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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文 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的發(fā)展
釋義

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的發(fā)展

國民黨政府以總體戰(zhàn),實施高壓政策,企圖鞏固其統(tǒng)治區(qū)域。但恐怖政策歷來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國民黨“還政于民”的假民主,沒有為它爭得群眾,也沒有能夠擴大統(tǒng)治基礎(chǔ),反而弄得其內(nèi)部更離心離德,而國民黨的恐怖政策,更只能使它喪盡人心,為淵驅(qū)魚,為叢驅(qū)雀。據(jù)中統(tǒng)局情報:“據(jù)報蘇聯(lián)駐天津領(lǐng)事多洛非也夫向駐京蘇聯(lián)大使館報告,關(guān)于中國國民政府頒布總動員令后,北方青年之反響,謂:‘平津一帶青年原希望和平迅速到來,能有安定生活可過,不料國民黨竟準備長期戰(zhàn)爭下去,且關(guān)閉和平之門,直置華北人民死活于不顧,青年學生激于義憤,紛紛準備向中共區(qū)投效,以打擊國民黨之壞政府’等語?!?sup>[1]
“五二○”運動后,國民黨加強了對學校的控制,大批學生被開除出校,總動員令頒布后,一系列強化統(tǒng)治的法令出臺。但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民不聊生,社會動蕩,總動員令的實施,更加劇了社會矛盾,群眾運動依然此伏彼起。白崇禧在南昌號召組訓民眾、人人皆兵時,七十八歲高齡之老議員楊賡笙攔住白崇禧,請求當局“不要擾民,不要造匪”。《力行日報》為此也發(fā)表評論,呼吁:“不要造匪,更不要因剿匪而造匪。”[2]
1947年10月25日深夜,浙江大學畢業(yè)生、共產(chǎn)黨員陳建新、黃世民從上海來杭州,與浙江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酈伯瑾四人,在大同旅社秘密商議展開學生運動、反對總動員令,被保安司令部破獲逮捕。26日,浙大學生得到消息后,即要求學校當局轉(zhuǎn)請治安機關(guān)于24小時內(nèi)移送法院辦理。經(jīng)竺可楨校長奔走于警察局、保安司令部、省政府之間,歷90小時未有結(jié)果。29日夜,于子三在獄中被折磨慘死,但當局并未搜到證據(jù)。消息傳出,激起了浙大師生的憤怒。浙大學生自治會決定于31日起罷課三天,并發(fā)布告同胞書,抗議當局非法拘捕四同學、慘殺無辜,要求保障人權(quán)。告同胞書說:“政府說什么要保障人權(quán),而擺在眼前血淋淋的事實,證明這一切都是謊言。執(zhí)法的在毀法,做賊的喊捉賊,這就是憲政,這就是民主,這就是法治,這就是保障人權(quán)?!?sup>[3]浙大教授會也為此作出決定于11月3日罷教一天。
11月9日,浙大學生自治會決定繼續(xù)罷課,為于子三治喪,并醞釀游行,呼吁人權(quán)保障。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鴻烈憂心忡忡地致電教育部長朱家驊:“業(yè)與校方洽商制止,勸令復課。但自治會操諸共匪民盟之手,能否生效,實無把握?!?[4]
同時,上海、南京、北平、廈門等地學校,紛紛響應浙大學生的呼吁,罷課抗議,反對國民黨各地當局逮捕屠殺學生,要求保障人權(quán)。
這次學生運動遭到當局的鎮(zhèn)壓,當局利用學校內(nèi)的國民黨黨團學生和軍警配合,破壞學生運動,一批學生被校方開除學籍。至月底,學潮進入尾聲。
教育部頒布《學生自治會規(guī)則》之后,又激起學生的廣泛抗議。南京中央大學全體學生為抗議教育部頒布《學生自治會規(guī)則》發(fā)布告全國同學書,指出:“那是一部徹頭徹尾的‘他治’而非‘自治’、‘他主’而非‘自主’的‘御用’規(guī)則,這是政府有計劃的摧殘教育、奴役學生的毒計,也是更進一步剝奪全國學生自由權(quán)利的信號。這樣產(chǎn)生的自治會是不可能代表同學的自由意志,也不可能為同學謀取福利的,因此我們堅決表示反對?!?sup>[5]不久,同濟大學即為反對這一規(guī)則發(fā)生了更大的風潮。
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社會組織瀕臨崩潰,各地屢屢發(fā)生搶米風潮。12月間寒潮襲擊上海,一夜之間,凍餓而死的人即達四五百人[6]。國民黨政府已如此不得人心,高壓政策也無濟于事,反而更激起了群眾風潮。1948年1月底到2月初,在短短的五天內(nèi),上海即發(fā)生了同濟大學的學潮,舞女搗毀社會局的舞潮,申新九廠工人罷工的工潮。正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1948年1月13日,同濟大學學生沖破學校當局的阻擾,選舉成立了新一屆、即第三屆學生自治會。為此,校長丁文淵于14日開除了二名學生骨干。學生代表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并承認學生自治會,遭到校長的拒絕。校方繼續(xù)開除左派學生,并宣布禁止自治會一切活動。中共地下黨認為:“這一切表明敵人決心鎮(zhèn)壓,我們必須針鋒相對進行斗爭,堅決反擊敵人,并提出‘反迫害,爭民主’的口號,在斗爭中擴大社會影響,爭取教師的同情。”[7]19日,同濟大學學生舉行系科代表大會,作出了三項決議:無限期罷課,如無結(jié)果,去南京請愿,要校長丁文淵引咎辭職。同濟大學學生的斗爭,得到上海各校同學的廣泛支援。而同濟大學校方在國民黨當局的支持下,決心對學生運動采取高壓政策。
1月29日,同濟大學學生集合,準備前往南京請愿,上海各校同學前來送行,在同濟工學院所在的其美路(今四平路)上,會合的各校學生有四千多人。國民黨當局出動了近萬名軍警和便衣特務,如臨大敵,以武力阻止學生前往南京。中共地下黨負責人也到達第一線指揮,各校中共黨員站到斗爭的最前列。上海市長吳國楨、警備司令宣鐵吾、警察局長俞叔平都到現(xiàn)場解決學潮問題。吳國楨要求學生退回學校,坐下來談判,學生們則要求:“立即撤退軍警”,“反對開除學生”,“保障學生的權(quán)利和自由”。吳國楨指出:“游行請愿是非法的?!睂W生當即打出標語:“憲法第十條:人民有游行請愿之自由?!苯┏值较挛纾瑢W生請愿大隊決定出發(fā),遭到軍警的阻攔,騎警向?qū)W生隊伍沖擊,學生們即以石塊還擊。吳國楨在學生隊伍面前被沖倒,在吳周圍的學生中的中共黨員,為避免事態(tài)擴大,即將吳保護起來,吳也舉手呼叫軍警:“不要開槍,不要開槍!”從而避免了更大傷亡的發(fā)生。這一天,學生有69人受傷,4人重傷,33人失蹤,是為“一二九同濟血案”。
事后,國民黨當局大肆搜捕學生,但始終未能破獲中共地下組織,抓不到證據(jù),經(jīng)過三次審判后,被迫將所有被捕學生釋放[8]。
總動員令發(fā)布后,國民黨政府為集中財力,用于“戡亂”,制訂了《厲行節(jié)約消費辦法綱要》,其中一條是“禁止營業(yè)性之跳舞場”[9]。上海是舞業(yè)集中的地區(qū),影響到幾萬人的生計,因而這一決定受到舞業(yè)上下的廣泛反對。個別舞廳索性改成了妓院。上海市政府方面一時也不敢執(zhí)行。但行政院方面堅持禁舞的命令,上海市政府方面于是決定各舞廳抽簽后分批停業(yè)。1月31日下午,舞女和舞業(yè)工作人員在新仙林舞廳開會,反對抽簽停業(yè)。會后舞業(yè)群眾萬余人前往上海市社會局,向局長吳開先請愿。吳與潘公展等正在開會,拒絕接見。憤怒的群眾即沖進社會局,搗毀門窗雜物。國民黨當局派出大批警察,將這批弱女子和舞廳工作人員逮捕了797名之多[10]。事后,吳開先發(fā)表談話:“今日該暴徒等,并未經(jīng)由正當之請愿方式,陳訴理由,而出以聚眾暴動,公然搗毀行政機構(gòu),且敢毆辱警衛(wèi),目無法紀,顯系匪黨有組織之行動。”宣鐵吾表示“必須嚴辦這次事件的首領(lǐng),否則不能維持地方政府的威信”[11]。區(qū)區(qū)受屈辱的舞女,為了生存進行的微弱的反抗,國民黨當局也要給戴一頂紅帽子。在群眾性的反抗面前,國民黨當局已經(jīng)無法控制局勢,只有在這些謀生乏術(shù)的可憐的舞女們面前逞威的能力了。
當時物價飛漲,政府方面雖然采取了規(guī)定生活指數(shù)、按生活指數(shù)增加工資和配給實物等措施(參第六章),但工人生活仍難以得到保障。1月30日,在申新九廠中共地下黨總支的領(lǐng)導下,申新九廠7500多工人舉行罷工,組織糾察隊,提出了七項要求:“(一)舊歷年底每個工人暫借薪兩個月。(二)十一月、十二月份所扣所得稅,要照一月份的生活指數(shù)發(fā)還。(三)年賞要照一月份的生活指數(shù)發(fā)給。(四)女工因生產(chǎn)請假不得限期,也不能扣薪。(五)政府配給物品,未發(fā)的要補發(fā)。(六)工廠管理的條規(guī),要勞資雙方同意。(七)去年所有被開除的工人應準復工?!?sup>[12]31日,廠方和工人談判沒有結(jié)果。
2月2日上午,上海市政府社會局介入調(diào)解,也未得結(jié)果。于是,國民黨當局控制的總工會、社會局、工人福利會、警察局、警備司令部等都派人到申新九廠,解決工潮。但被工人阻擋在申新九廠的第四道鐵門之外。下午1時,社會局發(fā)出命令,限即日復工,但遭到罷工工人的拒絕。社會局長吳開先在1947年11月間即得到情報,中共地下黨將發(fā)動年賞斗爭,最近又發(fā)動年底借薪斗爭,因此,他認為局勢嚴重,非警局幫助不可。近下午5時,警察開始沖門,遭到罷工工人的反擊,發(fā)生沖突,軍警開槍射擊。6時多,軍警以裝甲車沖開大門,迫使工人停止抵抗,列隊舉手走出大門。工人被打死3人,打傷36人,被捕300多人。罷工工人十分之九為女工,男工僅十分之一。這就是“申九二二”慘案。
慘案發(fā)生后,上海市市長吳國楨、警備司令宣鐵吾等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竟然就今后上海市軍政當局處理群眾激烈行動的緊急措施聲明說:“群眾如果再有像申新九廠的工潮情形和同濟的學潮情形,一定命令軍警當場開槍,必要的時候,并請示中央臨時戒嚴。我們宣布在先,以后有同樣事情發(fā)生,軍警開槍,政府不負責任。”[13]中共上海地下黨的工委組織全市工人對被捕的申新九廠工人進行聲援,國民黨當局被迫釋放了大部分被捕的工人[14]
2月3日,蔣介石面臨著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崩潰的局勢,感慨地記述道:“近日軍民心理,動搖已極,無人無地,不表現(xiàn)其悲觀主義之情緒??烧f其對剿匪戡亂信心,以及對革命與國家之責任心,完全喪失,尤其對領(lǐng)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此種精神之影響,比之于共匪之暴動陰謀,更為危急。上海同濟大學學生擊傷市長,舞女結(jié)隊搗毀社會局,以及申新紗廠之暴動,皆為共匪在我經(jīng)濟中心搗亂,擾害社會,顛覆政府,作有計劃之暴動?!?sup>[15]國民黨對中共領(lǐng)導的群眾運動已經(jīng)窮于應付。
在北平方面,北平警備總司令部于3月27日接到行轅轉(zhuǎn)中央電令,以學生聯(lián)合會為中共所策動的組織,各地都已查禁,而“北平學聯(lián)尚在公開活動,應立即依法嚴禁”,即通知各學校查禁。[16]而北平無北平學聯(lián),當局誤稱華北學聯(lián)為北平學聯(lián)。3月28日,在北京大學民主廣場,萬余學生,包括天津?qū)W生五百余人,舉行營火晚會,華北院校自治會保衛(wèi)自治權(quán)利聯(lián)合會宣布成立。29日,就在行憲國民大會開幕、所謂“還政于民”的那一天,國民黨軍警特務包圍北大沙灘區(qū),查禁華北學聯(lián)。北大等七校代表認為“政府查禁學聯(lián)之措施,直接違反憲法”,決議4月3日起總罷課三天,表示抗議,并組成保衛(wèi)學聯(lián)聯(lián)合會。當時,物價飛漲,教師員工的工薪難以維持生活,原來配售的兩袋面粉又被停售,生活難以為繼。自6日起,清華、北大講師、講員、助教、職員工警及北平研究院助理研究人員開始罷教、罷研、罷工斗爭,要求配售實物、以生活指數(shù)調(diào)整工資和研究經(jīng)費,形成了北平地區(qū)反迫害、反饑餓運動的高潮[17]。
4月7日凌晨,北平警備總司令陳繼承和北平市長何思源,以“華北學聯(lián)首要分子,鼓動罷課罷工”的罪名,限北大學校當局于7日12時前交出柯在鑠、田余慶等十二名同學。但這十二位同學被同學們保護了起來,校方則要求當局循法院傳訊手續(xù)。當局被迫放棄了逮捕的計劃。但8日深夜,幾十名特務暴力襲擊了北平師范學院,擊傷多人,逮捕了八名同學。師院中共地下黨組織立即組織幾百人的隊伍,到北平行轅請愿。各校同學也紛紛趕來支援,新華門外集結(jié)學生達五千多人。北大教務長鄭華熾、訓導長賀麟、秘書長鄭天挺、清華代校長葉企蓀等約同師院訓導長溫廣漢等與警備總司令陳繼承、市長何思源等交涉,要求釋放學生。至9日晚9時半,溫廣漢終于接回了被捕學生,并送醫(yī)院治療。
本來事態(tài)正在平息,但11日國民黨方面組織反游行,沖擊北大,搗毀吳恩裕教授住宅。12日,北大教授決議罷教七天,以示抗議,并發(fā)表宣言:“教育需要安定與自由,學府之地位必須尊重。師生既無保障,校舍時受襲擊,同人自難安心教學。憲警無故包圍學校,武裝暴徒于深夜戒嚴時間,搗毀學校、制造血案,地方治安當局縱非主使,亦難辭縱容之咎。”“罷教決非同人所愿,然為情勢所迫,不得不暫時忍痛出此,以維護學府之尊嚴,并爭取安全之保障與講學之自由?!?sup>[18]
李宗仁于南京得到北平學潮的消息,即于15日致電北平黨政軍負責人,指示說:“處理辦法,仍宜本過去一貫方針,以疏導說服為主。當茲生活困難、社會不安之極,學生由于苦悶之情緒,一遇刺激,自不免容易發(fā)生軌外行動,授奸人以挑撥煽惑之機會。務望兄等與院校當局協(xié)同一致,妥慎處理,使學生了然于政府之困難與愛護青年之意,自可覓取解決之途徑。至傷人滋事各節(jié),應即依法處理,以示尊重法治之精神。”陳繼承、何思源則于15日向師院道歉:“查本月9日貴院所發(fā)生不幸事件,以事出意外,未能及時防護,至為歉仄。今后自當盡力防止,不再發(fā)生類似事件。”[19]于是,事態(tài)逐漸平息。李宗仁在后來的回憶中敘述他對學潮的方針說:“在北平,我不僅竭力禁止軍警和學生沖突,且令軍警保護游行學生,等他們把忿氣、熱情發(fā)泄盡了,自會散隊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學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無事。國民黨的職業(yè)學生固然不敢過于越分,共產(chǎn)黨的職業(yè)學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動的口實。不過我的作風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務在中央授意之下,卻另有打算。”[20]
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在美國心目中的價值日益低落。美國為了和蘇聯(lián)抗衡,越來越傾向于扶植日本,不僅在經(jīng)濟上,而且在軍事上也開始傾向于扶植日本。對日本戰(zhàn)犯的審訊,越來越流于形式。日本軍隊在中國犯下了大量的罪行,而向中國方面引渡的戰(zhàn)爭罪犯,寥寥無幾。5月19日,美國陸軍部次長德萊勃(William H.Draper,Jr)領(lǐng)導的對日本的調(diào)查團,于19日公布報告,此報告稱德萊勃報告,又稱約翰斯敦(Percy Johnston)報告,主張削減日本的戰(zhàn)爭賠償數(shù)額,促使日本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中國人民飽嘗日本侵略的痛苦,美國的扶日政策,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的不安。于是,上海市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搶救民族危機聯(lián)合會發(fā)起10萬人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簽名運動。平、津、唐等地學生也紛紛響應。上海各大學教授338人于5月底致電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Harty S.Truman)、國務卿馬歇爾,要求美國政府放棄扶植日本的計劃,集中力量,以更多的物資加速援華,使中國早日步入建設之途。[21]工商教育界人士281人聯(lián)名于6月4日發(fā)表《對美國積極助日復興的抗議》,列舉了大量充分的事實,指出“美國援助日本軍國主義復興,越來越積極,越來越露骨”[22]。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紛紛表示反對美國扶植日本。
四五月間,美國駐上??傤I(lǐng)事葛寶德(J.M.Cabot)先后三次發(fā)表講話,對中國人民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情緒橫加指責。他甚至說:“不幸,中國學生卻被另一暴戾政治歪曲宣傳之誘惑,而在參加反美運動。他們的首領(lǐng)是從一個由美國捐款而支持之大學中出來的……很多人力斥此輩中國學生,不應如此侮辱及反對美國。良以此等學生之教養(yǎng)費用,皆出于美國農(nóng)民汗血所得,及納稅人慷慨貢獻,故他們有一種感情沖動,要求停止美國的援華計劃?!?sup>[23]6月4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公開發(fā)表書面聲明,為美國對日政策辯護,對中國學生團體反對美國對日政策表示遺憾,甚至對中國人民的反美情緒進行威脅:“余所確知者,即此舉對中美間之傳統(tǒng)睦誼實有嚴重之損害。倘仍繼續(xù)進行,可能致不幸之結(jié)果?!彼就綗o視中國人民的尊嚴,竟以美援為口實,指責中國人民對美國對日政策的批評:“尤令人遺憾者,乃此種舉動竟于美國現(xiàn)正著手于廣泛而鄭重之計劃,以協(xié)助陷于悲慘環(huán)境中之中國時發(fā)生,亦即要求美國人民協(xié)助復興全球被毀區(qū)域之際。且本人有可申述者,即此舉亦美國人民之所樂為者,而彼等對于此項努力,竟報以無理及不負責之攻擊美國政策,殊屬不解?!?sup>[24]葛寶德的談話和司徒的聲明更激起了廣泛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浪潮,各方面人士紛紛聯(lián)名對司徒聲明表示抗議。
國民黨政府對美國的對日政策表現(xiàn)軟弱,不敢公開抗議。上海市市長吳國楨表示:“美國并未扶植日本?!?sup>[25]外交部長王世杰發(fā)表聲明:“至于美國政府對于斯揣克報告及德萊勃(或稱約翰斯敦)報告之態(tài)度,吾人迄今尚未接獲美國政府之任何官方表示……本人深信中美兩國政府均決無縱容日本重整軍備之意念?!?sup>[26]這樣的軟弱態(tài)度,連國民黨內(nèi)的人士也普遍表示不滿。
6月5日,上海大中學校學生準備舉行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搶救民族危機示威大游行,但交通大學、復旦大學、美術(shù)??茖W校等校同學準備前往集合地點時,遭到軍警的阻截,多數(shù)學生不能出校。到下午2點,復旦大學、圣約翰大學、大夏大學及各中學生零星到達外灘的有四千多人,但被軍警馬隊層層包圍,未能移動游行,到下午7時多分批解散,54人被軍警逮捕。
北平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司徒曾任校長的燕京大學等12院校為反對美國扶日政策、抗議司徒雷登聲明、聲援上海學生,決定9日起總罷課兩天。9日,各校學生離校,中途受到軍警阻攔,后分別在西四牌樓、東華門集合。部分院校學生返回北大民主廣場后,召開反扶日示威大會,樓邦彥教授出席演講,針對軍警阻擾指出:“政治學上從沒有說人民不能公然反對政府的?!?sup>[27]對國民黨當局阻擾游行示威表示抗議。
由于美國使領(lǐng)館人員以美國救濟物資為詞,責備中國人民反對美國的扶日政策,天津北洋大學于6月中旬拒絕接受美國的營養(yǎng)品。北平方面起而響應。6月17日,燕京大學230人發(fā)表宣言,拒絕接受美國救濟團的營養(yǎng)救濟品。清華大學張奚若、金岳霖、朱自清等110位教授也聲明表示拒絕:“為反對美國政府的扶日政策,為抗議上海美國總領(lǐng)事卡寶德(即葛寶德——引者)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的污蔑和侮辱,為表示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氣節(jié),我們斷然拒絕美國具有收買靈魂性質(zhì)的一切施舍物資,無論是購買的或給與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絕購買美援平價面粉,一致退還配購證,特此聲明?!?sup>[28]當時,朱自清教授正身患重病,急需援助,出于民族的自尊,斷然拒絕美援。所以毛澤東評論說:“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lǐng)美國的‘救濟糧’。”[29]表現(xiàn)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股浩然正氣。
在這場反美扶日運動中,昆明學生于6月17日罷課一天,并舉行游行示威。但游行結(jié)束后,在一個月的時間內(nèi),警察和憲兵竟逮捕了一千多名師生,直到1949年4月15日才全部出獄。
北平的學生運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時,解放軍在東北已占有優(yōu)勢地位,解放了大批城市。一大批對解放軍感到疑慮的東北學生,紛紛盲目流落到關(guān)內(nèi)。國民黨政府在北平開設臨時大學和臨時中學來收容他們,但規(guī)模太小,許多學生無法上學,生活困苦。然而,北平市參議會通過了一個十分荒謬的決議,要電請中央,將東北學生交傅作義予以嚴格的軍事訓練,而且還要查考他們的背景、身份、學歷,成績不合格者,即撥入軍隊入伍服兵役。同時要求中央將東北各校一律停辦,將經(jīng)費交給傅作義,再貼補給東北在平學生和臨大[30]。東北學生原希望當局解決他們的生活和就學問題,對這一荒謬決議,感到十分氣憤。
7月5日上午,東北學生四千多人高呼反迫害、反饑餓、打倒參議會等口號,到市參議會請愿。但久久無人接見。憤怒的學生沖進門里,將市參議會辦公室和宿舍,以及同樓的北平市戡亂建國委員會北平市民眾清共委員會的門窗玻璃、家具什物搗毀,將市參議會門額改為“土豪劣紳會”、“三老四少會”。中午時分,學生隊伍到李宗仁官邸請愿。李因結(jié)束行轅事務,正好在北平。李宗仁接見了學生代表,答應了他們的一些要求,但學生要求市參議會正副議長到李的官邸門前向?qū)W生道歉,李表示副總統(tǒng)沒有權(quán)力要求民意機關(guān)來道歉。學生對李的回答感到不滿意,就又趕到東交民巷1號市參議會議長許惠東的公館,要求接見。但許避而不見。下午2時半,軍警局部戒嚴。傅作義雖然反對學生游行請愿,但“指示治安機關(guān),對學生行動始終采取容忍勸導方針。警備總司令部曾命令警憲人員,凡與學生接近者,一律徒手。從早8時直至下午7時,整整十一個鐘頭,餓著肚子,徒手勸導,維持秩序……警憲人員始終以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容忍態(tài)度,希望學生接受勸導,避免發(fā)生意外”[31]
盡管有此指令,但屬于中央系統(tǒng)的北平警備總司令陳繼承認為局勢嚴重,以電話請傅作義派部隊警備,傅指示“士兵不準帶槍,更不許打?qū)W生,士兵傷亡重賞重恤”[32]。陳繼承即調(diào)中央系的青年軍第二○八師搜索營及裝甲車四輛于下午5時半先后到達現(xiàn)場。這時,現(xiàn)場還有憲兵十九團、警察和保警隊,十分龐雜,而僅以警察局副局長白世維為最高指揮。搜索營到達后,將學生分隔成東西兩部分,竟荷槍實彈以戰(zhàn)斗狀態(tài)配備,機槍手伏地扣機待發(fā)。下午7時多,白世維走向西邊的學生勸導回去,學生正準備整隊返回,突然東邊發(fā)出一聲槍響,然后搜索營的機槍掃射,白呼叫不要打槍,已無法阻止。東邊學生中彈數(shù)十人,血染遍地。事后調(diào)查死亡學生八人、商人一人,受傷十多人。[33]
血案發(fā)生后,輿論嘩然。這些學生本不是左翼學生,政府方面是把他們歸屬于自己的人。所以,不僅學生對當局感到憤怒,即各方面的東北籍人士,也認為北平方面歧視東北,予以強烈譴責。東北朝野都聲援東北學生。北平中共地下黨學委事先不知道東北學生游行,事件發(fā)生后,決定秘密發(fā)動,于7月9日游行請愿,抗議“七五血案”,支援東北同學。當天,北平和東北在平二十五個單位的同學一萬多人,到北大民主廣場集合,舉行東北華北學生抗議“七五慘案”哀悼控訴大會。大會舉行之前,一萬多學生舉著“反剿民,要活命,大請愿”的大旗,先到副總統(tǒng)李宗仁官邸請愿。學生代表連續(xù)三次請愿,李都予以接見,他表示:“自己有職無權(quán),只能盡量幫忙,向地方及中央轉(zhuǎn)達?!弊詈?,同意學生要求,撤退開到官邸附近的戰(zhàn)車。于是,游行學生返回北大民主廣場,途中高呼“嚴懲七五慘案兇手傅作義”、“槍斃傅作義”、“槍斃陳繼承”。當天,維持秩序的警察憲兵,遵照命令,“均系徒手,對學生自早到晚抱定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之態(tài)度,紀律甚為良好”[34]。學生方面也比較克制。有記者問白世維:“今天游行會出事嗎?”白回答:“有北大領(lǐng)先,清華斷后,今天不會出事,他們都是游行的油子了。”[35]
國民黨當局對“七五慘案”相當重視,蔣介石先后派國防部次長秦德純、國民黨青年部長陳雪屏來北平調(diào)查,東北方面、監(jiān)察院方面都進行了調(diào)查。最后將陳繼承和青年軍第二○八師調(diào)離了北平。
8月14日,秦德純對記者發(fā)表談話,對事件作出判斷說:“‘七五’當天,學生之行動,相信其單純,‘七九’之游行,證之其表現(xiàn)之方式與所呼口號等,已變質(zhì)而復雜者?!?sup>[36]當時,教育部行政機關(guān)統(tǒng)計資料稱:共產(chǎn)黨“職業(yè)學生一年半來制造學潮109次,耽誤課業(yè)506天,學潮漫及十八重要都市”[37]。17日,行政院發(fā)布命令,為“安定秩序,肅清匪諜”,嚴禁罷工罷課游行,決心嚴厲鎮(zhèn)壓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19日,北平方面公布傳訊和拘傳學生名單250人,南京方面發(fā)出傳票147份。于是,中共地下黨即部署黑名單上的學生在廣大同學掩護下撤退。中共中央于8月22日發(fā)出指示,要求中共地下黨組織防止冒險傾向,并指示說:“現(xiàn)在敵人已向你們發(fā)出警號了。一切蔣管區(qū)的城市,尤其是上
海,應實行有秩序的疏散。不論黨內(nèi)黨外,凡是已經(jīng)暴露或為敵特注意的分子,都應設法離開崗位,首先向解放區(qū)撤退?!?sup>[38]此后,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即轉(zhuǎn)入配合解放軍的進軍,防止國民黨破壞城市,并協(xié)助解放軍接管城市的工作了。
國民黨政府也強化了新聞封鎖。黃炎培主辦的《國訊》,于1948年1月17日出版的第446期上,以研究中國的土地改革問題為題材,在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上海,公開刊布了中共的《土地法大綱》,進行討論。4月9日出版的第457期發(fā)表了本社的評論《土地改革決定一切》,認為:“從軍事方面看,國共兩黨在進行著全國性如火如荼的國內(nèi)戰(zhàn)爭,雙方的勝負,主要并不是決定于武器、配備和兵數(shù),而決定于誰能實行土地改革?!钡驮诔霭媲耙惶?,國民黨政府以“刊載為匪宣傳文字”,勒令???。在此之前,《時與文》曾遭停刊一個月的處分,《觀察》雜志遭到警告。7月間,在蔣介石親自主持的會議上,決定同時查封《新民報》、《觀察》雜志及真理社(通訊社)。7月7日,南京《新民報》被處永久??队^察》一時幸免。甚至言論謹慎的《大公報》(上海),也屢被警告。7月16日,南京《中央日報》發(fā)表文章:《在野黨的特權(quán)》,指責《大公報》負責人“王蕓生君是新華社廣播的應聲蟲”。8月7日晚,在漢口景明大樓,美國空軍人員舉行的舞會上,突然熄滅電燈,將陪舞的中國婦女二十多人集體強奸。各大報刊都被禁止刊登這一消息,企圖以此避免激起群眾反美浪潮?!稌r與文》雜志對此事件進行了強烈的抨擊。9月間,內(nèi)政部行文上海市政府,勒令《時與文》永久??骸安樯虾0l(fā)行之《時與文》雜志,屢作歪曲事實為匪宣傳之言論,前經(jīng)予以??粋€月處分在案。茲查該刊不改前非,仍屢作歪曲事實言論,為匪宣傳,動搖人心,意圖破壞公共秩序,尤以最近數(shù)期言論更趨偏激,茲依據(jù)出版法第卅二條之規(guī)定,予以永久停刊之處分。”[39]但仍允許于9月24日出版???。12月間,《觀察》上刊載了揭露國民黨軍失敗的軍事消息,蔣介石惱羞成怒,親自下令交與顧祝同,飭令上海警備司令陳大慶追查“泄密”者。《觀察》雜志于12月24日被查封,編輯部同人全部被捕,主編儲安平正在北平,得以幸免。直到南京解放,《觀察》雜志被捕人員才得以全部出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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