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聞社是梁啟超等人于1907年在日本組織起來的。1906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后，流亡在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都很興奮，感到時機對他們有利?？涤袨檎f“從今切近之急務莫如講憲政”^[1]。梁啟超則說：“從此政治革命問題可告一段落，此后所當研究者，即在此過渡時代之條理何如。”^[2]為了適應新的政治形勢，他們急切整頓組織，大力展開活動，以便謀取政治上的好處。是年秋，康有為將保皇會改名為國民憲政會。但康有為在宣布更改會名的“公啟”里，沒有提出足以號召會眾的綱領。對此梁啟超很不滿意。他寫信要求康有為采用帝國憲政會的名稱，并勸他不要仍以個人名義，而應以適合時勢的新綱領來號召會眾。梁啟超預計到?；蕰m改名，仍難在國內展開活動。所以，他以很大的力量籌備另立新的組織。
1906年12月，梁啟超同他戊戌變法時代的老朋友熊希齡以及當時在日本的楊度一起，開始籌商建立新的政治團體。他們曾預擬新的組織名為憲政會，主要致力于在國內開展活動；暫時不設會長，待條件成熟時與原有的海外組織(即康有為直接領導的帝國憲政會)合并，共戴康有為為會長；新組織在東京正式成立后，即移總部于上海，擬由楊度任總干事，主持會務。他們曾設想由熊希齡回國運動，擁戴醇親王載灃出任憲政會總裁，載澤為副總裁；還準備聯(lián)絡袁世凱、端方、趙爾巽等，請其贊助；并想拉張謇、鄭孝胥、湯壽潛等名流加入。顯然，這是一個野心勃勃的組黨計劃，然而卻只是一廂情愿的幻想。熊希齡不久回國。梁啟超又約請蔣智由、徐佛蘇等加入籌備。但到1907年春天，楊度與梁啟超、蔣智由發(fā)生矛盾，最后竟脫離梁啟超另立團體去了。對于這件事，梁啟超解釋說，楊度原來就存心利用康、梁一派的人力、財力圖謀個人的發(fā)展。實際上，楊度分裂出去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楊度同梁啟超、蔣智由等存在領導權的沖突；第二是政見上也有分歧，當時楊度自居民間勢力的代表，認為梁啟超有些言論是站到了官方的立場上。
在楊度分離出去以后，梁啟超與蔣智由、徐佛蘇等又經(jīng)過再三磋商，終于組織了政聞社。
在政聞社成立前，1907年6月，梁啟超曾秘密回上海一次，打算聯(lián)絡岑春煊及預備立憲公會的頭頭們。當時，岑春煊因發(fā)生有名的“丁未政潮”被奕劻、袁世凱等排擠出京。在這種情況下，岑不愿見梁啟超。而張謇、鄭孝胥等人也不愿與梁啟超接近。結果梁啟超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復返日本。這時組黨事已籌商就緒，并開始著手籌備出版《政論》雜志。7月17日，梁啟超寫信給康有為，報告政聞社已經(jīng)組成，并略述楊度終于分離出去的原因。但政聞社正式成立是在10月17日。那一天，在東京錦輝館開成立大會，消息為革命黨人所知，張繼等率眾直搗會場，使梁啟超等人感到大殺風景。
政聞社宣布的政綱是：1.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2.厘訂法律，鞏固司法權的獨立；3.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與地方的權限；4.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梁啟超為爭取合法地位，還特別聲明：“其對于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于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3]
為避清政府的忌諱，政聞社成立時，康、梁都沒有出名。當時宣布的發(fā)起人有徐佛蘇、蔣智由、黃可權、吳淵民、鄧孝可、王廣齡、陳高第。徐佛蘇(1879—1943)原名公勉，湖南人，曾參加創(chuàng)立華興會。倒向立憲派以后，仍不時吐露同情革命的情緒。蔣智由(1865—1929)字觀云，浙江紹興人，早年也曾傾向革命，頗有詩名。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后，他完全轉向立憲派。黃可權字與之，湖南人，長期助梁啟超辦報。吳淵民是戊戌時期維新志士吳鐵樵之弟，一直追隨康、梁。鄧孝可字慕魯，四川人，家資頗富，當時正在國內謀劃創(chuàng)辦實業(yè)，對立憲運動很熱心。梁啟超潛返上海，曾與他約見。王廣齡、陳高第都是廣東人，梁啟超認為他們在廣東很有影響，所以也列為發(fā)起人。
為給康、梁預留地位，政聞社不設正副會(社)長，而設總務員一人，邀馬良擔任。馬良(1840—1939)字相伯，江蘇丹徒人，幼受教會教育，通拉丁文，曾任駐日使館參贊，駐神戶領事。1896年，梁啟超在上海辦《時務報》期間，曾從他學習拉丁文，因而相結識。馬良同情改良運動，對立憲派的活動樂予贊助，所以欣然接受政聞社的舉聘，以近七十的高齡東渡日本受任。梁啟超想利用馬的德望，以擴大政聞社的影響。另外設兩個常務員實際負責社務，一個是徐佛蘇，一個是麥孟華。麥孟華(1874—1915)字孺博，廣東順德人，早在學海堂時便與梁啟超同學，后皆入萬木草堂為康門弟子。戊戌政變后他逃到日本，助梁啟超編《清議報》與《新民叢報》。在常務員之下設庶務、書記、會計、交際、編纂、調查等六科，分別由侯延爽、黃可權、徐勤、雷奮、蔣智由、陳介等任干事。在六科之外，設評議員若干人。
政聞社成立時，號稱數(shù)百人，以后并無多大發(fā)展，實際活動分子不過數(shù)十人^[4]。
1908年初，政聞社本部遷上海，馬良、徐佛蘇、麥孟華、侯延爽、湯覺頓等都回國活動。他們以上海為大本營，其他重要省份也都派人從事活動：在北京有湯覺頓、潘若海；在兩湖有侯延爽；在四川有鄧孝可；在福建有徐碧泉；在廣西有孔希伯等。
然而政聞社開展活動并不順利，其原因很多。首先是政聞社與革命黨之間的矛盾相當尖銳。在清末各立憲團體中，以政聞社與革命黨之間的關系最緊張，斗爭最激烈。這不僅是因為其政治方向不同，而且還因為兩者都以海外為基地，主要依靠華僑資助來開展活動，所以在人力、財力、活動地盤等方面都存在著直接的沖突。梁啟超提到當時的形勢說：“革黨現(xiàn)在東京占極大之勢力，萬余學生從之者過半……彼傳播于此間，而蔓延于內地，真腹心之大患?！?sup>[5]政聞社要求得發(fā)展，必須同革命黨進行爭奪，而為了同革命黨爭奪，它又不得不同清政府作斗爭，否則不能爭得同情，不能擴充勢力。于是就陷入腹背受敵的窘境。梁啟超承認，“今日有兩大敵夾于前后，成立固甚難”^[6]。他提出“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zhàn)，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zhàn)，乃是第一義”^[7]。同革命黨的爭奪，牽制了政聞社很大一部分力量，革命黨人極力揭露其政治投機性，大大打擊了它的政治聲譽。
其次，政聞社還受到其他立憲團體的排斥。比如，楊度的憲政講習會在兩湖和長江一帶有很大勢力。既然楊度在日本不能與梁合作，在國內當然更要互相沖突。政聞社曾擬在武漢開一報館，設一法政學堂，經(jīng)過再三努力，終無所成，這同憲政講習會的排斥有很大關系^[8]。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清政府對康、梁始終戒備，因而朝野許多人士都不愿公開與他們聯(lián)系；而作為康、梁宿敵的袁世凱，更竭力阻撓他們重返政治舞臺。梁啟超原采設想拉攏袁、端(方)、趙(爾巽)的計劃均無結果。熊希齡曾擬向大員募捐十五萬，竟未得一文。至于想擁戴載灃、載澤出任正副總裁，更如癡人說夢，根本無從談起。就是在野人士，一般也大都寧愿對康、梁保持一定的距離。比如鄭孝胥、張謇、湯壽潛等名流，梁啟超曾竭力聯(lián)絡，但毫無結果。預備立憲公會是得到岑春煊的大力支持的。而岑春煊被譴的罪名之一便是暗結康、梁，這一點對鄭、張、湯等人不能不發(fā)生相當?shù)挠绊?。所以他們對康、梁懷有戒心和采取回避態(tài)度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連主持《時報》的狄楚青也不愿與梁啟超拉得太緊?！稌r報》創(chuàng)辦時，康、梁助以巨款，所以康、梁認為《時報》理應成為他們的喉舌。但實際并不如此。1908年初，梁啟超在寫給康有為的信中對狄氏十分不滿，說：“吾黨費十余萬金以辦此報，今欲擴張黨勢于內地，而此報至不能為我機關，則要來何用？”^[9]梁啟超看透了狄氏的心理是唯恐康、梁的政治背景會“累及《時報》”。這一事實更可以反映出政聞社在國內的窘?jīng)r。
政聞社在國內的活動首先是參與國會請愿運動。還在1907年11月間，黃可權、張嘉森(張君勱)便到上海聯(lián)絡發(fā)動請愿，醞釀組織國會期成會。1908年7月，在各省簽名請愿高潮中，政聞社向憲政編查館發(fā)了請愿電，要求“期以三年召集國會”^[10]。不久，有一個社員叫陳景仁(法部主事)的，獨自電奏朝廷，要求確定三年召集國會，并要求把主張緩行立憲的赴德國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革職。這一行動觸怒了西太后等頑固派。7月25日，朝廷下令將陳景仁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隨后，在袁世凱等人敦促下，8月13日又下令查禁政聞社。在查禁政聞社的上諭發(fā)布之前，梁啟超曾力謀挽救。他一面準備向路過日本的赴美專使唐紹儀說項，指望他向袁世凱疏通；一面發(fā)布公告，說明陳景仁電奏純屬個人行動，與政聞社團體無關。但當查禁的上諭發(fā)布后，他只好放棄一切努力，順從地解散了政聞社。這對康、梁等人無疑是相當沉重的打擊。不過，西太后等人的主要目的是借此鎮(zhèn)壓請愿運動；當政聞社遵旨解散和請愿代表紛紛離京之后，也就沒有對政聞社的人員深加追究。所以過了一些時候，原政聞社的一些骨干分子又在國內展開活動了。
政聞社解散后，梁啟超及其同黨的活動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排袁；一是爭取開放黨禁，即爭取清政府明令赦還康、梁。顯然，這兩者是密切相關的，如不排除袁世凱，康、梁自然無法重返國內政壇。而同樣明顯的是，這兩者都只有得到最高統(tǒng)治集團的認可才能辦到。所以歷來最富投機性的康、梁黨徒，從此便拚命向上層鉆營。
袁世凱本來是他們想要爭取的對象，結果不但沒有爭取到，反而成為政聞社的大敵，舊仇新怨，使得康、梁必欲除袁而后快。當西太后死時，康、梁認為這是除袁的極好時機，曾分別上書張之洞，企圖借張的力量打擊袁世凱。
梁啟超聯(lián)絡滿族權貴的活動，曾有相當?shù)倪M展。還在政聞社解散前，便同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建立了較密切的聯(lián)系。善耆(1866—1927)戊戌時傾向帝黨，對西太后守舊專權不滿；對預備立憲較為熱心，因而同情立憲派。擔任向上層聯(lián)絡的湯覺頓曾面見善耆，事后寫信給康有為說：“吾黨今日得此人以聯(lián)絡之，天所賜也！”^[11]康、梁等人對他寄予很大希望。指望他在宮廷做好布置，一旦西太后死去，立即保光緒復辟。這是他們又一個不曾實現(xiàn)的美妙計劃。梁啟超等人還曾極力聯(lián)絡慶親王奕劻。奕劻是軍機首輔，向以貪圖賄賂聞名，梁啟超打算賄以重金，討好奕劻。此外，對度支部尚書載澤、陸軍部尚書鐵良等也都加意聯(lián)絡，但都未取得預期效果。
康、梁這種投機性的鉆營活動，已經(jīng)離開了他們自己原定的政治宗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當時大多數(shù)的立憲派。比如1910年第三次請愿高潮中，全國輿論都集注于請開國會一事，而梁啟超所派的代表，這時卻以開放黨禁為目標。擔當這一任務的湯覺頓，在京頻頻奔走，到處請安磕頭，卻無結果。他寫信給梁啟超說：“今通觀京河上下，無一人反對此事者。然皆應付國會問題，不暇及此。”他不禁嘆道：“仆對于此事，只得盡人事而聽天命，無如何也?！?sup>[12]
由于脫離了運動的中心目標，脫離了群眾，康、梁一派人，對立憲運動便不能發(fā)生較大的作用。但梁啟超個人在輿論界所發(fā)生的影響還是很大的?！缎旅駞矆蟆酚?907年8月停刊后，梁啟超又辦過《政論》、《國風報》?！墩摗烦霭鏁r間不長?！秶L報》發(fā)生的影響較大，該報系旬刊，1910年2月出版，至1911年7月?？?，共出五十二期。梁啟超發(fā)表的直接有關立憲運動的文章有三十余篇。其中既有對清政府的批評甚至抨擊，也有向朝廷上的條陳，對立憲派和政府官吏都有一定影響。此外，梁啟超還直接為中央和地方大吏草擬過許多奏折和說帖等類文件。又通過徐佛蘇同國內立憲派的著名領袖如湯化龍、林長民、籍忠寅、孫洪伊等密切聯(lián)系。由于這些活動，梁啟超同國內立憲派領袖和政府官吏保有相當密切的個人關系，使他在清朝滅亡前直到民國初年的政治舞臺上能夠發(fā)生相當?shù)挠绊憽?/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