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上半年，日本在華北大量增兵，華北五省名存實亡，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形勢的發(fā)展迫切需要將各地的救國力量團結起來，建立一個全國統(tǒng)一的救國聯(lián)合陣線，以進一步推進抗日救國運動。同時，救國運動的倡導者們認為，只有人民自己首先聯(lián)合起來，才能促進國內各黨派的聯(lián)合，形成全國全民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
這一年1月，平津學聯(lián)代表在山東濟南與齊魯大學學生開會，議決發(fā)起成立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并籌備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3月間，在上海召開的全國學生救國聯(lián)合會籌備會，把促進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的成立作為它的工作任務之一，隨后派人前往華北、華中、華南各地聯(lián)絡，物色邀請出席全國學聯(lián)成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的代表。
經(jīng)過兩個多月的籌備，在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的號召和領導下，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以下簡稱全救會或救國會)在上海圓明園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xié)會召開成立大會，到會有華北、華南、華中及長江流域二十余省市六十多個救亡團體代表共七十余人，有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史良、沙千里、吳耀宗、錢亦石、錢俊瑞、胡子嬰、杜君慧、潘大逵、高士其、曹亮、王新元、黃敬、劉江陵、李嘉宇、陸璀、董毓華、張申府、劉清揚、曹孟君、孫曉村、薛保鼎、汪德彰、狄超白、王楓、何偉、段君毅、何明理、吳祖貽、李章達、何思敬、吳涵真、石不爛、洪飆、方少逸、吳超炯、譚冬青、唐守愚、徐范、李仲融等^[1]。第二天(6月1日),又有無錫、泰安和十九路軍代表趕來參加大會。主席沈鈞儒致開會詞說：“目下中國的危機，已經(jīng)不是‘國難嚴重’四字所能全部表現(xiàn)，而是快到亡國境地了。所以，全國不愿意做亡國奴的同胞，實在有大家團結起來的必要。同時，我們一定要促進全國各黨各派各實力分子，停止內戰(zhàn)，一致聯(lián)合，抗日救國。但是人民自己假使不先聯(lián)合起來，便無從促進各黨各派合作的。”^[2]會議聽取了平津民族解放先鋒隊、南京救國協(xié)進會、上海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廣東教育界、廣西全省學聯(lián)會、武漢文化界救國會等三十余團體代表的報告，通過了《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成立大會宣言》、《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章程》等重要文件，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吳耀宗等四十余人為執(zhí)行委員，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孫曉村、曹孟君、張申府、劉清揚、何偉等十四人為常務委員?！毒韧銮閳蟆酚浾邎蟮勒f：“綜計大會繼續(xù)二日夜，各代表始終精神鼓舞，尤其是大會對于抗日救國，完成具體的共同認識，形成全國人民的民族大聯(lián)合戰(zhàn)線，實為救國之一更高階段的表現(xiàn)。”^[3]從此，救國運動有了一個全國性領導機構和更明確的救國方針，這對于聯(lián)合全國各種抗日救國力量，推動救國運動的向前發(fā)展，是有極大的意義的。
全救會的宣言和政治綱領等文件指出：日本大陸政策的主要目的在滅亡中國，中國人民唯一救亡圖存的要道，在全國各實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殘殺消耗國力的內戰(zhàn)，從速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廢棄一切引導人民親敵、墮落民族氣節(jié)的所謂“合作”、“親善”、“敦睦邦交”等可恥口號，并給予人民以抗敵的組織和言論的自由。誰如果“放棄了當前的大敵，對敵人作無限止的讓步，而想用武力征服敵黨敵派，用權威排除異己，用權術鞏固政權，那結果反只有使人心離散，而自陷于覆亡”?！爸醒胍淹腻e誤，是在政治上放棄了民族革命的任務，而只在武力上企圖征服全國；中央目前的錯誤，是對外放棄了民族共同的大敵，而只對內在消滅異己上面把國防力量作孤注之一擲。我們?yōu)檎麄€民族打算，不忍再見任何力量在內部沖突中消耗，尤其不愿意中央在錯誤政策之下，消耗了它高度優(yōu)勢的實力”^[4]。
文件規(guī)定全救會的宗旨是：“團結全國救國力量，統(tǒng)一救國方策，保障領土完整，圖謀民族解放?！?sup>[5]現(xiàn)階段的主要任務是促成全國各黨各派的團結合作，共同抗日；要求各黨各派立即停止軍事沖突，派遣正式代表進行談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敵綱領，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抗敵政權”^[6]。人民救國陣線愿為中介人，以全部力量保證各黨各派對于共同綱領的忠實執(zhí)行，制裁任何黨派違背共同綱領以及一切足以削弱抗敵力量的行為；并且鄭重聲明：人民救國陣線沒有任何政治野心，沒有爭奪政權的企圖，而不過是要盡一份人民救亡的天職；它同國民黨當局的抗爭，只“是一個政策之爭，而不是政權之爭”^[7]。還指出：中國需要一個爭取自由獨立的民族革命，是人民大眾的一致要求，救國陣線的共同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并且認定，民主制度的確立，是各黨各派徹底合作的基本條件，因此要求保障人民結社、集會、言論、出版的自由，堅決反對以指導民眾組織名義消滅民眾組織，以統(tǒng)制輿論名義消滅輿論。文件還提出外交上要求聯(lián)絡歐美、蘇聯(lián)和弱小民族，建立太平洋安全制度，并對國內教育、工商業(yè)、士兵、勞工、農(nóng)民、婦女、兒童、國內民族、僑胞、失業(yè)及災荒等問題，提出了具體方案^[8]。
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四人聯(lián)名發(fā)表《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重要文章。文章系潘漢年授意，由在香港的胡愈之、鄒韜奮起草，陶行知適因出席歐洲世界新教育會議和世界學生青年大會途經(jīng)香港，亦參與了商討。文稿完成后，由鄒韜奮攜至上海，再與沈鈞儒、章乃器等救國會同人作詳盡的討論并修改，最后由四人署名發(fā)表^[9]。文章分析了國內一般政治形勢，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們關于建立救亡聯(lián)合陣線(亦即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立場和主張。文章明確要求蔣介石國民黨改變先安內后攘外的政策，與紅軍停戰(zhàn)議和，共同抗日，指出：“五年來安內的經(jīng)驗告訴我們，這一主張是失敗了。五年來安內的結果，剿共軍事并沒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卻發(fā)生了裂痕?？梢姲矁日卟⒉荒艽俪烧嬲膬炔拷y(tǒng)一，而唯一得到‘安內’的利益的，卻是我們共同的敵人。照這樣情形下去，恐怕‘內’不及‘安’,而中國全部早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了。”文章表示贊同中國共產(chǎn)黨提出的停止內戰(zhàn)，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希望共產(chǎn)黨在“具體行動上，表現(xiàn)出他主張聯(lián)合各黨各派抗日救國的一片真誠”;要求“紅軍方面，應該立即停止攻襲中央軍，以謀和議進行的便利；在紅軍占領區(qū)域內，對富農(nóng)、地主、商人，應該采取寬容態(tài)度；在各大城市，應該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勞資沖突”。還要求共產(chǎn)黨糾正黨內某些青年在救國運動中，“提出階級對階級的口號，以及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口號，以破壞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左傾幼稚行動。文章表示要堅定不移地站在救亡陣線的立場上，不動搖，不妥協(xié)退讓，直到中華民族解放取得完全勝利。
救國會的宣言、政治綱領和沈鈞儒等四人聯(lián)名的上述公開信發(fā)表后，引起國內各方面的強烈反響。巴黎《救國時報》全文轉載了宣言和政治綱領等文件，編者按語中說：“該會之成立，顯然為我國救國運動一最重大的進展；該宣言與綱領之發(fā)布，顯然為我國救國之最重要的文件?！?sup>[10]同時發(fā)表社論說：宣言不僅接受了四年以來我中華民族從血淚中所得來的一切教訓，提出團結抗日的主張，“正是目前時局的重心”,“恰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心聲”^[11]。一篇題為《良藥》的文章說：沈鈞儒等團結御侮的文章，各方應把他們的意見當做苦口的良藥，逆耳的忠言。“不抵抗無以救亡，不締結聯(lián)合戰(zhàn)線無以抵抗，不爭取國共合作，無以形成聯(lián)合戰(zhàn)線。四位先生不辭大聲疾呼，正給了我們以良好的示范，就是我們要以集銳攻堅的態(tài)度，來爭取國共合作的實現(xiàn)。”^[12]一位署名為“忠實的國民黨員”在信中指出：“四位先生的宣言，不獨給了我們救亡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正確立場，而且指出了目前各黨各派的最低任務，說得真是誠懇、中肯、具體、公平與周到。這宣言給我以極大的勇氣來說話。我身為國民黨黨員，忠實于革命事業(yè)的國民黨員，是百分之百的贊成宣言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13]還有的讀者撰文說：“他們的話是代表著千千萬萬的民眾從心坎兒發(fā)出的要求。聯(lián)合各黨派一致抗日，已不是某一黨某一派的主張，而是全國民眾共同的愿望。讀了這個宣言以后，使我對國事前途抱著無限的樂觀，因為中國內部漸漸的團結；同時也更明白了國內團結問題的癥結之所在?！?sup>[14]成都救國會的《力文半月刊》第四期刊載了“團結御侮”的文章后，受到各階層群眾的重視，廣大青年更是爭相閱讀，影響很大^[15]。馮玉祥后來寫道：“《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這篇文章真是震動了全中國各界的人們的心。大家都希望按照他們這篇文章去做，并希望馬上就實行?！?sup>[16]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充分肯定了救國會提出的全國團結一致，抗日救國的主張。1936年8月10日，毛澤東在給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沈鈞儒及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一封信中，對救國會的宣言與綱領，以及《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文章，表示極大的同情和滿意，說：“這些文件已經(jīng)在我們這里引起了極大的同情和興奮，認為這是代表全國最大多數(shù)不愿作亡國奴的人民之意見與要求。因此，我特代表我們的黨、蘇維埃政府與紅軍，向你們致送熱烈的敬禮！同時并向你們及全國民眾申明：我們同意你們的宣言、綱領與要求，并愿意在你們這些綱領和要求下面，同你們同一切愿意參加抗日救國的黨派、團體和個人誠意合作與共同奮斗！”他在信中還指出，共產(chǎn)黨員應當參加各地方的救國運動和救國組織?！拔覀冊敢饨?jīng)過這些團體和運動貢獻我們所有力量，并在這些團體中和各黨各派及一切不愿作亡國奴的人民，共同為挽救中華民族的滅亡而奮斗。但我們的黨員絕對遵守服從這些團體的章程、綱領和大多數(shù)通過的決議。”毛澤東在信的最后表示：“我們很榮幸的簽字于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的綱領之后！”^[17]
毛澤東隨后在另一封信中又說：“先生們抗日救國的言論和英勇的行動，已經(jīng)引起全國廣大民眾的同情，同樣使我們全體紅軍和蘇區(qū)人民對先生們發(fā)生無限的敬意！但要達到實際的停止國民黨軍隊對紅軍進攻，實行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先生們與我們還必須在各方面作更廣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泵珴蓶|在信中還宣布已委托潘漢年與他們聯(lián)系，交換意見，并轉達對他們的熱烈希望^[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