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歐陽修文《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 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圣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shù)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里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于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庇瑾q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jié)，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眾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 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 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跡而較之，然后決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貶官后，與足下相見于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后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于天，不可勉強。雖圣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且希文果不賢邪？ 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 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后隨而非之。若果賢邪？ 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

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 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 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后世之不可欺邪？ 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圣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qū)區(qū)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愿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qū)區(qū)，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據(jù)四部叢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下同)

《與高司諫書》作于景祐三年(1036)。當時主張改革政治的范仲淹因批評弊政，與宰相呂夷簡發(fā)生沖突。呂給范加上“越職言事，離間群臣，引用朋黨”的罪名，范仲淹由此被貶饒州知州。余靖、尹洙由于替范仲淹辯護，亦同時獲罪貶官。這時候，身為諫官的高若訥，面對范仲淹被貶的錯誤處置，非但該諫不諫，反而落井下石，跟在呂夷簡的后面詆毀范仲淹。歐陽修對此十分不滿，于是懷著極大義憤，寫了這封信給高若訥。這實際是一篇書信體政論文。

在信中，歐陽修駁斥高若訥對革新派范仲淹的詆毀誣蔑，鞭撻了高若訥趨炎附勢的卑劣行徑，斥責他的所作所為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并表示如果高若訥執(zhí)迷不悟，堅持認為范仲淹當貶，那么就希望他“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一股浩然正氣充溢于字里行間，表現(xiàn)了歐陽修不計利害、維護改革、敢于直言的可貴精神。后來果然“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宋史·歐陽修傳》)。

該信由年少情事寫起，先說自己對高由聞名到識面，三次懷疑高的為人： 一疑未必是個人才，二疑未必正直有學問，三疑未必真君子，然后聯(lián)系高的所作所為得出“決知足下非君子”的結論，確立總的論點。欲抑先揚，欲破先立，筆法十分狡獪。接著為范仲淹辯護，對高若訥的為人進行剖析，而在揭露高趨炎附勢的本相時先蕩開兩筆，一說人的剛果懦弱不可勉強，“雖圣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二說身惜官位，不敢忤相，此乃庸人之常情，“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然后折回，指責高現(xiàn)在毀范以為當黜，并以此為榮，文過飾非，“此君子之賊也”。這樣先退后進，欲擒故縱，抨擊更顯厲害。繼而又兩路出擊，嚴密推理，指出不管范仲淹賢還是不賢，對他過去的升遷和現(xiàn)在的貶斥，作為諫臣的高若訥都有責任：“太抵罪在默默爾?！焙笠龤v史事實，說明忠賢奸邪自有公論，曲直是非終不可欺。再聯(lián)系現(xiàn)實抬出當今圣上“進用諫臣，容納言論”的牌子，批評高若訥不能直言的失職行為，并以非諫官的余靖、尹洙的仗義執(zhí)言作襯托，怒斥他沉默不諫隨人高下的可恥。最后又退一步，表示希望對方主持公道作“能一言者”，并說明如若不然，自己愿意將書公之于朝，甘愿承擔獲罪的嚴重后果。

全文由遠及近，從虛到實，峰回路轉，騰挪跌宕，極盡曲折搖曳之能事，文章還寫得理足辭勝，氣壯神完，堂堂之鼓，正正之旗，“語言可以折沖萬里”(黃庭堅《跋歐陽公紅梨花詩》)，且言辭激切，鋒芒犀利，直刺高若訥的要害。但在行文上，并不劍拔弩張，氣勢洶洶，而是委婉紆徐，從容閑易。正如陳兆侖所說：“高司諫一書，發(fā)之最激，而亦不掩其往復百折之常度”(《歐文選序》)，顯示出剛中見柔，“剛健含阿娜”的典型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