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nóng)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輒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這一首繼續(xù)寫移居后于農(nóng)務之馀詩酒流連之樂，及由此悟出的人生道理。
前四句概寫移居生活中的良辰美景與賞心樂事。因為春秋二季天氣清和，是宜于登高賞景的日子，每值這樣的日子，不可無友，不可無酒，不可無詩，一一寫到，可謂四美具。“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二句不但妙于發(fā)端，而且暗承上首末二句賞析詩文而來，篇斷意連，交接十分自然。“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與上二句似不連屬，若作樽酒品詩解會，則又可以承接。過門招飲，大呼小叫，態(tài)度不免村野，卻更見來往的隨便和情意的真率。
中四句補出農(nóng)務，更見閑暇的快樂?！稗r(nóng)務各自歸”,本言農(nóng)忙時各自在家耕作，但與上句飲酒之事在句意上相連屬，給人以酒闌人散、自忙農(nóng)務的印象。言罷農(nóng)忙散去，再說農(nóng)閑相思，相思復又聚首，仿佛又回到過門更相呼的情景，形成一個回環(huán)往復；在句法上則相應采用頂真的辭格，強調(diào)這一重復，從而在音情上妙合無垠。這一詩情的回環(huán)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詩意的不斷深化——過門招飲，已見情意的真率；閑時相思，更見友情的深摯；披衣而起，則見招之即來；言笑不厭，是必后會有期。
末四句由肯定此次移居，進而肯定選擇躬耕自資的生活道路正確無誤。“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二句緊扣移居題目，寫出在此久居的愿望——這種樂趣不比什么都美嗎，切莫匆匆離開此地！不言“此樂”而言“此理”,意味著詩人從任情適意的生活樂趣中悟出了一個道理，這個道理有點近乎王羲之《蘭亭集序》所說的：“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nèi)；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但是陶淵明欣于所遇、順應自然的人生觀，與東晉一般貴族士大夫的玄學自然觀的根本不同之處，就在于它不是無所事事、自命風雅的寄生哲學，而是從勞動生活實踐中悟出的人生真諦。結(jié)尾二句承上段帶出的“農(nóng)務”二字，點明自然之樂的根源在于勤力耕作，這是陶淵明自然觀的核心。詩人認為人生只有以生產(chǎn)勞動、自營衣食為根本，才能欣賞恬靜的自然風光，享受純真的人間情誼，并從中領(lǐng)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它以“自然有為”的觀點與士族玄學“自然無為”的觀點針鋒相對，是陶淵明用小生產(chǎn)者樸素唯物的世界觀批判改造士族玄學的產(chǎn)物。
晉宋之際，玄風大熾，一般詩人都能談理，玄言詩于是乎興。而從玄言詩脫胎的山水詩，也多以自然證理，帶上一個玄言的尾巴，以理贅于辭為后人所詬病。而陶淵明詩亦談理，卻能做到情中化理，以理入情。如此詩以自在之筆寫自得之樂，將日常生活中鄰里過從的瑣碎情事織成一片行云流水，使人切實感到勤勞者得此馀閑所特有的一種快樂，不待末二句明點此理，自有理趣先行于字里行間，而末二句只是畫龍點睛，水到渠成，殊非蛇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