畬族居住在中國福建、浙江、江西、廣東、安徽五省八十多個縣市的部分偏僻山區(qū)或半山區(qū)，福建、浙江是較集中的區(qū)域。據(jù)1982年統(tǒng)計有三十六萬多人。畬語屬漢藏語系苗瑤語族苗語支，僅廣東省東部有極少數(shù)畬人用苗瑤語族的布努語。其音樂以民歌為主，民歌中又以山歌最普遍。畬人通稱民歌為“果”或“霞果”。畬族好歌，每年有若干次盛大歌會舉行，節(jié)期因地而異，較重要的固定歌節(jié)有會親節(jié)、分龍節(jié)以及農歷二月二、三月三、六月一、七月七、八月十五、九月九等。傳統(tǒng)的畬族民歌有敘事歌、小說歌和雜歌三類。敘事歌多是唱祖先族源一類題材，如盤匏歌、麟豹歌等。小說歌多為據(jù)漢族流行的著名章回小說或評話本子而改編過來的說唱性質的歌種，如《梁山伯與祝英臺》、《白蛇傳》等。雜歌是一種包羅豐富的歌種，其內容廣泛，形式多樣，如小令、嫁女歌、猜謎歌、字歌、分字歌、十條起、散條等。畬歌的唱法甚多樣，除一般常見的獨唱、齊唱、對唱外，尚有富有特點的重唱，畬人稱重唱為“雙條落”或雙音，主要流傳于閩東的寧德和霞浦。兩地的雙音唱法各有特點，寧德的雙音是以聲部模仿為主的輪唱歌曲，偶爾也有支聲與和音因素；霞浦的雙音是領合式的，曲調有較大的即興性，低音部常在下方三度作自由模仿。

福建羅源畬族對歌

畬族山歌的唱法很多樣，共有三種不同的唱法。一是用本嗓唱，叫“平講”;一是用假聲唱，畬人尤愛此唱法；另一種是在假嗓唱法上再將音區(qū)拔高，叫作放高音。因唱法的不同，致使同一歌詞可產(chǎn)生三種不同的曲調。如平講調，音區(qū)較低，旋律與語言音調貼合，常用依字行腔的旋法，多用級進音型，情緒顯得較寧靜。見下例：

假聲唱的旋律音區(qū)比前者拔高四、五度，節(jié)奏悠長，音調高亢，同音反復的旋法與波峰型的起伏旋法交織更替，再加上五拍子和三拍子的運用，音樂情緒顯得活躍明朗。如下例：

放高音的唱調音區(qū)更高，旋法多用大跳進行，情調激越而奔放。如下例：

由于畬族以大雜居、小聚居的形式與其它民族和漢族雜居，故各地的音樂大都有不同程度的地方色彩和個性特點，地區(qū)性與民族性并存。但又因畬族歷史悠久，民族內聚力甚強，所以各地畬歌音樂中仍頑強保留著相當多的民族共性特質，僅從音調結構上即可見出這點。各地畬歌的音調體系中，do mi sol(下簡稱Ⅰ型)與sol dore(后簡稱Ⅱ型)兩種音調均占有較大比重，此兩種音調與苗、瑤兩族的典型音調正相統(tǒng)一，可為這三族同屬山地民族音樂系統(tǒng)的一個鐵證，亦是畬歌民族特質的重要表征之一。
福建畬歌現(xiàn)存有五種不同音調形態(tài)，其中有兩種即以Ⅰ型構成。如霞浦縣、福鼎縣的商調式畬歌，實質上是以Ⅰ為基調行腔的。下例是一首霞浦縣的《陽春三月》

陽 春 三 月

例中商音的地位增強，但仍應視為在Ⅰ型結構外添進之音級，不過其使用價值逐漸增長罷了。五聲宮調式畬歌，也以Ⅰ型為基調，但其三度音mi常有微升現(xiàn)象，這種音律游移現(xiàn)象在苗歌中亦不鮮見。見下列源縣《十夜眠》:

十 夜 眠

據(jù)中國民歌集成卷編委會1983年編的第三卷中所收福建畬歌四十首分析統(tǒng)計歌腔運用情況，總觀福建畬歌之歌腔，無論Ⅰ型或Ⅱ型，大多都添加了商、羽二音，因而就形成了一些新的變化和一些新的特性音調，如dola sol mi re、do la la do等，都是富有特點的歌腔，往往與Ⅰ、Ⅱ型核腔交織、混合一曲，但Ⅰ、Ⅱ型也常保留原形出現(xiàn)于句尾、段中等重要部位，畬歌的原生色彩，仍可清楚顯示，并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浙江省有十四萬畬民，分布在景寧、云和、麗水、遂昌、泰順、文成、平陽、龍泉、武義、臨安、建德等二十多個縣市，大部分是明清時從福建的羅源、連江一帶遷徙過來的，也有小部分直接從廣東省遷來。由于浙江地處江南，交通便利，與漢族交往頻繁，受漢族民歌影響較多，表現(xiàn)在音調結構上，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特點。如do la sol mi即是浙江畬歌中最典型的歌腔，表面看來，其與Ⅰ型已相去甚遠，但仔細分析，其中的商音卻應視為后來加進并予以強調的音，其原生結構仍應理解為Ⅰ型。見下例：

對夜了，心不甘

建德

另如流行于文成縣的“文成調”,記譜反映出是由mido la三音構成，但因其中do的音實際演唱時常升高半音，已構成Ⅰ型結構，據(jù)畬歌研究專家樊祖蔭先生稱，這種音律移動的情況，“不僅一個歌手，一個地方如此，不同地方的不同歌手都是這樣唱法，成為一種規(guī)律性?！睋?jù)浙江省群眾藝術館1981年編印的《浙江民歌匯集》第五分冊《畬族部分》作分析統(tǒng)計，可見出浙江畬歌雖然受到漢族的影響，其民歌中已滲透了部分漢族民歌因素，但Ⅰ、Ⅱ型音調仍占很大比例，使畬歌仍然具有明顯的民族特色。