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zhí)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zé)，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wù)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于圣人之論矣。夫不能行圣人之術(shù)，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史記·李斯列傳》)

【注釋】　格虜：強悍的奴仆。尋常：古代長度單位，八尺為一尋，兩尋為一常。牂(zāng):母羊。跛牂：指跛腿的牧羊人。務(wù)：致力，從事。圣人：這里指法家所崇尚的圣人。樓季：戰(zhàn)國時期善于騰跳的勇士。
【譯文】　韓非說的“慈愛的母親會養(yǎng)出敗家的兒子，而嚴厲的主人家中沒有強悍的奴仆”是怎么回事呢？這是由于能嚴加懲罰的必然結(jié)果。所以商鞅的新法規(guī)定，在道路上撒灰的人就要被判刑。撒灰于道是輕罪，而加之以刑是重罰。只有賢明的君主才能嚴厲地督責(zé)輕罪。輕罪尚且嚴厲督責(zé)，何況犯有重罪呢？所以百姓不敢犯法。因此韓非又說，“對幾尺綢布，一般人見到就會順手拿走；百鎰熔化的黃金，盜跖卻不會奪取”,既不是因為常人貪心嚴重，幾尺綢布價值極高，盜跖淡泊利欲，也不是因為盜跖行為高尚，輕視百鎰黃金這樣的重利。原因是一旦奪取，手就會被燙傷，所以盜跖不敢奪取百鎰黃金；若是不堅決施行刑罰的話，那么一般人也不會放棄幾尺綢布。因此，五丈高的城墻，樓季也不敢輕易冒犯；泰山高達百仞，而跛腳的牧羊人卻敢在上面放牧。難道樓季把攀越五丈高的城墻看得很難，而跛腳的牧羊人把登上百仞高的泰山看得很容易嗎？這是因為兩者陡峭和平緩的情況不同。圣明的君主之所以能久居尊位，長掌大權(quán)，獨自壟斷天下利益，其原因并不在于他們有什么特殊的辦法，而是在于他們能夠獨攬大權(quán)，精于督責(zé)，對犯法的人一定嚴加懲處，所以天下人不敢違犯。現(xiàn)在不制定防止犯罪的措施，卻去仿效慈母養(yǎng)成敗家子的做法，那就太不了解前代圣哲的言論了。不能實行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除了能夠給天下當(dāng)奴仆之外，還能干什么呢？
【評說】　法家的“法治”與今日人們常說的“法治”截然相反，法家的“法治”是一種“權(quán)力之法”;而今天所說的“法治”是一種“權(quán)利之法”,是為了限制權(quán)力、保障權(quán)利。嚴刑峻法是法家推行“法治”的保障。法家的“法治”作為君主統(tǒng)治民眾的“帝王之具”,是以君主為本位，民眾是君主的奴仆而不可顛倒，君主的權(quán)力至高無上，所以君主在用鐵腕推行強權(quán)政治時，一切都顯得那么赤裸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