行乃破釜沉舟之舉，有進無退，吾必遠到邊疆另創(chuàng)一局面。”^[1]到新疆之初，只被委為督辦公署參謀處中校參謀、上校參謀主任等閑職。他以韜光養(yǎng)晦、等待時機的策略，唯金之命是從，不久被委任為新疆軍校戰(zhàn)術總教官。他以軍校為基礎，培植個人勢力。后來軍校畢業(yè)生大都成為盛的心腹及軍中的重要骨干。
1931年2月，爆發(fā)了在新疆歷史上起重要作用的哈密事變，成為以后新疆政變的前奏。在此之前，金樹仁政府借機對哈密維王領地實行改土歸流，名義上要廢除哈密的農奴制，但仍繼續(xù)執(zhí)行民族歧視政策，引起了維吾爾族農民的極大不滿。1931年2月，哈密東部發(fā)生了小堡邊防卡官連長張國琥，要強娶維吾爾姑娘的事件，誘發(fā)了小堡農民爆動。各地民眾也相繼起來驅逐當地官吏，建立反金的武裝。前哈密王府侍衛(wèi)隊長和加尼牙孜和大都統(tǒng)堯樂博斯乘機率眾掀起東疆暴動，是為哈密事件。
哈密事件首領和加尼牙孜雖然兩次挫敗省軍的鎮(zhèn)壓，但其力量仍對付不了省軍，于是決定聯(lián)合甘肅地方軍閥馬仲英，共同推翻金樹仁的省政府。1931年5月，馬仲英率部入新，迅速攻占哈密的黃盧岡，擊潰哈密外圍的省軍，進而威脅省城。金樹仁派秘書長魯效祖為東路剿匪司令，盛世才為參謀長，率軍前往支援，與馬仲英部戰(zhàn)于奇臺。金還急電駐伊犁師長張培元率隊增援，并允許招募白俄退伍軍人二百余人，組成一支“歸化軍”,率領來省。張培元旋改任為東路剿匪軍司令，盛仍為參謀長。張、盛二人指揮省軍和“歸化軍”與馬仲英部在馬塘激戰(zhàn)，因盛指揮得宜，“歸化軍”軍官巴品古特率領的騎兵三團作戰(zhàn)得力，省軍首獲大勝，盛世才初次展其所長。繼而張、盛率部深入南北山中與和加尼牙孜作戰(zhàn)。馬仲英因受腿傷，無心戀戰(zhàn)，9月率部退回甘肅。
和加尼牙孜失去了馬仲英的支援，戰(zhàn)斗力銳減，轉入山里等待時機。1932年7月，金樹仁提升盛世才為東路剿匪軍總指揮統(tǒng)率“歸化軍”,往剿和部。經過大小四十余次激戰(zhàn)，攻破八大石山，摧毀和部主要根據地，迫和部逃亡外蒙。盛率部轉戰(zhàn)于吐魯番和鄯善等地，被譽為常勝將軍，進而掌握了更多的軍權，一躍成為新疆擁兵號令的最高軍事首腦。
哈密事變后，天山南北的民眾紛紛響應，組織反省軍武裝暴動。南疆除喀什由省府控制外，和田、洛甫、于闐、皮山、葉城和澤普等地頻頻告急。整個新疆僅有北疆西部的伊犁、塔城稍微安定外，均已陷入大動蕩中。自1933年1月末起，迪化(今烏魯木齊)幾乎成了一座死城，街上除軍警和組織起來的寧城商民外，行人稀少，大多數商店關門停止營業(yè)。由金樹仁與公安局開設的糧店，趁機提高糧價，謀取暴利，平時存糧不多的民眾更是恐慌。省政府所能控制的地盤，只剩下迪化及以西數縣，且完全處于被圍的絕境，金樹仁在新疆的統(tǒng)治已經搖搖欲墜。
1933年2月，馬世明等率領反政府軍包圍迪化，城防司令白壽之無力反擊，只得龜縮于城內。是月19日，馬全祿聯(lián)合各地維吾爾民眾攻占了迪化西部夭魔山，不斷地在迪化四郊進行騷擾和攻擊，同省軍互相炮擊。迪化城內中炮三枚，形勢十分危急。21日，馬全祿又率維吾爾、回族民眾千余人，攻占迪化西北的紅山咀，駐守的省軍全部被殲，并依山向城里開炮，同時攻打迪化北門外高地“一炮成功”(地名)。此時的迪化城中，終日槍聲不斷，炮聲震斷屋瓦。守城的軍隊僅有省軍官及歸化軍一千多人。
1933年1月，馬仲英率主力第二次入新。2月初攻占哈密及鎮(zhèn)西。3月下旬，兵分兩路，一路由堯樂博斯率部沿天山南路向迪化進攻；另一路沿木壘河、奇臺西進。迪化已經危在旦夕，金樹仁卻毫無對策，他的統(tǒng)治已經無回天之力，終于釀成了新疆現(xiàn)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新疆“四一二”政變，亦稱“第一次新變”。
這次政變的策動者是金政府督辦公署參謀長陳中和迪化縣長陶明樾，參與者還有張馨、趙得壽、李笑天、李鳳翔。據包爾漢回憶“四一二”政變原因時說：反金人士認為，“金政府再沒有力量來維持他的權力了。這個政府如果被現(xiàn)在反抗它的武力推翻，至少烏魯木齊(迪化)的漢族官民將同歸于盡”。“如果金樹仁政府的內部有人起來把金樹仁趕走，或許可以緩和各地方反金政府的運動”。當然，發(fā)動者“不單純是以發(fā)動政變來自救”,而是“還想通過政變來掌握政權”^[2]。陳、陶等人派李鳳翔、張得壽聯(lián)合歸化軍充當政變的武裝力量，決定政變時間定在4月12日。
12日晨，陶明樾、趙得壽假借操練為名，將參與政變的部隊匯集各重要地區(qū)。下午1時，由巴品古特和安東諾夫分別率400名歸化軍充當政變先鋒，突入東門，一部分直趨督署，一部分分頭搶占各處城門。省軍倉促應變，招架不及，城防司令白壽之、軍務廳長金樹信被活捉。當歸化軍打進督署三堂時，遭到衛(wèi)隊狙擊，金樹仁趁機攜帶家眷越墻而逃，后經昌吉、塔城，假道蘇聯(lián)逃亡內地，結束了他在新疆5年的軍閥統(tǒng)治。
歸化軍控制了城內和南梁后，教育廳長劉文龍召集各界有聲望人士及各法團代表在歸化軍指揮部召開緊急會議。出席會議者有省教育廳長劉文龍、財政廳長朱瑞墀、迪化行政長李溶、新疆黨務特派員宮碧澄等二十余人，決定成立臨時維持委員會和臨時軍事委員會。推舉劉文龍為臨時主席，原東北民眾救國軍第十五旅旅長鄭潤成為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劉文龍即席提出了三項要求，自稱這是約法三章：第一是保障全省各族人民的生命財產；第二是保障金主席全家生命財產；第三是保護蘇聯(lián)領事館。出席的人全體簽名承認了”^[3]。
新疆發(fā)生了“四一二”政變，金樹仁垮臺，盛世才終于等到了“宏圖大業(yè)”的機會。時盛世才正屯兵離迪化30里處的烏拉拜。政變者深知盛手中握有一定兵權，要保持政變成果，必須爭取盛的支持，乃于政變當天派人向盛通報政變情況。與此同時，金樹仁也急令盛火速回師迪化。此時此刻，盛已成為雙方必爭的舉足輕重的人物。盛世才審時度勢，決心倒戈反金，乃毅然回師迪化，在迪化東北制高點“一炮成功”處，按兵不動，擁兵觀望。
4月12日午夜，金樹仁調集楊正中部及白壽之部向歸化軍反擊，在城內省軍的接應下，向城中推進。4月13日，楊部反攻占優(yōu)勢，歸化軍逐漸無力支持，盛世才調轉炮口，轟擊楊正中部，與東北軍鄭潤成部聯(lián)合，在“一炮成功”擊潰金反攻軍，金樹仁倉皇西逃昌吉。
4月14日，盛世才率部凱旋入城，隨即參加劉文龍召開的臨時委員會和臨時軍事委員會聯(lián)席會議。盛命令其部隊包圍了會場，在會場周圍及屋頂上架起機槍。會議在武力脅迫下進行，會上增選盛世才、閻毓善、張培元等人以及維吾爾、回、蒙古、哈薩克、錫伯等少數民族代表為臨時省府委員。會上，原擬施行軍事委員會制之議被壓制，恢復督辦制。鄭潤成本來就無意卷入新疆政治旋渦，且盛系東北同鄉(xiāng)，政變時盛妻邱毓芳已與東北軍達成協(xié)議，東北軍許諾在奪權斗爭中支持盛，故表示附議盛任督辦。在武力震懾下，聯(lián)席會議決定撤銷臨時軍事委員會，推盛世才任新疆邊防臨時督辦，陳中任督辦公署參謀處長，陶明樾任省府秘書長，李笑天任航空處長。這樣，盛世才依靠槍桿子取得了新疆的軍政大權，登上“新疆王”的寶座。
盛世才初掌政權，新疆局勢依然混亂。南北疆戰(zhàn)亂尚未平息；和加尼牙孜還控制著鄯善、吐魯番，迪化附近南山的馬全祿等經常出沒襲擾，迪化仍處于被圍之中。盛為穩(wěn)定局勢，鞏固既得的統(tǒng)治地位，一方面宣布施政綱領八條：實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財政；實施農村救濟；擴充教育；推行自治^[4],以求贏得各族人民的好感。另一方面拉攏各方人士，盜用民意，促使南京國民政府的法定承認。4月15日，朱瑞墀、閻毓善等致電南京中央，稱劉、盛二人“均系黨國賢達，有功新疆，此次推舉出于民眾之意，理合電請中央準以任命，以順輿情”。4月19日，省政府又派陳中假道蘇聯(lián)去南京報告政變經過，敦請中央及早任命省府主席、督辦及各委員之職。
南京政府對新疆政變，因情況不明，只取靜觀局勢變化的態(tài)度，同時也企圖趁新疆局勢未定之機打入新疆，實現(xiàn)對新疆的直接控制，故對新的致電請求，不作答復。
1933年4月20日，馬仲英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的第三十六師師長名義，第二次率兵入新，迅速占領哈密、木壘河、奇臺等地，聲勢大振。盛于5月26日率軍五千余人迎戰(zhàn)。
當盛、馬兩軍相持之時，6月10日，南京政府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率宣慰團來新“宣慰”,成員包括黨務、民政、軍事、建設、教育、宗教、交通運輸等方面人才，在迪化設立宣慰使公署，準備從盛手中奪取對新的統(tǒng)治權。
黃剛入新，即向盛提出兩條要求：(一)立即停止討馬軍事行動，和平解決雙方矛盾；(二)取消督辦制，改組為軍事委員會，仍以盛為委員長。盛世才豈肯將既得權力拱手交出，于6月10日與黃作短暫會晤后，即率東北軍和歸化軍赴阜康迎戰(zhàn)馬軍，14日馬仲英不敵盛軍，敗退吐魯番、鄯善一帶。
盛世才擊敗馬仲英后，實力增強。即于15日致電蔣介石，指責馬助長新亂，涂炭東疆，現(xiàn)已被擊潰，請蔣指示機宜^[5]。不料蔣復電告盛：“一切新省善后，應秉黃宣慰使，勿懈勿驕”^[6],仍必須一切聽從黃的安排，這又進一步激起了盛對南京的抗拒心理。
當盛馬激戰(zhàn)之時，黃慕松在宣慰使公署與各方人士接觸，聽取劉文龍、吳藹宸、馬仲英代表楊清波及張培元代表徐文舫的匯報，并積極拉攏劉文龍、陳中、陳明樾、李笑天等，組成一個反盛核心。陶在新多年，成為黃的助手，日夕往來，策劃南京政府如何在新疆立足，深得黃的信賴。陳、陶、李也私下密謀，醞釀取消督辦制。這一切政治上的動向，被盛的耳目一一探清。當盛得到破譯黃打給南京關于取消督辦制以及如何控制新疆的密電后，決心下手解決心目中的內患，遂放棄追殲馬仲英計劃，于6月25日班師回迪化。次日，盛世才以在督辦公署東花園召開緊急會議為名，請?zhí)彰鏖?、陳中、李笑天赴會。當陶、陳、李進入東花園的南便門時，被衛(wèi)兵逮捕，盛不經審訊將三人槍殺，并在會上向大家宣布：“陶明樾、陳中、李笑天三人，陰謀推翻現(xiàn)政府，顯有謀叛行為，業(yè)已置之于法。”^[7]接著出示所謂陳中、李笑天秘密誘惑他部下盧、馬兩團叛變的信件，并表示不戀居高位，特向大家辭職，率部開赴塔城。臨時省府主席劉文龍深感自危，亦表示懇辭。與會各委員見此緊張局面，不知所措，只有對盛、劉兩位表示挽留。
是時，黃慕松已被軟禁，迫于壓力，不得不于6月28日呈請南京政府：“查臨時督辦盛世才，臨時主席劉文龍，辛苦維持，業(yè)經數月”,請求南京政府早日宣布任命，“庶名位即正，責任更專，有裨時局，殊非淺鮮。伏祈鑒核，迅賜發(fā)表，以定人心”^[8]。7月7日，國民政府致電劉、盛，表彰他們“維持秩序，鞏固后方，平定叛亂之勞績”,要他們“仰體中央意旨，共濟時艱”^[9],并于8月1日發(fā)布電令，任命盛世才為新疆省督辦，劉文龍為新疆省政府主席，張培元為新疆省府委員、伊犁屯墾使及新編第八師師長。黃慕松擺脫“軟禁”處境，于7月21日悄然東返。
1933年8月16日，南京政府派外交部長兼司法部長羅文幹入新視察，出席劉、盛就職宣誓典禮，行監(jiān)誓之責。實際上羅這次入新的主要任務是：為南京政府造成有利于執(zhí)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條件，當南京無力西顧的情況下，竭力促成盛世才、伊犁屯懇使張培元和馬仲英三實力派的鼎足之勢，以利南京待機控制新疆。
9月9日，羅文幹赴吐魯番，調解盛馬之爭。馬表面上接受調解，但拒絕赴迪化與盛會晤，于11日在吐魯番舉行就職典禮。盛對馬此舉大為不滿，遂舉行軍事會議，指控馬仲英“煽惑省軍嘩變”,“勾結回匪，分攏西路”,故不得不“率師出發(fā)”,“以張討伐”^[10]。羅文幹調解失敗。
10月7日，羅在伊犁參加張培元就職典禮后，企圖說服張培元對盛“捐棄成見，不計前嫌”,但張執(zhí)意反對盛任督辦。羅又一次調解不成，南京政府企圖使新疆之實力派平衡牽制的政策至此完全破產。
盛世才繼誅殺政變發(fā)動者之后，為實現(xiàn)獨掌新疆軍政大權，1933年10月以毒刑迫劉文龍的衛(wèi)隊長，誣供劉企圖推翻現(xiàn)政府的罪名，將劉文龍軟禁，捧出高齡的老官僚朱瑞墀為省主席，接著又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借口東北軍在達坂城與馬仲英的作戰(zhàn)中失利，當場以“臨陣脫逃”罪名，將東北義勇軍十五旅旅長鄭潤成、十七旅旅長應占彪、督署參謀長楊躍均等將領二十余人逮捕，并于后來秘密處死。東北義勇軍余部從此也落入了盛的控制之下。只剩下張培元、馬仲英兩實力派，仍然威脅著圖謀登上“新疆王”寶座的盛世才。
時張培元、馬仲英在羅文幹從中斡旋下，結成反盛聯(lián)盟。實力變化使盛處于劣勢，陷入張、馬東西夾擊之中，局面十分危險。盛世才不得不放棄依仗南京政府以號令全疆的愿望，改走投靠蘇聯(lián)的一著。10月間，他派外交處長陳德立和航空隊長姚雄去蘇聯(lián)爭取軍事援助，邁出了最終確立其統(tǒng)治新疆的重要一步。
1933年12月，張培元與馬仲英相互策應，舉兵反盛。張培元部屬楊正中旅迅速攻占烏蘇，進軍綏來。當時盛在東面迎戰(zhàn)馬仲英，無法西顧，乃請?zhí)K聯(lián)出兵援助。蘇聯(lián)政府立即派駐守邊境的兩個紅軍師團入新。蘇聯(lián)“塔爾巴哈臺軍”進入伊犁，很快攻占了惠遠城張培元大本營。楊正中部在呼圖壁被東北軍劉斌部擊敗，張培元陷于蘇聯(lián)援軍和東北軍夾擊之中，大勢已去，自殺而亡。
1934年1月12日晚，馬仲英率部強攻迪化三天便攻占了東門外機場和無線電臺，盛世才孤軍守城，形勢十分危急。雙方激戰(zhàn)至2月3日，由塔城南下的蘇聯(lián)“阿爾泰軍”趕到，以飛機、大炮的猛烈攻勢，迫使馬軍撤出達坂城，敗退南疆。6月，盛世才奪回喀什，馬仲英遭重創(chuàng)后亡命蘇聯(lián)，其殘部由馬虎山率領退入和田。
當盛、馬、張三派激戰(zhàn)時，南疆也處于一片混亂局面。哈密事變后，南疆各地農民也紛紛起義，反對金樹仁政府。1933年1月，馬世明部攻打庫車，當地馬行行頭維吾爾族鐵木爾趁機起事，與馬世明部聯(lián)合攻占庫車。不久，馬世明部不費一彈一卒進駐阿克蘇漢城(今屬溫宿縣),鐵木爾進入回城，擬繼續(xù)南下攻喀什。
泛土耳其主義者(民族分裂主義者)穆罕默德·伊敏趁機在墨縣暴動，攻下和田，自封為和田王，并推舉從阿富汗、印度留學歸來的學者沙比提大毛拉為領袖。5月2日，伊敏、鐵木爾與喀什駐軍烏斯?jié)M暗中聯(lián)合，攻下喀什漢回兩城。8月以后，鐵木爾被馬占倉伏兵所殺；沙比提與鐵木爾殘部聯(lián)合擊敗馬占倉；伊敏又借機吞并了烏斯?jié)M的勢力，推舉沙比提組織南疆獨立政府。沙比提勾結在維吾爾族中有聲望和勢力的和加尼牙孜在英帝國主義的策動下，于1933年11月12日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推選和加尼牙孜為總統(tǒng)，沙比提大毛拉自任國務總理，定喀什為首都。
1934年2月6日，馬仲英部馬世明進軍喀什，雙方在阿圖什血戰(zhàn)。和加尼牙孜的部隊不敵馬世明部的猛攻，逃入山區(qū)，轉往英吉沙?？κ猜淙腭R仲英的手里，“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隨之崩潰。1934年7月，馬虎山部退往和田，“和田王”企圖抵制而被擊敗，“和田王”伊敏逃亡印度。
和加尼牙孜在英吉沙接受盛世才條件，回省城任新疆省副主席，隨從和歸順的人員均被委任為高級官吏，盛同意和加尼牙孜的主要部隊留在南疆。盛如此安排和加尼牙孜，對穩(wěn)定新疆局面，鞏固盛政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至此，盛世才借助蘇聯(lián)援軍消滅了張培元，趕走了馬仲英；借助反對派內部矛盾消滅了“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招安了和加尼牙孜，終于實現(xiàn)了全疆的統(tǒng)一，穩(wěn)住了“新疆王”的寶座；新疆已完全置于盛世才統(tǒng)治之下。1934年8月1日，盛世才在迪化舉行盛大集會，宣布新疆戰(zhàn)亂結束，把8月1日定為“新疆和平統(tǒng)一紀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