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頓首。陳將軍足下： 無恙，幸甚，幸甚！

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①，朱輪華轂，擁旄萬里^②，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③，聞鳴鏑而股戰(zhàn)，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nèi)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④，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責(zé)功，棄瑕錄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側(cè)于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談也。朱鮪涉血于友于^⑤，張繡剚刃于愛子^⑥，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勛重于當(dāng)世。夫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fù)，先典攸高^⑦。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jié)，奉疆埸之任，并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顏借命，驅(qū)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⑧;姚泓之盛，面縛西都^⑨。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fàn)€。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dāng)系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于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⑩，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

想早勵良規(guī)，自求多福。當(dāng)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huán)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 。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注〕?、?開國稱孤： 開建邦國。孤，王侯自稱。502年4月蕭衍稱帝后，陳伯之“進號征南將軍，封豐城縣公，邑二千戶”(《梁書·陳伯之傳》)，并依舊任江州刺史。晉以后封爵，自郡公至縣男，皆冠以“開國”之號?！、?擁旄萬里： 拿著朝廷頒發(fā)的旄節(jié)，號令一方?！段倪x》李善注引荀悅《漢紀》有“今之州牧，號為萬里”的說法?！、?奔亡之虜： 逃亡投敵分子。502年，疑心很重的陳伯之，受野心分子褚緭等人的蠱惑，叛梁降魏(詳《通鑒·天監(jiān)元年》及《梁書·陳伯之傳》)?！、?猖獗： 傾覆、失敗?！、?朱鮪涉血于友于： 朱鮪(wěi)，王莽末年綠林軍將領(lǐng)，曾勸更始帝劉玄殺害光武帝劉秀之兄伯升。后劉秀攻洛陽，鮪堅守。劉秀令岑彭勸降，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眲⑿銖?fù)令彭往說： “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遂降。友于：兄弟。⑥ 張繡剚刃于愛子：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fù)反。公與戰(zhàn)，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四年冬十一月，張繡率眾降，封列侯?！薄、?不遠而復(fù)： 《易·復(fù)》： “不遠復(fù)，無祇悔，元吉?！薄墩x》： “不遠復(fù)者，是迷而不遠即能復(fù)也。無祇悔元吉者，祇，大也，既能速復(fù)，是無大悔，所以大吉?！薄、?慕容超： 十六國時南燕君主。劉裕北伐，生擒之，解赴建康斬首。東市： 原為漢代長安處決犯人之處，后泛指刑場?！、?姚泓： 十六國時后秦君主。劉裕伐泓，長驅(qū)入關(guān)。王鎮(zhèn)惡克長安，生擒姚泓，斬于建康。西都： 長安?！、?廉公之思趙將： 廉頗，趙之良將。趙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遂奔魏，魏不能信用。趙王思復(fù)得廉頗，頗亦思復(fù)用于趙。然因使者之言以為老，遂不召。廉頗入楚為楚將，無功，曰： “我思用趙人?！币姟妒酚洝ちH藺相如列傳》?！? 吳子之泣西河： 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于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于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shù)行下，曰： “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見《呂氏春秋·長見》，又見于《觀表》篇?！? 白環(huán)西獻： 《竹書紀年》卷上載帝舜有虞氏時，“西王母來朝，獻白環(huán)、玉玦”?！? 楛矢東來： 《國語·魯語下》：“仲尼曰：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yè)。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贝藘蓷l引用典故，言梁朝之盛明?！? 夜郎滇池，解辮請職： 古夜郎國在今貴州桐梓東。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夜郎王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入朝。古滇池國，在今云南昆明一帶。漢武帝元封二年(前109)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以為益州郡?！妒酚洝の髂弦牧袀鳌贩Q夜郎、滇等民“皆魋結(jié)(椎髻)”，巂、昆明“皆編發(fā)”。解辮請職謂改易風(fēng)俗，服于中朝，請求封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 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昌海： 即昌蒲海，一名蒲昌海，又名鹽澤，去玉門、陽關(guān)三百余里，廣闊三百里。此言其附近諸國。蹶角受化謂以額角叩地，表示歸順。梁武帝蕭衍甫即位，即封高句驪王高云為車騎大將軍，百濟王馀大為征東大將軍，見《梁書·武帝紀》。　? 北狄： 指北魏。古代對北方民族稱狄?！? “中軍臨川殿下”三句： 《梁書·武帝紀》：“(天監(jiān)四年)冬十月丙午北伐，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都督北討諸軍事?！薄? 洛汭、秦中： 洛汭，洛水入黃河處，在河南洛陽、鞏縣一帶。秦中，今陜西中部地區(qū)。當(dāng)時均屬北魏。

《與陳伯之書》是一篇優(yōu)美的駢體書信，系丘遲晚年之作。丘遲今存文章十三篇(見嚴可均輯的《全梁文》)，詩十一首(見逯欽立輯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明人張溥認為，使丘遲能在文學(xué)史上站得住，“其最有聲者，與陳將軍伯之一書耳！”(《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題辭》)

一封書信產(chǎn)生了明顯的政治作用，招降了八千叛軍，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其中復(fù)雜的歷史因素，有待于認真探討。但是，它在文學(xué)上的成就，我們似乎可以從“盡言”和“盡情”兩個方面加以認識。

丘遲的同輩人劉勰(與遲同游于蕭宏之門)，在《文心雕龍·書記》篇里，對自漢以來的書札作了理論分析。他舉出其中的優(yōu)秀作品，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東方朔的《難公孫宏書》、楊惲的《報孫會宗書》、揚雄的《答劉歆書》，雖然風(fēng)采各異，但都具有感情充沛、氣魄雄偉的特點。劉勰十分強調(diào)這些名家在書簡寫作上能自出機杼，灌注情感(“并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劉勰進而總結(jié)書札“本在盡言，言以散郁陶，托風(fēng)采”。如何“散郁陶”呢？應(yīng)該文字暢達，發(fā)抒情性，曲盡心聲(“故宜條暢以任氣，優(yōu)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

“盡言”和“盡情”是互為依存的，以理服人，以勢導(dǎo)人，離不開以情動人。而以情動人，總是有待于透徹的說理和敏銳的時勢分析。應(yīng)該說，在這個水平上看《與陳伯之書》，總是會有教益的。

從“盡言”來說，作者丘遲如僅以老朋友身分率直地向陳伯之進忠告，顯然也是可行的，但必須審時度勢，洞察隱情，打開對方的心扉。應(yīng)該注意到，寫這封信的時候(梁武帝天監(jiān)五年即公元506年三月)，形勢有微妙的變化。前一個月，陳伯之打敗了南方名將昌義之而威震江淮，而本月份北魏咸陽王元禧的兒子元翼等三貴胄投奔梁朝，使集結(jié)洛口的北伐軍平添聲色。此時此刻，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都顯示了重要意義，如何將“勸降書”寫得得體，能打動對方，的確是不容易的。

信是從肯定陳伯之的才干寫起的?！坝鹿谌姟?，“慕鴻鵠以高翔”等詞色很重的獎借話頭，不能看成虛美，是為“昔因機變化”作鋪墊的。丘遲充分肯定了陳伯之四年以前隨梁武帝蕭衍引兵進圍建康，消滅南齊東昏侯暴虐統(tǒng)治之舉。但是，細按史書，陳伯之當(dāng)年的起義是頗為猶豫的，說穿了，他是蕭衍逼降的(逼降的經(jīng)過，具詳《通鑒·中興元年(公元501年)》。然而，參與討伐東昏侯，畢竟是陳伯之政治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頁。沒有對這一頁的充分肯定，就樹立不起陳伯之重新歸義的信心與決心。然而，揄揚之筆也不能突兀生硬，總得有前因倚托。因此，“勇冠三軍”云云雖稍嫌過譽，但把它放在“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這一段有滋有味的回顧之前，就特別中聽，顯得順理成章。寫到這里，再將過去的明智、顯赫，與今日“聞鳴鏑而股戰(zhàn)，對穹廬以屈膝”的卑怯加以對比，真使人愧煞，悔煞，難以自容。過去的評箋家，只從章法上著眼，認為這是一種“擒縱之法”，實質(zhì)上這更是在“盡言”，是“言以散郁陶”，是對老朋友肝腸內(nèi)熱的開導(dǎo)，給老朋友解思想疙瘩。

信的第二段先是分析陳伯之失誤的原委。“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nèi)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贬槍﹃惒嘁傻男愿袢觞c，這一段剖析事理很細，很有層次。

陳伯之是一個“目不知書”、草莽起家的亂世英雄，在擾攘的齊梁之際，他發(fā)跡了。公元494年，他還是平西將軍王廣之軍前的部將，過了四年就獨當(dāng)一面，升任冠軍將軍、驃騎司馬，在淝口一帶與北魏抗衡。再過一年即被東昏侯大用，為江州刺史都督前鋒諸軍事，據(jù)尋陽以拒梁武(蕭衍)，而尋陽則是齊朝西面的重鎮(zhèn)。在齊、梁建康決戰(zhàn)之際，他的確是舉足輕重的大人物了。當(dāng)蕭衍逼降他的時候，他“猶懷兩端”，直到蕭衍大軍壓境，他才殺了新蔡太守席謙“束甲請罪”。而他作了蕭衍的江州刺史不到一年，就由“自疑”而投奔北魏去了。這個“自疑”是陳伯之性格中最突出之點，也是他反復(fù)無常的內(nèi)在原因。政局急劇動蕩，使軍閥們最重視保存實力，計較眼前利害，陳伯之的反復(fù)與此有直接關(guān)系。丘遲緊緊抓住陳伯之“自疑”的性格特點，“抑揚乎寸心”，解陳伯之的思想疙瘩，可謂深中肯綮。天監(jiān)元年(502)，陳伯之“沉迷猖獗”，叛梁降魏，第一位的原因至少是“不能內(nèi)審諸己”(自己沒有主見)，同時也不能忽視“流言”的蠱惑作用。對于朋友的這個嚴重的歷史問題，如有意回避，則進言就不真誠，對方必難以置信；如過于追究個人責(zé)任，這個“草莽英雄”也會產(chǎn)生對立情緒，聽不進忠告。只有這樣設(shè)身處地、推心置腹的分辨是非，才顯得出老朋友之間“肝膽相照”的友誼。關(guān)于陳伯之的“沉迷猖獗”，《梁書·陳伯之傳》的記載是清楚的： 彼時有個野心分子褚緭 ，在建康鉆謀不到好職位，看到“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有自疑意”，于是就跑到江州攛掇陳伯之。而陳的親信鄧繕、戴永忠“并乘伯之愚闇，恣行奸險”。而恰在這時，注目江州的梁武帝蕭衍，又派陳伯之的兒子陳虎牙從京城到江州“私戒伯之”(《通鑒》)，并委派替換鄧繕的人，于是矛盾激化了，陳伯之在一群策反者的包圍下，作出了投降北魏的決定。丘遲在這樁歷史公案面前是非清楚，詰責(zé)極有分寸。信中持論如此正，陳義如此高，自會令人心折。然而，丘遲的“盡言”尚不止此，他要把陳伯之疑懼的根子挖出來。信的第二段接著極論梁朝寬大政策，遠引歷史著名事例，近舉陳伯之切身私事，反復(fù)設(shè)譬，層層論證，就是這個用意。對比劉秀、曹操不念舊惡，“將軍無昔人(朱鮪、張繡)之罪，而勛(指討東昏侯)重于當(dāng)世”，就很有說服力；引證《易經(jīng)》上“不遠而復(fù)”的話，強調(diào)“迷途知返”，就有理論根據(jù)。真心話自與真感情相伴而至，丘遲語重心長地告訴陳伯之，“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陳伯之牽腸掛肚的事釋然于心，自會相信“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是真的。這樣理愜情真的勸說，對方不能不動心，不能不考慮。

第三段進一步剴切地陳述現(xiàn)實的利害，“盡言”、“盡情”又有所深入： 而今梁朝君臣相得，榮華富貴可以“傳之子孫”的情景，是陳伯之衷心向往的。而側(cè)身異族的危殆，不論從歷史和現(xiàn)實講都是嚴峻的；何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都是可以復(fù)按的事實。光說北魏宣武帝元恪即位以來，統(tǒng)治中樞的激烈政爭就夠怵目驚心了。公元501年宣武帝的叔叔咸陽王元禧圖謀起兵被殺。公元504年北海王元詳遭權(quán)臣高肇之忌，被囚暴卒。推前幾年(497)因孝文帝遷都洛陽，血案迭起： 太子元恂，貴胄元業(yè)、元隆、元超，大臣穆泰等相繼被殺。由于南北對峙，邊境上常有叛降之事發(fā)生，而公元505年竟有三個北魏重要人物降梁： 正月，驍騎將軍鎮(zhèn)守合肥的夏侯道遷降梁。二月，氐王楊集起、楊集義叛魏，斷漢中糧道。十一月，益州刺史王足奔梁(均見《通鑒》天監(jiān)四年)。接觸這些敏感的事實，陳伯之會有一種“魚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飛幕之上”的危機感，不能不認真自謀。

第四段宕開筆墨寫“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迷人醉人的江南春景，和第二段“高臺未傾，愛妾尚在”的溫馨生活聯(lián)系起來，怎能不使陳伯之動歸首之情？緊承這一段樸素優(yōu)美的寫景文字，接踵而來的是回腸蕩氣的抒情排句“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于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 把感情推向高潮。人們歷來激賞“暮春三月，江南草長”等四句，認為這是寫活了江南暮春綺麗的風(fēng)光。人們也承認這寫景名句有強烈的移情作用。然而，似乎還應(yīng)該注意到，這些寫景名句，只有如此這般地鑲嵌在《與陳伯之書》里，才顯出非凡的動魄悅魂的力量。人們眷戀故土的感情是沁透心脾的。中唐詩人劉商在他頗負盛名的樂府詩《胡笳十八拍》第六拍中寫道： “怪得春光不來久，胡中風(fēng)土無花柳。”南方旖旎的花柳春光，對羈留北土的蔡文姬當(dāng)然是不堪回首的。晚唐詩人錢珝在他的七絕《春恨》之一里寫道： “負罪將軍在北朝，秦淮芳草綠迢迢。高臺愛妾魂消盡，始得丘遲為一招?！卑殃惒墓蕠祭斫獾幂^全面，既包括故土的眷戀，也有親人的縈懷。丘遲的信從這兩個方面較深地觸動了陳伯之的思緒，一定程度上扣開了叛將的心扉。

第五段既是必不可少的收束，也有一點宣傳勢頭。夸張梁朝的“盛德”服四夷，是空泛一些，但特別提示此次身膺北伐重任的是臨川王蕭宏殿下，卻值得玩索。蕭宏此次掛帥，不僅因他是梁武帝蕭衍之弟，“明德茂親”，來頭不小；尤其在“北人”眼里有不尋常的反響： “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shù)十年所未之有”(《梁書·太祖五王傳》)。陳伯之自然是“北人”中之一員，他對蕭宏北伐將會有怎樣的反響，丘遲秉筆時一定有過掂量。

必須看到，丘遲寫這封信具有權(quán)威身分。丘遲的這種權(quán)威身分，陳伯之是明確意識到了。時代略晚于丘遲的歷史學(xué)家劉璠(510—568)，在《梁典》里記述： “帝(蕭衍)使呂僧珍寓書于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轉(zhuǎn)引自《文選》李善注)這一條史料值得重視，它明確告訴我們： 《與陳伯之書》是梁武帝蕭衍授意呂僧珍讓丘遲起草的。呂僧珍是梁武帝的親信大臣，梁武帝受禪后他是“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總知宿衛(wèi)。天監(jiān)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晝直中書省，夜還秘書”(《梁書·呂僧珍傳》)。丘遲有了皇帝的承諾和諒解，代表皇帝而又以老朋友的情誼，草擬這封“盡言”、“盡情”的書札。陳伯之駐軍壽陽，首當(dāng)北伐大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之沖，接到這封情至意切而有權(quán)威的書信，怎能不幡然來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