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垂釣圖

清·原濟作

紙本水墨

縱九一.八厘米

橫三七.一厘米

石濤和尚(原濟)和八大山人的身世相同，都是明朝宗室，清兵南下以后，遭到國破家亡之痛，隱名匿姓，遁跡空門。石濤的遭遇似乎比八大更慘，出世入世的思想矛盾表現(xiàn)得更為復(fù)雜；他童年就削發(fā)為僧，亡命離開廣西故鄉(xiāng)，一直過著流浪生活，從南京、安徽等地最后轉(zhuǎn)到揚州，客死異地。正因如此，石濤對祖國河山更多悵觸，亦更多眷戀；反映在他的山水畫上，蒼茫沉郁，較八大多真實性和現(xiàn)實性。八大傲岸不屈，倔強的個性反映在他的花鳥畫上，比山水畫更為突出；他畫鳥畫魚，每加夸張，呈現(xiàn)白眼向上，怒目而視，顯示出對當時統(tǒng)治者的對抗情緒。兩人的藝術(shù)風(fēng)格，異曲同工，各有千秋。

他們兩人之間是互相推重的。在當時環(huán)境下，當然不可能過從太密，從他們合作畫上看到兩者的心心相印，相互仰慕，但無法了解他們的往來情況。這些合作畫有：八大畫蘭石，石濤補竹；石濤畫桃源圖，八大寫《桃花源記》;八大畫水仙，石濤題詩；石濤畫蘭竹冊，八大題詩。這些作品，不一定在同一時間、兩人在一起時畫和題寫的。有關(guān)兩人關(guān)系的筆墨，歷劫不磨僅存于世者，則有石濤請八大畫的《大滌堂圖》和石濤畫給八大的《春江垂釣圖》。

《春江垂釣圖》作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比八大作的《大滌堂圖》早兩年，說明他們雖然很難見面，而書畫投贈卻相當密切。圖上題款是“八大長兄先生”。石濤一般給人上款稱呼總是道兄、道翁或單是先生，此圖稱“長兄先生”,可以證明他們是同宗兄弟，是較遠的支族。

此圖系石濤從揚州寄給八大山人的，是一幅經(jīng)心刻意的杰作。圖中一人，道家裝束，發(fā)結(jié)在頭頂正中，與他尋常畫的發(fā)結(jié)在后腦部位的明代裝束有所不同。又他畫人物比較清癯，而這個人物很是豐滿；據(jù)故宮博物院所藏八大畫像和記載對證，八大是很魁梧的，或許石濤把他印象中的八大在畫中點出了。八大作畫愛用簡筆，石濤也用了極簡練、概括的筆調(diào)，刻畫春波浩蕩的景色。一株古柳，嫩枝新垂，直下幾筆，腕力千鈞，生機蓬勃。對面一塊山石，正面橫皴帶點，是石濤拖泥帶水法的獨到本領(lǐng)，雖然著墨不多，而濃淡變幻層出不窮。山石輪廓主線，一波三折，妙在有節(jié)奏感，行筆從左到右，石頂一筆妙在大膽勾去，中間忽缺一段，意到筆不到，石頂左側(cè)下傾一筆乃干筆側(cè)鋒下撇，益增虛實相生、淡煙迷籠的感覺。水面葦芽，筆筆騰踔，剛健婀娜，兼而有之。整個構(gòu)圖，以少勝多，意境超脫。加以陶熔了鐘(繇)、顏(真卿)、蘇(東坡)、黃(山谷)各家書法，成為自己一體的手筆，題上豪雋的詩句：“天空云盡絕波瀾，坐穩(wěn)春潮一笑看。不釣白魚釣新綠，乾坤鉤在太虛端。”這種詩和畫的格調(diào)，開拓了后來揚州畫派的詩畫風(fēng)氣。

他們兩人在那個無可奈何的歲月中，惺惺相惜。他們的奇氣表現(xiàn)在繪畫藝術(shù)上，一方面繼承傳統(tǒng)，一方面開派立宗，是有清一代畫壇上的兩位闖將。特別是石濤，豎立起鮮明的革新旗幟。盡管當時統(tǒng)治者抹煞他們的成就，但是他們的藝術(shù)光輝終究照耀了人們的心目。

春江垂釣圖

也有人認為“石濤不可學(xué)”,其實問題在于要善于學(xué)習(xí)。前人的每一種流派，都有其時代的局限性，石濤也不例外；只要不是刻舟求劍地去學(xué)，而是學(xué)他們的創(chuàng)造精神，再加上自己的見解，則某派某家都可以學(xué)，而不致被某派某家所困住。否則，正如石濤對當時的畫風(fēng)提出的呼聲：“某家皴點，可以立腳；非似某家山水，不能傳久?！v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殘羹耳……”又說：“我之為我，自有我在。古之須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腸，我自發(fā)我之肺腑，揭我之須眉……”《苦瓜和尚畫語錄》又如：“……師古人之跡，而不師古人之心，宜其不能一出頭地也，冤哉！”(《石濤論畫》)這是石濤對當時食古不化而名重一時的畫家有感而發(fā)的。從石濤的繪畫理論上和具體作品上來看，他在藝術(shù)上的革新精神，很值得研究學(xué)習(x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