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研究宇文所安的唐詩史， 不是為其樹碑立傳， 更不是一味地歌功頌德。在發(fā)現(xiàn)和肯定宇文所安唐詩史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時， 不應對其研究中的不見、偏見或謬見視而不見。

? ? ? ? 宇文所安作為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西方他者身份和視角， 在帶給他中國同行所不具備的諸多優(yōu)勢的同時， 也會在某些方面遮蔽其慧眼， 造成其研究和視角的盲區(qū)， 因而不見、偏見甚至謬見等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

? ? ? ? 如前所述， 宇文所安以宮廷詩和對立詩論作為初唐詩歌史的敘事框架， 帶給讀者嶄新的視角體驗， 也給自己的文學史敘事帶來極大便利。但這樣的初唐詩歌敘事框架并非沒有問題， 它束縛了宇文所安對于初唐詩人及其文本的選擇， 限制了其撰寫的詩歌史對初唐詩人和詩歌的覆蓋面。凡是符合這個框架的詩人及其作品， 宇文所安就將它們放進這個框架， 其中宮廷詩人為初唐文學史二元敘事的一方面， 對立詩論及其作者為另一方面。于是乎， 初唐詩歌史就成了宇文所安所框定的宮廷詩和復古詩論之間的二元對立發(fā)展史。凡是不符合這一敘事框架的詩人和詩歌， 不管他們重要與否， 宇文所安將他們一律拒之門外， 這使得他的初唐文學史書寫有明顯的削足適履的嫌疑。

? ? ? ? 王梵志和寒山是初唐重要詩人， 其文學影響深遠且持久， 但宇文所安沒有把他們收錄在他的《初唐詩》里面， 且他們的詩篇無一入選。究其原因， 是因為這兩位詩人不符合宇文所安的既定文學史敘事框架。他們既不是宮廷詩人， 也不是對立的復古詩人。關于這一點， 宇文所安有所辯解：“這一研究不得不略去最有意思的兩個詩集， 即寒山和王梵志的詩， 至少是其中寫于初唐的部分。這一刪略是很可惜的， 但卻是必要的， 因為這兩個集子中的作品離開詩歌傳統(tǒng)的主流太遠……沒有跡象表明他們的作品曾為當時的京城詩人所了解”[2]。宇文所安的這種辯解雖有一定道理， 但卻不能被接受。因其不符合宮廷詩和對立詩論的標準， 就將王梵志和寒山的詩歌忽略和排除在外， 這是不可取的文學史敘事策略。一個理想的初唐詩歌史讀本， 如果包含了寒山和王梵志及其詩篇， 會極大地拓寬該文學史的覆蓋面， 加深人們對于初唐詩歌豐富性和多樣性的認知。

? ? ? ? 同樣的削足適履的做法， 還表現(xiàn)在宇文所安對于張若虛和劉希夷兩位詩人和他們詩篇的態(tài)度上。宇文所安在他的《初唐詩》一書里沒有包括張若虛和劉希夷， 為此他解釋說， “我還將劉希夷和張若虛忽略不計， 他們的作品準確地說屬于八世紀初期， 但他們卻經常被誤認為初唐詩人”[4]。宇文所安把張、劉二詩人歸入盛唐， 這本是可取的做法。但是當我們翻開《盛唐詩》, 我們發(fā)現(xiàn)宇文所安沒有論述張若虛， 他的《春江花月夜》也不在宇文所安的文本分析之內。關于劉希夷也只是順帶有所提及， 是宇文所安在論及《白頭吟》這首詩的歸屬問題時才提到他的。因該詩有傳說是劉希夷創(chuàng)作的， 也有人傳說是宋之問的作品， 還有人傳說這本是劉希夷的詩篇， 因寫得太美， 身為舅舅的宋之問想要占為己有， 劉希夷不肯答應， 遂為宋之問所殺， 總之這是一首作者歸屬存在爭議的著名詩歌。王梵志、寒山、張若虛、劉希夷等著名詩人不被收入《初唐詩》, 這明顯是宇文所安為了削足適履的視而不見， 是對這些詩人的故意忽略， 也是對他們的選擇性失明。關于宮廷詩三部式結構是否具有足夠的普遍性和涵蓋面， 也是值得商榷的， 莫礪鋒先生曾有相關評論：“所謂‘三部式’的結構其實只存在于五言律詩為載體的部分宮廷詩中， 歐文卻不恰當?shù)乜浯罅怂暮w面”“歐文過于迷信‘三部式’, 他帶著這幅有色眼鏡去觀察初唐乃至盛唐詩壇， 于是無往而非‘三部式’, 其實卻往往是削足適履， 強立名目”[6]488-505。

? ? ? ? 宇文所安的《盛唐詩》把這一時期的詩歌分為三類， 京城詩、非京城詩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詩歌。王維是京城詩的主要詩人， 李白和杜甫是非京城詩人中的翹楚， 孟浩然等則處于兩者之間。宇文所安關于盛唐三種詩歌的劃分及其論述， 雖然精彩紛呈， 洞見頗多， 但也有瑕不掩瑜的地方。宇文所安關于京城詩的界定不是特別清楚， 除王維外， 其他的京城詩人作為一個整體給人松散模糊之感。宇文所安對于非京城詩人如李白和杜甫的評述相對比較清晰， 但對于作為一個團體的京城詩人及其共享風格特征的描述， 有時顯得牽強附會。針對介于京城詩和非京城詩的第三類詩歌的界定， 依然有撲朔迷離之感。京城詩到底是一個地域概念， 還是創(chuàng)作風格， 或是創(chuàng)作題材， 抑或詩歌類別， 或者幾方面兼而有之， 凡此種種， 宇文所安雖有所交代， 但是遠非清晰明白。被宇文所安歸入京城詩派的詩人， 有的確定無疑屬于京城詩人這個群體， 有的則顯得有些生拉硬扯。

? ? ? ? 在其唐詩歷史敘事中， 宇文所安對唐代文學的另一個遮蔽或盲見， 就是對女詩人的忽略。在他幾部唐代詩歌史巨著里， 宇文所安很少提及當時的女詩人， 沒有收錄她們的詩篇， 更不用說開辟專章論述。著名女詩人如上官婉兒、李冶、薛濤、魚玄機， 劉采春等， 均不在宇文所安的遴選范圍之內。這種明顯的排他性以及對女性文學的壓抑是宇文所安的偏見還是視而不見， 是值得讀者注意的方面?！冻跆圃姟芬蝾A設宮廷詩和對立詩論的二元敘事框架， 顯得多少有些作繭自縛和畫地為牢， 其涵蓋面和普遍性大打折扣?！妒⑻圃姟穂7]以京城詩為中心的文學史書寫， 因京城詩這一概念界定本身的模糊性， 則顯得更加難以捉摸。這一詩歌團體的不確定性和游離不定， 讓該書的讀者常有找不著北的迷惑。

? ? ? ? 宇文所安的《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 正如書名所表明的， 是一本論文集， 而不是一本中唐文學史。盡管宇文所安不止一次聲明， 這是一本很有文學史性質的論文集， 但它終究不是文學史。前面已經指出， 這本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帶有顯著比較文學研究視角， 且是以散文的形式寫成， 帶給讀者的是娛思的快樂和美文的享受。宇文所安以專章專論的形式， 以主題匯聚文本的策略， 對中唐詩歌文學的多個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發(fā)現(xiàn)。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這本論文集以研究中唐文學的深度和新意見長， 卻無法完成本該屬于文學史的使命。對于中唐詩歌文學發(fā)展的整體把握， 對于中唐文學發(fā)展的來龍去脈， 對于中唐詩人和文人及其文本的歷史演進分析等， 宇文所安的這本具有文學史性質的論集無法做到。把該書的七篇論文和導言結合起來， 可以組成中唐文學文化的多個面向和圖景。但這些畫面和圖景相加起來， 并不能構成一幅完整的中唐文學文化發(fā)展史。在筆者看來， 讀者若想從宇文所安那里了解更全面的中唐文學史， 除了閱讀《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外， 還需參考他更早的一部著作《韓愈和孟郊的詩歌》, 以彌補這一缺憾。

? ? ? ? 宇文所安在論述中唐詩歌文學和文化時， 大膽地引入了“中世紀”這一概念。他信誓旦旦地辯稱， 這一觀念的引入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認知中唐文學的嶄新視角， 可以讓作者和讀者發(fā)現(xiàn)以前沒有意識到的新東西， 注意到原本被忽略了的領域。宇文所安應用“中世紀”這一外來術語描述中唐文學， 并非完全空穴來風， 日本學者已有過相關研究。中唐文學和歐洲中世紀文學， 確有相似和相通之處， 它們確有一定的可比性， 如中世紀歐洲和中唐時期都出現(xiàn)了浪漫傳奇這一題材的文類等。但問題依然存在， 用“中世紀”一詞把中唐文學和歐洲中世紀文學進行跨文化對比研究， 這本身是非常冒險的研究行為。中國中唐時期和歐洲中世紀的差異之大， 不是簡單幾句就說得清的。在它們之間進行文學比較研究， 其比較基礎是否真實可靠？“中世紀”這一富有褒貶含義的西方詞匯， 真的可以用在中唐詩歌文學上么？宇文所安在該書的“三聯(lián)版前言”對使用“中世紀”這一西方文學文化術語有過詳細的說明和辯解， 但在隨后的幾篇論文里， 這一術語卻不見蹤影， 幾乎不再被提起。而且在該書里， 讀者很少能夠看到宇文所安采用互釋互證的比較文學研究方法， 就中唐文學和歐洲中世紀文學進行跨文化對比研究。

? ? ? ?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xiàn)在宇文所安《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827-860》[8]一書里。在這本晚唐文學史里， 宇文所安運用歷史想象力， 對手抄本文化進行還原， 并通過審視和研判手抄本文化的流傳形態(tài)、版本變形、時代選擇、審美變化等， 得出一切現(xiàn)存的詩歌都是“幸運的產物”的結論。宇文所安還以杜甫和白居易為例， 以歷史事實說明， 我們并不擁有唐詩， 我們只擁有唐詩的幸存部分。在《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和《他山的石頭記》等書里， 宇文所安又多次回到手抄本這一文學現(xiàn)象， 足見他對這一文學問題的重視。宇文所安對手抄本文化這一學術話題的引入， 為讀者了解和認識古代文學文本流傳的多樣性、復雜性和偶然性提供了一個很有意義的窗口。但宇文所安并未把這一學術話題更多地融入到他的晚唐詩歌史敘事中， 而只是在其中的一個章節(jié)里， 以幾頁的簡短篇幅做了一個浮光掠影的概述。這并不是限于整書篇幅的緣故， 因為僅李商隱一位詩人， 他就用了將近兩百頁的長度予以論述。宇文所安對于手抄本的點到即止的做法， 以及在隨后的章節(jié)里不再把手抄本和具體作家進行關聯(lián)， 亦如他在中唐文學研究中對“中世紀”這一學術話題的做法一樣， 都只是在書的前面有所提及， 讓讀者充滿了期待。當讀者讀到這兩本書的末頁時， 卻始終不見宇文所安把這兩個學術話題貫徹到具體的作家作品中， 讀者會有種被忽悠的感覺。

? ? ? ? 宇文所安的《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827-860》這本文學史的另一顯著問題， 是該書針對不同詩人選文定篇的失衡。這本接近六百頁的皇皇晚唐詩歌史巨著， 如前所述， 分給李商隱的篇幅就接近兩百頁， 占了全書篇幅比例的三分之一， 而涉及杜牧、溫庭筠的篇幅卻分別只有幾十頁， 其他詩人則更少。文學史家依據(jù)自己的喜好， 決定相關遴選作家及其文本在文學史中的敘事長度， 這是常有的事。如宇文所安在《盛唐詩》這本三百多頁的書里， 對王維進行的專章論述就長達三十多頁， 在隨后幾乎每一章節(jié)里， 他還不計其數(shù)地提及王維， 把其他京城詩人和非京城詩人與王維進行類比和對比分析。王維在全書所占的篇幅和比例均超過李白和杜甫， 反映出宇文所安對于王維這位盛唐大詩人的特殊喜愛。可以說， 王維在宇文所安心目中的地位不亞于杜甫， 且超過李白。即便如此， 王維在《盛唐詩》全書所占比例， 并未達到李商隱在《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827-860》一書中的三分之一， 而絕對頁碼數(shù)則差別更大。作為文學史家， 宇文所安喜愛王維和李商隱， 并以敘事文字的多少來表達這一喜愛， 都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兩本文學史針對不同作家敘事比例的嚴重失衡， 卻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