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寶應(762～763年)時，劉晏繼續(xù)實行第五琦鹽法，只是略有變通。鹽仍歸民制，官府收購，但把官運官銷改為商運商銷。即由官府在鹽場收鹽，把鹽稅加在鹽價里，再賣給鹽商，鹽商即可自由運銷，也就是民制、官收、官賣、商運、商銷五大步驟。實際就是“就場專賣制”。劉晏鹽法和管子鹽法、漢武帝時鹽法相比較，都屬專賣法，但又不全一樣。管子鹽法、以民制為主，官制為輔，劉晏法則純粹民制，并無官制。管子為官運官銷，劉晏則為商運商銷。這是管、劉不同之點，而就場官收則為相同之處。而漢武帝鹽法，制鹽運銷，全部歸官，完全是國家壟斷。劉晏法僅僅官收其鹽，仍由商運商銷，既不與鹽民爭奪制鹽的行業(yè)，也不與鹽商鹽販爭奪販鹽的利潤，故其鹽法影響深遠。劉晏治鹽政，有很多事例可作為后世來效法的，即：①在用人方面，他認為不在官多，而在于得到能干的人。鹽吏太多，則州縣受擾。他自己總領鹽務，首先就以減省官吏為第一件要事。他所選用的人，都是由科舉新中選的人擔任重要職務，這些人有朝氣，能力強。對于那些靠權勢親故走后門進來的人，雖然也給他們想得到的官品和厚祿，但從不讓他們負責具體事務。劉晏認為，知識分子有了官爵和俸祿，他們就會把名譽擺在私利的前面。而辦事的屬吏，常常沒有榮名與進取的要求，所以多把私利擺在名譽的前面。所以像查核財務出納之類的官，全部委派知識分子擔任，而屬奉令而行并不參加個人意見的文書之類的工作，才委派屬吏去做。這樣，所屬官吏，雖居數(shù)千里之外，對待上級下的指示命令，就能像在眼前一樣服從；白天晚上耳聞目睹的情況，都能如實上報。其結果是，國內四方物價信息，就能隨時掌握，沒有不先知道的。②在整理鹽場方面，他認為這是整治鹽務之本。劉晏當時主管東南鹽務，并兼管海鹽和井鹽，產區(qū)十分廣闊，然而所設鹽務機關——鹽監(jiān)，只有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處，且大都是在鹽產量大的地方才設置鹽吏和亭戶，廢除投入多產量少的鹽場。③實行常平鹽法。劉晏既采用商運商銷，考慮到商人看重利潤，趨易避難，只在容易到達的地區(qū)運銷鹽，在偏遠地區(qū)，就有可能有缺鹽之患。于是劉晏在僻遠地區(qū)貯存官鹽，以備不時之需。當鹽商不來這地區(qū)，鹽就會漲價，官鹽則以平價出售，這就叫做常平鹽。這樣做優(yōu)點有三條：其一、有了官鹽，鹽場不會因產量多而浪費掉；其二、各地貯存了官鹽，市場就不會暴漲鹽價，百姓也不會有無鹽之苦了。其三、通過常平鹽，國家增加收入，百姓并不感到增加負擔。④多建倉棧貯鹽。國家既然把民制鹽全部收購，而商運商銷及常平鹽又不可能很快把收購之場鹽全部運走，就必須多建倉棧，以貯積多余的場鹽。劉晏在吳、越、揚、楚，設立鹽廩有幾千所，既可杜絕場鹽外流的渠道，又可免去市場上銷售之短缺。⑤布置緝私有方。劉晏鹽法，既把民制鹽全部收購，又在鹽場把鹽轉賣給鹽商，鹽商可自由運銷，無銷售區(qū)域范圍的限制。然而對于場灶有可能流出私鹽，鹽商在購官鹽后，也可能夾帶私鹽，劉晏都設法加以防范緝察。所以在鹽場、鹽監(jiān)之外，選擇交通樞紐處另設巡院，即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埇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等十三處設置巡院。一可防止私鹽，二可調節(jié)余虧，傳遞信息。《唐書》上說：各道巡院，都召募駛卒，設置驛站，對市場及農業(yè)觀望聆聽，對各地物價漲落、農業(yè)豐歉災害，都了解清楚，路途雖遙遠，但很快京城就能知道。除去這五條，其他如免除其他附加鹽稅，也就減去了百姓重復交稅的負擔；運銷鹽不再劃分區(qū)域范圍，也減輕商人的負擔。史書稱唐代宗末年，用劉晏榷鹽法，收效極為顯著，鹽賦收入占唐政府總收入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