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懷瓘不僅是一位書法理論家，而且是一位書法史家，他對書法史的認識在于肯定其變，認為各體書法都有一個嬗遞發(fā)展的過程，他說： “文字之作，確乎權輿，十體相沿，互明創(chuàng)革。萬事皆始自微漸，至于昭著，春秋則寒暑之濫觴，爻畫則文字之兆朕。”( 《書斷》)以為字體的演變猶如季節(jié)的更換，由微變著，互相更替。故他十分強調(diào)變的作用，如論古文曰：“大歷梁丘藏《穆天子傳》及《魏史》至安厘王二十七年，其書隨世變易，已成數(shù)體?！闭撜虏菰唬?“草之書，字字區(qū)別，張芝變?yōu)榻癫?，……神化自若，變態(tài)不窮。”論飛白則借王隱、王愔的話說： “飛白變楷制也?！闭摬輹唬骸岸攀现冸`，亦由程氏之改篆，……伯英學崔、杜之法，溫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zhuǎn)精其妙。”由此指出了書體發(fā)展中的因變現(xiàn)象，以為書體隨世變易，新體是在改變和發(fā)展了舊體基礎上而產(chǎn)生的。
張懷瓘也肯定書法風格上的通變，他說：“物極則返，陰極則陽，必俟圣人以通其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評書藥石論》)因而他提倡書藝的創(chuàng)新，不變則書法就失去了生命。他在《書斷》中稱贊張芝的草書“實變造化之姿，神變無極”;王羲之“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批評陸柬之 “工于仿效，劣于獨斷，以此為少也”,可見他肯定新變的傾向。故以為： “與眾同者俗物，與眾異者奇材，書亦如然。為將之明，不必披圖講法，精在料敵制勝；為書之妙，不必憑文按本，專在應變無方，皆能遇事從宜，決之于度內(nèi)者也。”(《評書藥石論》)他以用兵作比喻，以為作書不能按照固定的程式，而要能隨時變化，因而他在論古今之書時能破除貴古賤今的陋習，以為“昔之評者，或以今不逮古，質(zhì)于丑妍，推察疵瑕，妄增羽翼，自我相物，求諸合己，悉為鑒不圓通也”(《書斷序》)。三國時曹丕的《典論·論文》中就指責了 “貴遠賤近”和 “闇于己見”的批評風氣，張懷瓘即繼承了此種主張，以為“今不逮古”、“求諸合己”等傾向都是批評中偏執(zhí)而不圓通的表現(xiàn)。他自己不榮古虐今的態(tài)度最鮮明地表現(xiàn)在他對王獻之的評價上，其 《書議》 中說：
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云： “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zhí)?！弊泳床鸥咦R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泳粗ǎ遣莘切?，開張于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茲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于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yōu)游；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張懷瓘在《書估》中也表現(xiàn)了相類似的意見，以為獻之“及其業(yè)成之后，神能獨超，天姿特秀，流便簡易，志在驚奇，峻險高深，起自此子”。可知他之所以盛贊子敬，因為子敬能突破前人樊籬而有所變通，他不僅勸其父“改體”,而且自己的書風也能另創(chuàng)新格，故張氏稱其“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在評品二王父子成就的高下時張氏雖說： “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書斷》)顯然受到唐太宗稱贊王羲之書“盡善盡美”(《王羲之傳贊》)的影響。但他也肯定了獻之有突過乃父之處，他說： “如小王書所貴合作者，若藁行之間有與合者，則逸氣蓋世，千古獨立，家尊才可為其子弟爾?！? 《書估》)又說： “若逸氣縱橫，則羲謝于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雖諸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為遒拔?！?《書斷》)又論獻之曰： “幼學于父，次習于張，后改變制度，別創(chuàng)新法，率爾私心，冥合天矩，觀其逸志，莫之與京?！?同上)顯然都以為獻之在創(chuàng)新方面超過了羲之。
張懷瓘特別肯定了獻之書法的“逸氣”,所謂 “逸”就是能“不拘常法”(朱景玄語),這正與子敬的書風相合，后世以 “逸品”置于 “神品”之上，也可見張氏對獻之的推崇。他對羲、獻的評價也不同于孫過庭。孫過庭對獻之的訾議是從倫理角度出發(fā)的，因獻之答謝安之問曾說自己的書法勝過父親，故孫氏以為 “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 《書譜》)。而張懷瓘則說：“安問子敬，君書如何。答云：‘家君固當不同?！苍疲骸庹撌獠粻枴！衷疲骸四堑弥　四硕讨x公也。”(《書斷》)張氏以為獻之的話是針對謝安的無知而言的，并非有意貶低其父，故不存在 “勝母之里”云云的疵瑕，他的觀點顯然是有意矯正孫說。故后來明代的李日華曰：“張彥遠(應為懷瓘)作《書估》,意在推翼子敬而稍薄右軍。至云 ‘若藁行之間有與合者，則逸氣蓋世，千古獨立，家尊才可為其子弟爾’,又云 ‘子為神駿，父得靈和，既靈且和，五氣俱備’。若與彥遠(應為懷瓘)握麈譚真，必當以五千文次 《逍遙》、《齊物》之后乎！ ” (《六硯齋筆記》卷四)已說明了他揚獻抑羲的傾向?？傊?，對于王獻之的稱頌出于張懷瓘對書法中新變的肯定，體現(xiàn)了他的書法發(fā)展觀。
張懷瓘在強調(diào)新變的同時也不廢古雅的標準，他評鐘繇曰： “幽深無際，古雅有余，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闭f王羲之： “損益鐘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庇衷u蕭子云之書：“妍妙至極，難與比肩，但少乏古風，抑居妙品?！?以上 《書斷》)可知他也頗重古質(zhì)的風格?？傊?，他不欲以時代先后定書之高下，故云： “鐘、張雖草創(chuàng)稱能，二王乃差池稱妙，若以居先為勝，鐘、張亦有所師，固不可質(zhì)文先后而求之，蓋一以貫之，求其合天下之達道也?！? 《書斷》)可見他的主張是很通達的，在文與質(zhì)、古與今之中，他并不偏執(zhí)一端，而以客觀的標準去衡量歷代書家，即力求合乎 “天下之達道”。
張懷瓘在書法理論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的《論用筆十法》總結了運筆的方法，不僅分析了各種筆法，而且注重筆畫與結體及章法的聯(lián)系；他的《玉堂禁經(jīng)》中介紹了鐘繇、王羲之以來書家在用筆、識勢、裹柬(即結體)等方面的經(jīng)驗； 《評書藥石論》指責當時書法上的流弊；《書斷》中對歷代書家的批評，其中都不乏精到縝密的見解。張懷瓘以論書名世，他對書法流變作了較系統(tǒng)的批評，在理論上頗多闡述，是一位自覺的書法理論家與書法史家。他在 《文字論》中說： “深識書者，惟觀神采，不見字形，若精意玄鑒，則物無遺照，何有不通？”顯然是他的夫子自道，可知他在書法批評上的精思冥求。故竇蒙說他 “利無推斥，道在專精”(《述書賦注》)。他又自稱其 《書斷》:“其一字褒貶，微言勸戒，竊乎《春秋》之意也，其不虛美，不隱惡，近乎馬遷之書也?！笨梢娖湟庠谧饕徊靠陀^的書史，在書法理論史上，如此自覺的批評意識是前所罕見的。
張懷瓘書論的出現(xiàn)說明盛唐時期書法理論的更趨成熟與完備，反映出當時對文藝的重視和在思想自由的氛圍下帶來的藝術批評的繁榮。張氏與在他之前的孫過庭可以說是唐代書論史上的雙璧，對后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張氏的朋友趙撰即贊其《書斷》:“統(tǒng)之美而絕舉，成一家之孤振，雖非孔父所刊，猶是丘明同事。”宋代朱長文仿其體而作《續(xù)書斷》,并說： “其善品藻者得三家焉：曰庾肩吾、曰李嗣真，曰張懷瓘，而懷瓘者為備?！?《續(xù)書斷序》) 可見當世與后人對他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